數字經濟的戰略選擇     董小英    2021年03月26日13:39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500年的文明變遷，可以發現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由技術革命來牽引的，紡織技術、蒸汽技術的創新引領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藉此超越了中國和印度這樣古老的農業文明。在比較近的時代，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美國通過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藉由“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的國家戰略，引領了數字信息技術產業的崛起，形成了對此前制造業的競爭力最強的日本的產業超越。

　　在國際競爭中，數字信息技術對全球格局下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仍然是一個充滿潛力的主導性力量。我們把這種數字技術叫做戰略通用技術，它會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通過和其他技術的組合，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的雲計算、大數據技術、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不斷迭代出創新的機制和模式，產生戰略性的影響。

　　數字經濟發展至今，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平台經濟的崛起，在全球的平台數字經濟發展中，中美平台企業的市值加在一起佔到世界的90%左右，歐洲隻佔到4%。全球主要的互聯網企業集中在中美兩國。這種競爭格局主要形成於3G到4G的通訊技術換代的機遇期，中美各自崛起了一大批移動互聯網公司，催生出了一系列共享經濟、移動交易、移動通訊社交服務等新的經濟形態。但不能因此過高估計我們的技術競爭力，而忽略背后更嚴峻的挑戰。在主要面向消費者的消費互聯網領域，中國發展非常迅速，但在工業互聯網方面，中國的發展水平仍然是落后於美國和日本，甚至落后於德國、韓國。在3G到4G的通訊技術基礎上崛起的新興企業，競爭主要在社交消費類互聯網上展開，而在以5G為核心基礎設施的未來數字經濟競爭中，將會在工業互聯網的層次上展開，這將是蘊含巨大商業價值和戰略意義的領域，成功把握這一戰略機遇。

新一輪數字經濟競爭

　　在最近十年，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都在大力推進再工業化與制造業回歸。2010 年，德國提出制造業智能升級的戰略構想。2013 年，德國正式提出“工業4. 0”的戰略建議。2013 年，美國通用電氣提出“工業互聯網”概念。圍繞這一概念，美國先后頒布《捕捉美國先進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加速美國先進制造業》和《美國制造創新網絡戰略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搶佔全球先進制造業制高點。

　　從德國的角度來說，他們在工業制造基礎方面是非常強的。但是德國有很大的焦慮，比如一個特斯拉的市值可能就超越了德國三大汽車公司的總和。所以它非常強調的數字化轉型。從美國的角度看，它在網絡空間具有主導性的優勢，這也是它為什麼以政府的力量來遏制華為，背后實際上是在網絡空間主導權的競爭。

　　但在過去30年經濟全球化趨勢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我國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處於價值鏈的低端，還有很多技術受制於人。在全球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陣營中，美國為第一陣營，德國、日本為第二陣營，中國為第三陣營。

　　美國的戰略是將網絡空間的優勢輻射到實體空間。德國的戰略是將實體空間的優勢延展到網絡空間。在新一輪制造業的國際競爭中，我國制造業則面臨著兩翼競爭。

網絡－實體系統

　　無論是工業4.0，還是工業互聯網，其中一個關鍵概念就是網絡－實體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CPS)。美國和德國將此視為實現制造業升級的關鍵。我們對CPS 的解釋是: CPS是連接技術、數據技術、通信技術、整合技術、智能技術和控制技術的綜合體系。它強調網絡空間和實體空間的深度融合，通過在網絡空間實現對實體設備和運行進程的感知、數字化採集、數據化集成、智能分析及預判，從而達到優化配置的目標，實現網絡空間與實體空間的自適應、自組織和自協調。以CPS為核心的智能制造體系，構成了對未來制造業的核心能力的要求：

　　1.實體空間數字化能力

　　數字化能力代表將實體空間要素（包括設備、移動終端、工廠、流程、服務等供應鏈中的所有環節）進行數字化呈現與連接的能力。數字化連接的廣度、深度和速度對未來制造業的運營效率至關重要。在CPS 連接體系架構中，由感知設備（如傳感器、感應器、分布式控制器等）、嵌入式計算設備（如分布式控制器）、企業制造控制系統將過程中的行為和狀態以數字化的方式呈現，當信息基礎設施配置在適合的時空位置時，數字可以脫離實體載體存在，在網絡空間實現即時聚集、整合和傳播，大大改變了嵌入在設備、流程、生產、物流和服務過程中的信息的採集、加工、處理和傳播方式，逐步實現萬物互聯。

　　2.網絡空間數據整合分析能力

　　實體空間要素被數字化通過信息基礎設施傳輸被集成到網絡空間，網絡空間的能力有兩個層面，一是對數據進行集成分析后增值的能力，二是在大數據基礎上發展人機智能的能力。掌握這兩種能力的企業演化為新型平台企業和數字生態系統。從增值能力方面看，在信息中心匯集海量信息的基礎上，每台互聯機器的信息都被推送到此並形成機器網絡，通過數據挖掘和分析可以對每台機器狀態進行對比和洞察，由此，機器具有了自我比較能力。每台機器的表現都能在整個體系中進行排序和比較，通過記錄機器運行的歷史數據和對數據的追溯比較，預測機器未來的狀況。資源集成主體通過網絡空間集成信息的能力對實體空間進行管控，掌握領先集成資源的組織能夠整合其他資源。從人機智能方面看，隨著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等認知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掌握數據資源的組織， 具有模擬與綜合集成、遠程可視化、協同診斷的能力，計算機智能擁有了全面監控系統的知識和能力，同時能幫助實體空間做出正確決策。由於網絡層資源密度帶來的信息集成廣度、深度和速度優勢，認知層的智能決策能力大大超越了實體空間人類的決策能力，由此構建核心競爭優勢。

　　3.網絡—實體空間交互能力

　　在認知層的指導下，智能系統從網絡空間將信息反饋給實體空間，通過指導性控制使機器具有自適應和自配置能力，機器通過彈性控制系統（RCS）做出修正性和預測性決策。包括傳統生產順序的改變﹔通過軟件實現並行工程開發和商品制造的提速﹔地點配置是指數字化和網絡改變了地點的概念，使生產企業與消費者、合作伙伴、供應商之間建立全球網絡，消費者和使用者有機會參與到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的價值共創過程中﹔形成價值網絡和商業生態。CPS實現了對不確定信息的實時、可靠處理，動態資源與能力的有機協調，對環境的自適應控制，構建高度自主感知、自主判斷、自主調節和自治能力，能夠實現虛擬世界和實際物理世界的互聯與協同。在匯集海量數據和智能分析的基礎上，CPS 可以最大化地實現其戰略、商業和應用價值。

數字經濟轉型

　　數字經濟的轉型切入點主要在什麼地方？我們最近新出的一本書叫《變數：中國數字企業模型及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其中提出了中國數字經濟的基本架構。在這個架構裡面，首先是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第二，是數字化社會，就是社會相關領域的數字化應用。第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板塊是數字經濟的戰略基礎設施的構建。

 

 

 

 

　　數字經濟轉型能給國家帶來些什麼？當前很多地區發展數字經濟的方式，主要是搞產業園，批土地，運作開發，這不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並非進行實體資產的投入，而是通過技術的改善和投入來連接現有的實體資產並優化其使用及管理，實現資產的優化配置和合理有效使用。比如說數字產業園區、數字政府機構、數字房地產。滴滴，通過開發數字平台來連接所有的出租車、出行車輛，改善匹配解決供需矛盾的問題。數字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技術賦能現有的實體資產，來改善現有資產的匹配和應用效果，提高其整體運營效率，使得它可以在供需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可以高效的、動態的進行適應和組合。

　　現在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美國的43%，但這種差距主要並非體現在實體資產上，而是體現在配置效率上。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中不能歸因於有形生產要素的增長部分，用來衡量除去有形生產要素以外的純技術進步和技術應用，引發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生產率的增長。要縮減這種差距，需要通過持續的技術投入，特別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來改善經濟的運行效率、提升社會的管理水平這一實踐就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

　　推進數字經濟關鍵是什麼？首先是戰略定位，不論是對企業、政府還是城市發展，把數字經濟擺在怎樣的戰略定位上。在企業的層面，我們調研的很多領先企業，把數字化轉型擺到了首要位置上。在政府層面上，數字化轉型，一定是一把手工程。因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必然觸動利益格局。像浙江省把1000多個政府部門的信息進行整合，打破政府部門的信息孤島。在這次疫情期間，通過政府的信息共享，能夠精准地了解中小企業的信用情況，通過這個平台發放了1000億貸款，給中小企業賦能。這裡面最難的是政府部門信息的牆必須要打破，必然由上至下的高度重視。其次是投入，數字化轉型需要長期連續的大力度投入，需要人才、資源配置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是一場持久戰和馬拉鬆，而不是短期的風口與權宜之計。■

　　（董小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此文系作者2020年10月13日在民革北京市委、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主辦，民革北京市東城區委承辦的第二屆“中山論壇”上的演講稿/責編　張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