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共商國是         2021年03月24日10:3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革成功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稱“四方會議”），將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完成了整頓和發展地方組織的工作，這些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組織，執行與完成各項任務提供了保証，也為民革黨員在新中國發揮應有的作用創造了必要的組織條件。

參加國家政權

　　民革之所以與中國共產黨一道擔負起治理國家的歷史重任，參加國家政權，與新中國建立初期民革自身的特點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爭中，民革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在籌備和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民革與各民主黨派一樣公開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表示要在中共的領導下，為實現《共同綱領》、建設新中國而奮斗。因此，民革有基礎、有條件與中共繼續親密合作，積極參加新政權，在新中國建設中發揮作用。

　　許多民革領導人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重要領導職務。民革主席李濟深，名譽主席宋慶齡在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多位民革領導人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接受任命：譚平山為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何香凝為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李德全為衛生部部長、朱學范為郵電部部長、余心清為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和國家典禮局局長、李世璋為監察部副部長、李任仁為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陳其瑗為內務部副部長等。隨后，政務院政治法律、人民監察、財政經濟等委員會先后舉行成立會議，許多民革黨員擔任了相關職務，如朱學范、錢昌照、梅龔彬、李民欣等人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柳亞子、陳此生、李德全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此外，一大批民革、民聯和民促成員參加了各地新成立的軍政委員會，為接收國民黨政權和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

　　在中共各級黨委的大力支持下，擔任各級政府領導職務的民革成員，與中共黨員干部緊密配合，大膽開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政績。例如，何香凝擔任國家僑委主任時年已古稀，但為開展新中國的僑務工作，她以年邁之身帶領廣大僑務工作者秉持“全心全意為僑胞服務”的方針，探索破解僑務工作難題的辦法，制定了“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僑眷、歸僑政策，極大地激發和調動了僑胞熱愛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熱情。她還倡議創辦華僑農場，不僅解決了歸僑安置問題，而且把歸僑經營熱帶經濟作物的特長發揮出來，引進了不少如橡膠、胡椒、咖啡等熱帶和亞熱帶經濟作物，促進了我國橡膠等工業生產的發展，支援了國家的經濟建設。

　　再如，朱學范出任郵電部長時，郵電基礎設施建設十分落后，全國僅有31萬市內電話，25%的縣城沒有郵政局，從北京寄到拉薩的信要繞道印度才能送到，大部分縣沒有電信局。而此時，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都需要郵電通信來傳達政令，溝通信息，推進工作。朱學范帶領郵電工作者，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依靠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與支持，充分發揮郵電部門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經過三年努力，初步建成溝通全國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統，基本保証了通信需要，為建設和發展新中國的郵電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同何香凝與朱學范一樣，在各級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民革同志，都在中共的領導下，竭智盡力，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獻其綿薄。民革及其他民主黨派參加國家各級政權工作，不僅使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的政治局面得到了真正的實現，而且也是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揮監督職能，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制定的根本標志。

參與國家建設

　　中國共產黨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一般都要通過人民政協及其他形式，與各民主黨派進行協商，聽取意見和建議。新中國成立初期，民革成員文化程度較高，在為國家獻計獻策方面具有知識儲備方面的優勢。據1950年上半年的統計數字，民革全黨1600多名黨員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佔61.6%，受過中學教育的佔22.2%，軍校出身的佔16.4%，小學畢業的佔0.8%。不僅如此，民革成員分布范圍較廣，工商、金融、醫藥衛生、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有民革成員，這也為民革在不同的領域裡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廣闊天地。他們運用自己的學識，積極參與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政權管理，在克服建國初期的財政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充當“參謀”和助手，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期擔任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負責人的錢昌照，在建國之初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財經委）委員兼中央財經計劃局副局長，分管工業和交通。他為了做好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工作，不僅注意搜集各方面的資料，還多次向蘇聯顧問費多羅夫了解該國制定五年計劃的情況，並將每次談話記錄都送給財經委主任陳雲審閱參考。在計劃局工作期間，錢昌照還就加強地質調查、弄清資源情況、加強統計工作、積累重要資料等問題，向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提出了很多建議。為了改變當時計劃局工程技術力量薄弱的狀況，錢昌照還從華東調進一批技術人員，並“舉賢不避親”地向陳雲同志引薦了民革成員孫越崎等專家到京工作。

　　建國初期，由於缺乏基本建設的經驗，很多基建投資沒有經過設計，隻憑熱情和願望，就動了工，結果導致很多項目翻工重建，不但耽誤了時間，還使國家建設資金蒙受了重大的損失。孫越崎擔任財經委計劃局副局長后，為了搞好新中國的基本建設，他帶領計劃局的同志們制定了《基本建設工作程序暫行辦法》，規定了在基本建設中進行勘探、設計、施工、驗收等應該遵循的規程，成為全國基本建設的規范。為引起各方的重視，孫越崎還專門撰文《沒有工程設計就不可能施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公開發表，明確指出，“施工必先有設計”，“建設是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具體路程，是百年大計的工作……其質量的高低和價值的大小，都是由設計的好壞來決定的。所以設計工作是基本建設施工以前的重要關鍵”。他在文章說指出，一般的計劃只是說明“做什麼”並不能說明“怎麼做”，必須有了設計，才能解決“怎樣做”的問題。這篇社論發表后，政務院很多單位紛紛請他去作關於基本建設的報告，對推動新中國基本建設的規范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民革還積極從理論上探討如何促進新中國各項建設。1953年，民革中央成立理論政策研究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理論、國家的本質、憲法及民主選舉以及民革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在主任委員邵力子，副主任委員許寶駒、李世璋和朱學范的帶領下，民革中央理論政策研究委員會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提出了提倡節制生育的建議。邵力子還在報紙上撰文呼吁加強節育技術的研究和推廣，並自費印制相關知識手冊進行宣傳。

　　建國初期的很多重大決策是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有民革和其他黨派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慎重協商而決定的。在決策討論過程中，民革與其他民主黨派一起，研究和討論了許多重大問題。在這些議題的研究過程中，民革中央發動黨員集思廣益，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為恢復國民經濟作貢獻

　　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決定在三年內集中力量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民革中央積極擁護中共的經濟建設方針，動員黨員利用廣泛的歷史和社會關系，緊密配合各級人民政府，投身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去，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民革不但薈萃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在經濟上也擁有較雄厚的實力。新中國成立初期，民革成員中有24.9%是工商界、文教界及其他在職人員，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殷實的實業家和資本家及政治家，動員他們參加經濟恢復和建設，不僅能發揮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還可以運用他們所掌握的企業和資金為發展經濟、支援抗美援朝等直接發揮作用。

　　為了消除貨幣危機，彌補財政赤字，穩定物價，解決國家暫時性的困難，民革中央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發表了擁護“一九五零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及“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聲明，明確表示：“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發行，確切地符合著‘公私兩利’的原則，我們完全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這一決定，並願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響應政府戰勝財產困難與爭取物價穩定的號召而奮斗。”

　　民革中央通知各級組織於政府正式宣布折實公債發行日期時積極發動黨員購買、宣傳及推銷。為討論擴大宣傳辦法及使黨員干部進一步了解中央政府財政政策之健全的內容與革命的意義，民革中央還召開擴大座談會，王昆侖在會上作了題為《為穩定物價平衡收支執行概算推銷公債而斗爭》的報告，總結了人民解放戰爭過程中經濟財政的特點，分析了近來物價波動的形勢和影響，闡述了物價波動的主要原因與基本性質，傳達了人民政府穩定物價、平衡收支戰勝困難的對策。他動情地號召：“我們隻有堅定信心，以樂觀的精神，嚴肅的態度，為穩定物價平衡收支，執行概算，推銷公債而斗爭！”

　　此后，民革以實際行動投入購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運動中。民革中央號召各地分會或分會籌備委員會協助人民政府推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指示“在京中委在李主席領導之下，定於本月十日上午十時集體前往前門大街一號人民銀行親自認購”。1950年1月10日，首都共售出91852份，民革中央領導人李濟深、譚平山、蔡廷鍇、蔣光鼐等16人購買1496份。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要求“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調整工商業”的方針政策，並號召“協力渡過暫時困難”。民革和其他民主黨派一起熱烈響應，表示“擁護中共中央發布的慶祝五一勞動節口號”，“少數工廠商店停業與部分失業現象”是經濟改造恢復過程中必然要經過的痛苦，只是暫時的現象。隻要工商業得到合理的調整，國營和私營經濟配合發展，工商業不久便可以根本好轉，大步向前發展。

　　李濟深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也就這一政策作出積極響應，指出“調整公私企業，實現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是中央人民政府在物價穩定后正以全力推行的重點工作”，“為我們國家和人民服務的工商企業，政府都將盡力加以保障或扶助”。

　　面對國家的新形勢與新任務，民革二屆三中全會號召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積極投身國家建設，並動員、組織、教育全黨黨員及所聯系的群眾，響應祖國的號召，個人在工作崗位上服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搞好業務，搞好團結，搞好統戰工作，爭取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任務。在民革中央的帶動下，各級組織和成員，積極投入國家建設，在文教、科技、醫藥、財經等各項事業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這一時期，民革黨員被評為模范和優秀工作者的有500多人。

為祖國和平統一而努力

　　1953年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從反共需要出發，積極拼湊以新中國為主要遏制對象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反共軍事集團，對中國大陸形成威脅。面對台灣海峽的復雜局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要破壞美國跟台灣訂條約的可能，還要想一些辦法，並且要作宣傳。”

　　1954年8月20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58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針對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美國庇護下逐步強化同大陸對峙的形勢，周恩來在會上就目前國際局勢、外交政策和解放台灣的任務等問題作了報告。8月22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解放台灣聯合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庄嚴地向全世界宣告，“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決不容許美國侵佔，也決不容許聯合國托管”，申明“解放台灣……是行使中國的主權，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干涉”。《宣言》充分顯示了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對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政策的堅決支持和積極擁護，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國人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決心和信念。

　　隨后，民革領導人李濟深、朱學范、唐生智、鄧寶珊、裴昌會等人先后發表書面意見，一致贊同《宣言》，表示要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從各方面加強工作，決心為解放台灣的神聖任務而奮斗到底。參與此次政協會議的民革中央委員一致認為，民革當前的任務應和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偉大任務密切聯系。

　　隨著國內大規模的和平建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統一台灣的新方針。民革中央立即響應並支持這一方針。朱學范提出在即將召開的民革三大上作出一個有關解放台灣問題的決議，李濟深當即表示：“不僅要作決議，還要發表《告台灣軍政人員書》。”在民革三大上，李濟深在報告中結合民革的特點，要求成員與所聯系人士，通過廣播、寫信和其他有效方式，向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闡明新中國的寬大政策。1956年2月29日，民革三大發表《告台灣軍政人員書》，向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發出深情呼喚：

　　“曾經擁護過孫中山先生的人們！中山先生生前的理想在我們祖國裡，已經完全實現……如果你們也還紀念著中山先生，你們就應當及早回來，和我們一同去春秋祭掃。

　　“回來吧！拋棄親人遠離故土的人們！自己的家鄉有溫暖的生活，自己的親人在殷切盼望﹔隻要你們還不願意終身流落，埋骨他鄉，那麼台灣和大陸不過一海之隔，並不是通航無路。

　　“祖國向你們召喚，愛國主義旗幟在你們面前飄揚……為國家、為自己，你們應該當機立斷！”

　　民革很多成員和所聯系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人的親屬在台灣，與台灣各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許多同志提出，應該發揮民革在溝通兩岸關系方面的獨特作用，迅速成立對台工作機構以便開展對台廣播，進行宣傳政策等工作。李濟深表示，“對國民黨的工作，一直是我們民革的首要工作”，“現在中共中央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我們更應有所行動”。

　　1957年2月18日，民革中央成立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張治中擔任主任，並親自撰寫了《台灣應主動拋棄美帝》《告逃在台灣的人們》等文章，熱切呼喚據守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中華民族的統一、中國領土的完整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民革各級組織發動成員和所聯系的人士撰寫稿件，宣傳政策，向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介紹祖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闡明“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的道理，為和平統一台灣貢獻了民革的一份力量。■

　　（本文由民革中央宣傳部黨史處提供/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