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两招”解救刘文辉         2026年03月28日10:12

朱蕴山，安徽六安人，1887年11月生，民革中央第五届主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3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把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黄河河防大军调至陕甘宁边区周围，交胡宗南统一指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还把消灭地方实力派作为一项秘密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刘文辉。蒋介石企图以对西藏用兵为名，“假道灭虢”，或者是利用地方土匪势力，控制西康。

刘文辉是四川军阀，曾任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人，据有防区70多个县，相当于大半个四川。他还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也是其势力范围。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把势力进一步扩大到四川，刘文辉为寻找依靠、保存地盘，走上“联共”道路。在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的积极争取下，刘文辉明白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增强了抗日反蒋的信心和决心。1941年春，刘文辉与共产党员李相符等人共同成立了以“全面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唯民社，通过开展文化工作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

在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刘文辉的处境非常艰难。

1943年7月中旬，朱蕴山征得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同意，先到重庆向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后，再经成都去雅安。

在重庆，朱蕴山先后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抗日反蒋的意见，为解救刘文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成都，朱蕴山拜访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就与刘文辉推动抗日反蒋计划取得了一致看法。

8月10日，朱蕴山到达雅安。朱蕴山在这里会见了刘文辉，共商联共抗日反蒋大计。经了解，朱蕴山得知：中共中央曾派王少春携带电台秘密住在雅安，保障刘文辉与延安的联系，刘文辉同共产党的关系已发展到实际配合阶段。

朱蕴山给刘文辉带来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的意见，帮助他分析形势、出主意，要他看清蒋介石集团外强中干的本性。朱蕴山说，如能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介石就会知难而退，并一再给刘文辉鼓劲，要他不要畏惧，说：“硬而还眼、还牙者，自救之良法也；软而惧、退者，自灭之途也。”刘文辉听后十分高兴，立即采取强硬措施。

首先是“先斩后奏”，解决了蒋介石爪牙曾鲁及其拼凑的武装。蒋介石的爪牙曾鲁在西康地区经过两年的活动，利用职权与雅安各县及一些山区的土匪恶霸勾结起来，委以官职，贿以金钱，大肆招兵买马，准备收编一群流氓土匪成立一个志愿师，利用这一武装控制西康。

曾鲁这一举动进展迅速，很快就拼凑成了两个团。刘文辉乘其尚未发给武器时，派两团兵力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告以曾鲁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请其“察照备案”。蒋介石见“木已成舟”，出于无奈，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乃电复“准如所请”，并把他的爪牙曾鲁调离西康。

蒋介石曾借口西藏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出兵讨伐，另派中央军两师进西康接防。其用意十分清楚，是要借口进兵西藏以图西康，先端刘文辉的老窝，再把刘文辉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而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来控制西康。

对此，刘文辉将计就计，慨然接受，并拟定了对藏进军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开了一个账单，向蒋介石要装备、经费和物资，以此扩大编制、补充实力，并派二十四军参谋长伍英培在重庆坐催，促其实现，假戏真唱。最后，不得不由何应钦出面，说明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所谓要刘文辉“进藏讨伐”的命令也就不了了之，蒋介石的阴谋随之破产。

此后，刘文辉一直坚持团结抗日、联共反蒋大计，坚持进行反蒋斗争，渡过了蒋介石设置的一道道难关，并始终与朱蕴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后，刘文辉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对外不公开），经常同张澜、李济深、陈铭枢、朱蕴山等人交换意见，在抗日反蒋问题上采取比较一致的态度。

1946年冬，朱蕴山就筹建民革问题再次同刘文辉会商。朱蕴山到香港后仍同刘文辉保持着联系。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推举刘文辉担任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给刘文辉发出了当选和任命的通知，朱蕴山也为他写了信，并派专人由香港送到成都。这些，对坚定刘文辉起义投诚到人民阵营的决心和川康地区后来的和平解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