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晶：新時代浙江省民革機關干部核心能力的坐標構建         2025年11月05日16:34

2025年是民革履職能力建設年。民革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委會主委吳晶近日撰文，結合民主黨派前輩的優良傳統和工作作風，聚焦於民革工作實際需要，論述新時代民主黨派機關干部核心能力的構建。

校准傳承刻度 鍛造履職標尺——新時代浙江省民革機關干部核心能力的坐標構建

民革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委會主委 吳晶

民主黨派是多黨合作事業的重要參與者，機關干部就是黨派履職的“排頭兵”“操盤手”，隊伍素質怎麼樣，直接關系到參政議政能不能出實招、民主監督能不能見實效、社會服務能不能暖民心。本文結合民主黨派的歷史傳統、先輩故事，就“新時代民主黨派機關干部必須具備哪些素質”，對標對表、找准方向。

第一，政治忠誠是“定盤星”，得像先輩那樣“鐵心跟黨、矢志不渝”

我們常說“旗幟鮮明講政治”，對民主黨派干部來說，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從骨子裡透出來的信仰，是跟著先輩們的腳步走出來的傳統。民革的創始人之一李濟深先生，早年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但他看到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腐敗，看到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毅然選擇站到人民這邊。蔣介石多次用高官厚祿拉攏他，甚至把他軟禁在南京，可李濟深先生怎麼說？他說，“我李濟深隻認民族大義，不認個人權勢”。后來他秘密聯系中國共產黨，冒著掉腦袋的風險，牽頭成立民革，就是要跟著共產黨一起，為推翻獨裁、建立新中國出力。直到1959年他臨終前，還拉著身邊人的手囑咐“一定要跟著共產黨，把國家建設好”。

民盟的張瀾先生，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當局想讓他“少管閑事”，給他送錢送房，他一概拒收，反而在重慶創辦學校，公開宣講團結抗日、民主建國的主張。特務們威脅他“再不聽話就不客氣”，張瀾先生拍著桌子說“我都快80歲了，怕什麼？只要能為國家爭民主，為百姓爭太平，我這條老命算什麼”。

先輩們用一輩子証明了“跟黨走”不是一時的選擇，而是歷經考驗的堅定信念。現在我們不用像先輩那樣面臨生死考驗，但政治忠誠的要求一點沒減。比如遇到一些社會熱點問題，網上有各種雜音噪音，能不能站穩立場？比如在參政議政中，能不能始終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提建議，而不是搞“標新立異”？比如有位干部調研鄉村振興，一開始想聚焦“農民養老問題”，后來發現黨中央正在推進“農村互助養老試點”，他就及時調整調研方向，重點研究“如何讓試點政策在咱們這裡落地見效”，最后形成的提案被列為重點提案，這就是講政治的具體體現。

所以說，政治忠誠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在事上”。一要學深悟透理論，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明白，知道黨在想什麼、國家要干什麼﹔二要站穩政治立場，不管什麼時候，都要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做“兩面人”、不搞“小動作”﹔三要把准履職方向，參政議政要扣住“國之大者”，民主監督要盯著“民生實事”，讓咱們的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方向走。

第二，履職本領是“硬支撐”，得像先輩那樣“求真務實、善解難題”

民主黨派干部是“為黨分憂、為民解愁”的“參謀”，要是沒點真本事，提案提不到點子上，建議說不到關鍵處，那就是“佔著位置不干活”，對不起先輩打下的基礎，也對不起老百姓的期待。

民革先輩朱學范先生一輩子跟“勞工”打交道，早年在上海當郵差，看到同事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工資還不夠養家，有的工友生病連藥都買不起，他就暗下決心“要為勞工爭權益”。為了摸清情況，他每天下班后不回家，揣著個小本子，跑遍上海的大小工廠，跟工人一起吃窩窩頭、住工棚，記錄下“工人每天喝的是渾水”“機器沒防護，每月都有人受傷”這些真實情況。后來他組織工會，帶著工人跟資本家談判，硬是把“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標准”給爭了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勞動部部長，還是保持著“蹲點調研”的習慣，跑到東北的煤礦，下到幾百米深的井下，跟礦工一起挖煤，了解他們的工作難題，最后推動制定了《礦山安全條例》，讓百萬礦工的安全有了保障。朱學范先生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解決問題的權”，這句話到現在還是我們履職的“金科玉律”。

農工黨先輩盧嘉錫先生，他是著名的科學家，當年國家要搞“兩彈一星”，他主動請纓參與科研攻關。為了算出一個關鍵數據，他帶著團隊在實驗室裡熬了三個多月，每天隻睡三四個小時，鉛筆用了一捆又一捆，草稿紙堆得比桌子還高。有次實驗遇到瓶頸，有人勸他“算了，跟國外買個現成的技術吧”，他說“咱們是民主黨派成員，也要為國家爭口氣，外國人能做到的，咱們中國人也能做到”。最后硬是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技術難關，為“兩彈一星”成功作出了貢獻。

先輩們的履職本領，不是天生的，是“干出來的”“鑽出來的”。現在我們的履職條件比先輩們好多了，但“求真務實”的精神不能丟。比如有的干部寫提案，坐在辦公室裡搜搜資料、拼拼數據，就把提案交上來了，結果到了基層一看，跟實際情況差了十萬八千裡。例如有支部搞“老舊小區改造”調研，有位干部一開始也是靠網上查資料寫了初稿，后來領導讓他“去小區住三天”，他才發現“老人上下樓難”不是因為沒裝電梯，而是電梯裝了沒人管，維修基金跟不上﹔“停車位不夠”不是因為小區太小，而是有商家佔了公共車位。后來他重新調研，提出“建立電梯維修基金共享機制”“規范小區車位管理”的建議，很快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採納。

所以說，提升履職本領，關鍵要做到三點：一是“會調研”，不能“走馬觀花”，要“解剖麻雀”，像朱學范先生那樣“跟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把真實情況摸清楚﹔二是“善分析”，調研回來的材料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找到問題的根源，不能“看到什麼說什麼”﹔三是“能落地”，提建議要考慮“能不能辦”“怎麼辦”，像盧嘉錫先生那樣“既懂專業，又懂實際”，讓建議變成政策、變成實效。

此外，錘煉履職本領還須具備“三種能力”，即學習能力：要主動學習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專業知識，避免“提建議時不懂政策”的尷尬。溝通能力：在調研時，要學會“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交流”，避免說“官話、套話”﹔在協商時，要善於“傾聽不同意見”，既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也要尊重他人的想法﹔在推動政策落實時，要學會“協調各方力量”，爭取支持。創新能力：面對新問題，要敢於突破“傳統思維”，用新方法解決新矛盾。唯有如此，才能將先輩的履職擔當轉化為新時代干部的“硬脊梁”，讓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真正成為推動民生改善、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為民情懷是“暖心劑”，得像先輩那樣“心系百姓、枝葉關情”

民主黨派從成立那天起，就跟老百姓的命運綁在一起。先輩們搞革命、干事業，不是為了自己當官發財，而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種“為民情懷”，是民主黨派的“根”和“魂”，也是民主黨派干部必須有的素質。

民革先輩何香凝先生是著名的畫家，一輩子都在“用畫筆為百姓發聲”。抗日戰爭時期，看到前線將士缺衣少食，她把自己珍藏的字畫、首飾全賣了，換成棉衣、藥品送到前線，自己卻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吃著咸菜稀飯。有次她去慰問傷員，看到一個小戰士腿受了傷，還在念叨“想回家看看爹娘”，她當場就哭了，后來專門給這個戰士畫了一幅《母子圖》，還寫信幫他聯系家人。新中國成立后，她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還是經常往基層跑，看到農村孩子沒學上，就呼吁“要重視農村教育”﹔看到老人沒人管，就建議“建養老院”。何香凝先生常說，“我是老百姓的女兒，老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這句話現在聽來還是特別暖心。

致公黨先輩陳其尤先生，早年在海外經商，看到華僑在國外受欺負，沒人撐腰，他就組織華僑社團，為華僑爭取權益。有次一個華僑在東南亞被當地警察無故關押，陳其尤先生親自去領事館交涉，跟對方據理力爭，整整僵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終於把華僑救了出來。后來他回國參加革命，還是念念不忘華僑的困難，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致公黨中央主席，推動成立“華僑服務站”，幫助華僑解決回國定居、子女上學等問題，很多華僑都說“陳先生是咱們華僑的‘貼心人’”。

先輩們的為民情懷，不是“喊出來的”，是“做出來的”。現在的工作條件好了，但“心系百姓”的初心不能忘。比如搞社會服務，不能“送點米、送點油就完事了”，要像何香凝先生那樣“了解百姓真正需要什麼”。比如去鄉村送健康搞義診，不能隻停留在給老人量血壓、測血糖。還有幫扶的貧困村，也不只是送錢送物，而是志智雙扶，規劃和建設並舉，產業和就業齊抓，讓老百姓日子越過越紅火，這就是“真為民、辦實事”。

所以說，涵養為民情懷，要做到三點：一是“心裡裝著百姓”，常想“百姓需要什麼”，而不是“我想給什麼”﹔二是“腳下沾著泥土”，多去基層走一走、看一看，跟百姓交朋友，聽百姓說心裡話﹔三是“手上辦著實事”，不管是參政議政還是社會服務，都要盯著“百姓的急難愁盼”，干一件成一件，讓百姓真正感受到溫暖。

第四，團結協作是“黏合劑”，得像先輩那樣“互幫互助、包容謙讓”

機關是個集體，干工作靠的不是“單打獨斗”，而是“眾人拾柴”。這一點，民主黨派的先輩們早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們當年搞革命、建組織，靠的就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團結精神——他們不計個人得失，不搞派系之爭，在民族大義面前放下“個人恩怨”，在共同目標面前擱置“意見分歧”，這種“以團結促事業，以協作求發展”的胸懷，為新時代機關干部涵養團結品格提供了寶貴借鑒。

何香凝先生與宋慶齡先生的深厚友誼，以及她們在民革建設中的協作精神，堪稱“團結互助、相互補台”的典范。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時，何香凝先生擔任中央副主席，宋慶齡先生雖未直接任職，卻始終是民革的“精神支柱”與“堅強后盾”。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民革黨員進行迫害，何香凝先生的住所被特務嚴密監視，行動受限，連日常傳遞文件都面臨風險。宋慶齡先生得知后，主動提出“將我的寓所作為秘密聯絡點”，她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多次在寓所接待民革黨員，幫助傳遞《民革宣言》等重要文件，還親自將文件藏在書籍中，委托可靠的朋友送往解放區。有一次，民革計劃出版《民革周刊》宣傳民主理念，卻因經費短缺難以啟動，何香凝先生四處籌措仍杯水車薪。宋慶齡先生得知后，悄悄變賣了自己珍藏的幾件古董，將錢款送到何香凝先生手中，還特意叮囑“不要對外聲張，我們做這些都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名聲”。1949年，兩人一同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婦女權益”條款時，何香凝先生提出“要明確婦女享有平等就業權，禁止用人單位歧視女性”，宋慶齡先生立即補充建議“應同步建立婦女兒童保護機構，為受害婦女提供法律援助”，兩人的建議相互補充、彼此完善，最終被完整納入共同綱領。何香凝先生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慶齡是我的戰友，更是我的親人，我們沒有為個人爭過一句話、搶過一件事，因為我們心裡都裝著同一個目標——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在民革的歷史上，程潛先生與陳明仁先生在湖南和平起義中的協作，更是“不計得失、相互補台”的生動寫照。1949年，程潛先生擔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陳明仁先生擔任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兩人雖分屬國民黨不同派系，早年還因“軍隊編制問題”有過隔閡，但在“和平解放湖南”的共同目標面前，他們毅然放下分歧，結成了最堅定的同盟。當時，國民黨當局已察覺兩人的“和平傾向”，派特務嚴密監視，還多次發電報“命令陳明仁進攻解放軍”。程潛先生深知陳明仁的處境——若公開拒絕命令，可能會被特務暗殺﹔若服從命令，又會讓湖南陷入戰火。於是，程潛先生主動找到陳明仁，提出“由我出面與中共地下黨聯絡，你負責穩住軍隊、防范特務，我們分工協作，共擔風險”。為了讓陳明仁沒有后顧之憂，程潛先生還特意將自己的兒子送到陳明仁的部隊中，說“我的兒子和你的士兵一起，若出了意外，我與你共進退”。陳明仁先生深受感動，立即調派自己最信任的警衛營保護程潛先生的住所，還以“部隊演習”為名，將特務監視的兵力調離，為程潛先生與中共地下黨聯絡創造條件。起義前夕，國民黨當局派專員到長沙“督促作戰”，陳明仁先生假意應承，暗中卻與程潛先生制定“起義細節”——程潛先生負責起草《湖南和平起義宣言》，陳明仁先生負責控制長沙周邊的軍事據點﹔程潛先生聯絡地方士紳“穩定民心”，陳明仁先生則處理“不願起義的軍官”，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1949年8月4日，程潛與陳明仁聯合發布起義宣言，湖南和平解放，避免了數十萬百姓遭受戰火涂炭。起義后，陳明仁先生主動提出“由程潛先生擔任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自己擔任副主席”。有人問他“你手握兵權，為何願意屈居副職”，陳明仁先生回答：“我起義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湖南百姓。程先生德高望重，由他領導，才能讓湖南更快穩定，這比我個人的官位重要得多。”

新時代的民主黨派機關干部，更需傳承先輩們的團結品格，在工作中踐行“相互補台、不拆台，相互體諒、不計較”的原則，尤其要做到“三個堅決”：

一是堅決摒棄“個人主義”，樹立“一盤棋”思想：機關是一個整體，每個科室、每個崗位都是“棋盤”上的重要棋子，缺一不可。業務科室與綜合科室之間，不能有“你推我擋”的隔閡——當業務科室忙於“鄉村振興調研”時，綜合科室應主動承擔“調研材料整理”“后勤保障”等工作，提前與調研地聯系對接，准備好調研問卷、錄音設備，而不是坐等業務科室“提交材料后再排版”﹔當綜合科室遇到“年度工作總結撰寫困難”時，業務科室應積極提供“全年調研數據”“提案獲獎情況”等素材，幫助梳理工作亮點，而不是借口“不懂文字工作”推托。干部之間要像何香凝與宋慶齡那樣，把“科室協作”當成“自家事”，把“同事困難”當成“自己困難”。

二是堅決杜絕“內耗扯皮”，做到“相互補台”：工作中難免會出現疏漏，此時“補台”還是“拆台”，最能體現干部的胸懷。例如在提交“提案初稿”時，若負責撰寫的干部因疏忽“遺漏了一組關鍵數據”，參與討論的同事應主動幫忙“查找數據來源”，而不是指責“你怎麼這麼不細心”。要像程潛與陳明仁那樣，在問題面前“共擔責任”，在困難面前“相互支撐”，讓“補台”成為機關的工作常態。

三是堅決反對“爭功搶勞”，保持“高風亮節”：當工作取得成績時，要懂得“謙讓榮譽、肯定他人”。例如，某份提案獲得“優秀參政議政成果獎”，若這份提案是“A干部負責調研、B干部負責撰寫、C干部負責修改”，那麼在匯報成果時，牽頭干部應主動提及“調研階段A干部跑了5個縣收集數據，修改階段C干部熬夜調整了3版結構”，而不是將功勞全部歸於自己。要像民革先輩那樣，把“做事”放在“爭名”前面，把“集體榮譽”放在“個人利益”前面，讓“不計較、不折騰”成為干部的自覺行動。

所以說，我們要把團結協作當成一種習慣，做到“三個不”：一是“不計較”，不計較誰干得多、誰干得少，不計較誰的名字排在前面、誰的排在后面，只要能把工作干好，多干點、少爭點都沒關系﹔二是“不折騰”，確定了工作目標就一起往前沖，不因為一點小事就爭論不休，不因為個人意見不一致就拖慢進度，更不搞“內耗”﹔三是“不懈怠”，看到同事忙不過來就搭把手，看到工作有漏洞就及時補，不做“甩手掌櫃”，不做“旁觀者”。比如寫材料，有的同志擅長搭框架，有的擅長寫案例，有的擅長潤色語言，大家就可以分工合作，你搭框架我填內容，你寫案例我改語言，這樣寫出來的材料又快又好，還能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第五，作風過硬是“生命線”，得像先輩那樣“清正廉潔、嚴於律己”

作風建設關乎民主黨派的形象，廉潔自律是干部的立身之基。民革先輩們一生淡泊名利、清正廉潔，即便身居高位、手握權力，也始終保持“布衣素食”的簡朴作風，堅守“不謀私利、隻講奉獻”的道德底線——他們用“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自覺，用“不謀個人半分私利”的堅守，為新時代機關干部恪守清廉作風樹立了永恆的標杆。

民革先輩屈武先生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后來擔任民革中央主席，一輩子都保持著清廉的作風。他住的房子是單位分配的老房子，牆皮都掉了，單位想給他翻新，他說“能住就行，別浪費錢”﹔他的工資除了養家，大部分都捐給了災區和貧困學生，自己穿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舊衣服。有次他去外地調研，當地部門想給他安排高檔酒店，他堅決不同意，說“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享受的，住普通招待所就行”。屈武先生常說“當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修身先律己”，這句話值得我們每個人記在心裡。

20世紀20年代，何香凝先生的畫作已在國內外享有盛名，許多收藏家願出高價購買，甚至有外國使節以“重金求畫”，但何香凝先生始終堅持“為公益作畫，不為私利動筆”。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支援前線將士，她主動發起“義賣畫作支援抗日”活動，將自己的百余幅作品義賣，所得款項全部捐贈給八路軍、新四軍﹔為了籌集更多資金，她甚至變賣了自己的首飾、衣物，自己卻過著“每餐隻有一菜一湯”的儉朴生活。有一次，國民黨當局的官員想以“高官厚祿”拉攏她，提出“只要你不再反對政府，就送你一座別墅、一筆巨款”，何香凝先生當場拒絕：“我畫畫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是為了升官發財﹔我反對獨裁是為了民族大義，不是為了個人私利。這些東西，你還是留給那些貪生怕死的人吧！”新中國成立后，何香凝先生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卻始終拒絕特殊待遇。她的家中陳設簡單，隻有一張舊書桌、一把藤椅，牆上挂著的還是自己畫的《虎》《梅》，以此勉勵自己“要有猛虎的斗志、梅花的氣節”。

民進先輩雷潔瓊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一輩子教書育人、研究社會問題，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身份謀取私利。她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時，有學生想托她走關系找工作，她嚴肅地說“我幫你可以，但不是走關系，而是幫你分析優勢，教你怎麼面試”﹔后來她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有親戚想讓她幫忙辦個營業執照，她也拒絕了，說“要按規定來，不能搞特殊”。雷潔瓊先生90多歲高齡時，還在堅持上班，每天擠公交車去單位，有人勸她“用專車吧”，她笑著說“擠公交挺好，能跟老百姓多聊聊”。

先輩們的清廉作風，是我們的“傳家寶”。民主黨派干部雖然不像一些公權力部門干部那樣直接掌握權力，但也面臨著各種誘惑。要是作風不過硬，貪污腐化，不講紀律，不守規矩，甚至違法亂紀，不僅會毀了自己，還會影響黨派的形象，對不起先輩們的清廉風骨。

錘煉過硬作風，要做到三點：一是“嚴於律己”，從小事做起，不貪小便宜，不搞特殊化，守住底線、不越紅線﹔二是“嚴謹務實”，工作中不弄虛作假，不搞形式主義，干工作就要干到實處、干出成效﹔三是“艱苦奮斗”，不追求享樂，像先輩那樣勤儉節約，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履職上、用在為民上。

作風過硬的最終落腳點，在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於民主黨派機關干部而言，就是要傾心盡力為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服務。這不能隻停留在口號上，必須付諸實實在在的行動。

首先，要變“被動應答”為“主動上門”。不能隻坐在辦公室裡等基層匯報、等黨員求助，而要像民革前輩屈武先生調研不住高檔酒店那樣，真正沉下去。例如，機關干部可以建立“基層聯系點”制度，定期走訪偏遠或困難的支部，不是去聽匯報、看材料，而是參加他們的組織生活，與普通黨員一起座談，聽聽他們履職中遇到的瓶頸、收集社情民意時的困惑，甚至了解他們個人發展上的難題。

其次，要變“程式化服務”為“精准化賦能”。服務不能大而化之，要像雷潔瓊先生幫助學生分析優勢而非簡單走關系那樣，提供切實有用的支持。比如，了解到基層支部普遍反映活動形式單一、吸引力不足，機關就不能僅僅發個通知了事，而應整合資源，打造一個“資源服務平台”：提供經典活動案例庫、推薦優秀講師名單，甚至為跨支部聯合活動牽線搭橋。當發現許多來自科技界的黨員有成果轉化需求時，機關可以主動聯系政府相關部門或產業園區，舉辦專場對接會，為他們履職建功搭建更廣闊的舞台。

最關鍵的是，要懷揣一顆“同理心”，為黨員排憂解難。要像何香凝先生心系百姓疾苦那樣，真心實意地關心黨員。如，民革浙江省直屬支部的某位老黨員生病住院，機關得知后，不僅第一時間派人探望，更考慮到其子女不在身邊，主動協調資源，幫助聯系專家會診，解決了老人的實際困難。這件事雖小，卻在廣大黨員中傳為美談，讓大家真切感受到“組織靠得住”。這種基於尊重和關愛的服務，遠比任何空洞的說教更能凝聚人心。

總之，為基層和黨員服務，就是要用我們的“勤勉指數”去提升他們的“便捷指數”，用我們的“務實作風”去激發他們的“履職熱情”，用我們的“貼心關懷”去換取他們的“歸屬認同”，從而讓我們民革的組織肌體永葆生機與活力。

第六，善於創新是“新動能”，得像先輩那樣“與時俱進，追求突破”

當今社會已進入數字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正深刻改變著生產生活方式，也為民主黨派履職提供了新工具、新路徑。民革先輩們雖身處技術相對落后的年代，卻始終保持“與時俱進、勇於突破”的精神——他們在革命時期“用油印機傳遞進步思想”，在建設時期“用廣播宣傳政策主張”，從不因“條件有限”而故步自封。新時代的民主黨派機關干部，更需傳承先輩們的創新精神，主動擁抱數字技術，善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服務履職，讓“數字賦能”成為提升本領的重要支撐。

進入數字時代，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民主黨派履職帶來了“三大突破”，機關干部必須主動學習、熟練運用，才能跟上時代步伐：

一是善用AI提升調研效率，讓“數據收集”更精准。傳統調研往往面臨“樣本量小、數據分散、分析滯后”的問題，而人工智能技術能有效解決這些痛點。例如，在開展“縣域商業體系建設”調研時，干部可通過“AI輿情分析工具”，實時抓取全國各縣域的“電商銷售數據”“群眾評價關鍵詞”，快速識別出“農村快遞網點不足”“農產品品牌意識薄弱”等共性問題，無需再“逐縣走訪”。

二是善用AI優化提案撰寫，讓“政策建議”更專業。撰寫高質量提案需要“政策依據充分、數據支撐有力、邏輯結構清晰”，而AI工具能成為干部的“智能助手”。例如，在分析“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運行”數據時，AI可通過“預測模型”，測算出未來5至10年的“基金收支缺口”，並模擬“延遲退休年齡”“擴大參保范圍”等政策對基金平衡的影響，讓干部提出的“基金保值增值”建議更具科學性。

三是善用AI創新服務方式，讓“聯系群眾”更緊密。民主黨派聯系群眾的傳統方式多為“座談會、走訪”，而數字技術能拓寬聯系渠道，讓群眾“隨時隨地反映訴求”。例如，干部可搭建“AI智能客服平台”，在黨派官網、微信公眾號設置“群眾訴求入口”，群眾通過文字、語音即可反映“醫療、教育、就業”等問題，AI客服可自動“分類訴求、匹配政策解答”，對於復雜問題則轉至對應科室處理，實現“24小時響應”﹔還可利用“AI直播平台”，定期開展“政策解讀直播”，邀請專家、干部在線解答群眾疑問，直播后通過AI自動生成“問答集錦”，方便未觀看的群眾查看。

當然，善用數字技術不等於“依賴技術”，干部仍需堅守“求真務實”的底色。例如，AI生成的調研數據需“實地驗証”，避免因“數據偏差”導致建議脫離實際﹔AI撰寫的提案初稿需“人工審核”，融入“群眾聲音、基層經驗”，避免“冰冷的技術”取代“溫暖的關懷”。新時代干部要做到“技術為表、初心為裡”，讓數字技術真正成為履職的“助推器”，而非“替代品”。

以上關於民革機關干部必須具備的六種素質的論述，其核心就是“傳承先輩精神，做好新時代的答卷人”。先輩們用一輩子打下了多黨合作的好基礎，現在接力棒傳到了我們手裡，我們不能辜負先輩的期望。

民革先輩李濟深先生曾經說：“人生在世，當以國家為重，以人民為重，不為名、不為利，隻為把國家建設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我們每一位干部都必須牢記這句話，以更高的素質、更強的本領、更實的作風，在多黨合作的舞台上發光發熱，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民主黨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