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建設的基本經驗及思想建構     周全德    2021年03月23日17:3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建設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在歷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和正確領導下，我國社會建設適時起步、有序開展、健康發展，積累了以下基本經驗：

 一是在改革開放的鮮活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標志的科學發展新理念，並且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奮斗目標，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這一根本點上，歷屆黨中央和國務院是一以貫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特別強調：“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中共十二大報告重申，“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關心群眾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任何時候也不應當忽視”。從1983至2012年，在不斷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黨和政府始終把代表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這種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進一步強化“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並且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緊密結合、融會貫通。

 二是深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不斷調整和優化社會結構、調整及創新社會政策，以實現社會資源和機會在全體人民中公正合理的配置，從而激發社會活力、增強社會團結、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事關社會結構能否得到合理建構、社會利益關系能否得到適時調整、社會資源和機會能否得到公平合理配置、社會政策能否得到創新完善、社會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維護等社會運行及發展的大局。正是在深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進程中，我國總體上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社會體制機制得以逐步建立，並且初步形成了分工合理、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體系，以及權利、機會、規則更加公平合理而又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主導、覆蓋城鄉、便捷適用、增能長效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政事分開、管辦分開、事業和產業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的社會事業發展體系，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系。

　　社會結構涉及階層、人口、家庭、城鄉、區域、就業、消費、收入分配、社會組織等方方面面，不斷調整和優化社會結構，是保証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通過不斷調整和優化社會結構，近些年來我國中產階層隊伍持續擴大，收入分配逐漸趨向公平合理，城鄉、區域等發展差距逐步縮小，家庭發展能力大幅提升，社會組織發育壯大。調整及創新社會政策，實乃消除社會隔閡、推動社會融合、促進社會公正的必然選擇。通過對就業、住房、文化、教育、人口、收入分配、醫療保健、養老保障、婚姻家庭、民族宗教、社區建設及社會公共環境改善等方面一系列社會政策的調整及創新，不僅依循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方式，持續提高了我國人民的總體社會保障程度和社會福利水平，而且遵照維護社會公正、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思路，適時調適和完善社會關系，營造了齊心協力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的良好社會環境及心理氛圍。

 三是將黨的領導、政府主導貫徹到社會治理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將社會協同、群眾參與、法制保障作為社會治理的關鍵環節環環相扣，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多元主體協力善治的社會治理格局，為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系統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供堅實有力、經久不衰的制度保証。

　　早在1992年初春那次著名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就設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歷經數屆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集體的不懈努力，時至今日，伴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全國全面、深入、持續的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及治理方式業已基本形成。其主要表現是：在建立綜合的領導協調機制、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等活動中，各級黨委充分發揮了自身的領導核心作用﹔在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著力推動政府、市場、社會分工合作、優化整合政府資源以高效投入公共社會服務等工作中，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在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社會管理服務職能履行及其網絡服務平台建設中，社會各方的協同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在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建立健全、村（居）民自治發展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及平台建構等基層社會治理活動中，公眾參與的基礎作用適時得到彰顯﹔在社會管理領域立法、執法工作有序較快進展中，法治的保障作用明顯得到體現。

　　四是在積極應對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及努力化解各類社會問題過程中，不斷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並且在人口流動規模化、利益多元化、社會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復雜環境條件下，以法德並舉、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維穩與維權相結合等方式途徑，致力於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社會化、法制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的提升。

　　通過對現階段我國既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同時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設既有生機活力又和諧有序的公正社會之歷史重任的科學預判，各級黨委和政府一直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心任務分外重視，尤其是在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規范管理、風險管理、智慧管理、應急處置密切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方面，付諸巨大努力。譬如，對於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著力於解決這一龐大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以及努力破解如何增強社會融入、擴大社會參與等難題﹔對於老弱病殘貧等特殊人群的服務管理，在思想上行動中特別重視建立完善社會關懷幫扶體系﹔在社會矛盾的排查、預防、化解方面，在機制建設以及專業化、社會化、精細化服務管理上下功夫﹔在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不斷推動治理重心下移，促進了政府、社會、居民良性互動和合作效能﹔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中，以科學理性與人文關懷情感結合的方式手段為人們減壓釋負，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竭盡其能﹔在健全社會公共安全體系、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中，將大力增強社會風險意識、持續提升各種社會風險應對的能力水平作為重點常抓不懈，事半功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建設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指導下，全國人民在社會建設的鮮活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提煉智慧，逐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且比較全面、系統、規范、科學的社會建設思想。這種思想建構集中體現在四十年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一系列經典文獻，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當然，其中也凝聚著諸多思想理論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探索。

 一是兩大文明建設理論中均蘊涵社會建設的思想萌芽。在改革開放初期，黨和政府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大文明建設的總任務。在物質文明建設中，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衣食住行等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無不與社會建設息息相關。而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科學教育、文學藝術、醫療保健、衛生體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事業的發展程度，與其相應的基礎設施、發展規模、服務質量，以及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管理方式等，則與社會建設密切聯系。當然，在這一較長的時期內，完整意義上的社會建設概念尚未形成，人們多半從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的視角而較少從社會結構轉型發展的視角，看待社會的矛盾、沖突、問題及其管理、調適和疏解，並且其關注點往往聚焦在變革生活方式、完善社會關系、端正社會風氣、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

　　二是和諧社會建設理論中蘊涵社會建設思想的核心元素。在改革開放發展時期，伴隨各種新的社會矛盾沖突及問題的浮出水面，以及社會發展指標進入國計民生的頂層設計層面，以“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核心價值取向的和諧社會建設理論體系應運而生。其中，無不蘊涵調整優化社會結構、公正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機會、調適完善社會關系、創新發展社會政策、更新轉變社會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培育健全社會心態等社會學思想的核心元素。和諧社會建設的理論基點是把改革開放與科學發展看作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這與社會建設的思想指向即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完全吻合。當然，由於一些特定條件的局限，這一時期作為獨立形態且具有自身鮮明特征的社會建設思想尚未系統化、規范化和學理化。

　　三是社會建設思想體系的基本形成和全面發展。自中共十七大以來，伴隨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各種新的社會矛盾沖突及問題更加凸顯，各種顯性或隱性的社會風險及挑戰日漸增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呼聲日益強烈，與之相應地社會建設的內涵不斷豐富且外延不斷擴大，在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中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開始等量齊觀，以后又發展至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

　　與此同時，我國社會建設思想體系已經基本形成。這一思想體系的學理基礎是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社會互構論。社會運行論主張以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看待社會運行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及問題，並主張通過社會整合、社會融合、社會參與、社會互動等方式手段，去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社會轉型論揭示伴隨社會結構轉換、運行機制轉軌、利益關系調整和思想觀念轉變，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必然發生明顯的變化，而這些均需要以科學合理的方式途徑進行社會調適。社會互構論則探討在社會快速轉型期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變化和發展，並且側重於從雙向性、多維度著手調適兩者之間的關系。社會建設思想體系的主體，由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一系列思想觀點所構成，其中不僅衣食住行、求學求職、婚姻家庭、人口生育、醫療保健、養老保障、食品安全、生活環境、心理健康、幸福指數等基本民生問題盡數在列，而且涉及階層狀況、收入分配、社會政策、社會服務、社會安全、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區管理、城鄉治理等方方面面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社會建設的這兩大板塊被擺到黨和政府工作更為突出的位置，其思想建構相應地全面展開，諸如公平正義社會構建、公共服務社會化和均等化、社會政策托底、社會治理創新發展、鄉村善治、共治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理性平和及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之類的理論話語，可謂俯拾即是。尤其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建設的系列論述中，充滿中國文化智慧及對社會建設中國經驗的理論提煉﹔其思維觸角遍及民生建設和社會治理工作的全過程及各方面，其理論視角達致宏觀、中觀、微觀的有機統一，其思想觀點與社會建設具體實踐高度契合，從而致使中國特色的社會建設思想體系更加全面、系統、規范和科學。■

 （周全德，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革河南省委會人口環境和資源委員會副主任/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