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80年，兩位民革先賢的名字依舊滾燙         2026年05月12日21:27

據現有資料顯示，參加東京審判的17人中國團隊中，有2位后來加入了民革——向哲濬、周錫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也有資料寫作向哲浚，濬通浚）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同中國法官梅汝璈居於核心地位。這段為國家、民族作出不朽貢獻的經歷也是民革的光榮。

2026年5月3日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部經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告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名甲級戰犯在日本東京進行審判。1946年5月3日，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二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史稱“東京審判”。庭審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出庭証人419人，受理証據4300多件，庭審記錄4.8萬余頁，判決書長達1200多頁，南京大屠殺等反人道罪行被公之於眾，充分揭露並清算了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滔天罪行。

東京審判是公理與正義的重大勝利，具有深遠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定論捍衛了二戰的勝利果實，清算了侵略歷史﹔東京審判豐富了國際法實踐，從法理上劃分了戰爭與和平的法律邊界﹔東京審判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礎，成為地區和平得以維系、歷史正義能夠彰顯、人權得到尊重的重要標志。在長達兩年半的艱苦庭審中，中國團隊克服千辛萬苦、據理力爭，終於使28名戰犯均受到了懲罰，其中7名被判處絞刑，其余則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2025年8月29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第一場記者見面會召開。5位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介紹了對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認識，以及對弘揚抗戰精神的深入思考，並回答記者提問。有記者提出，二戰勝利之后有農工黨黨員經歷了東京審判，並且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農工黨中央副主席王路簡要介紹了農工黨老一輩的黨員、擔任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的裘劭恆同志親歷的這場正義審判。據現有資料顯示，參加東京審判的17人中國團隊中，有2位后來加入了民革——向哲濬、周錫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也有資料寫作向哲浚，濬通浚）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同中國法官梅汝璈居於核心地位。這段為國家、民族作出不朽貢獻的經歷也是民革的光榮。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前排左起：桂裕（顧問），倪征燠（顧問），向哲濬 ，吳學義（顧問），鄭魯達（翻譯），張培基（翻譯）﹔后排左起：周錫卿（翻譯），劉子健（秘書），楊壽林（法官秘書），鄂森（顧問）。（高文彬攝）

就學從政的簡要經歷

向哲濬與倪征燠在東京的住處慶祝勝利

向哲濬（1892—1987）原名向哲文，字明思，湖南省寧鄉市金洲鎮全民泉塘向家塅（原寧鄉全民鄉泉塘向家塅）人。根據向哲濬本人填寫的履歷表，1917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預科，1917年9月進入美國耶魯大學，1920年7月獲文學學士學位。1919年，向哲濬和在美留學生一道，通電正在巴黎的中國政府代表陸徵祥，強烈抗議在和約上簽字。1920年8月-1921年7月以及1922年8月-1923年11月期間，他在耶魯大學攻讀法科。期間1921年8月-1922年7月他休學一年，原因是華盛頓會議期間從事留美學生會工作。1924年2月-1925年2月，他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法科，最終獲得法學士學位。

1925年向哲濬回到北京。因為在美國認識蔣夢麟的緣故，得以在北京大學擔任英文講師，聘期兩年。民國時期，大學教師通常“多點執業”。比如同一時期，交通大學委托北京師范大學教務長、留美的查良釗聘請向哲濬教授國際公法﹔河北大學代理校長周學章也登門聘請向哲濬在保定的河北大學教授羅馬法、行政法。在北京期間，向哲濬還於1926年1月-10月兼職於調查法權籌備委員會，擔任秘書職務。著名外交家王寵惠親自面試向哲濬，還邀請他隨同出席國際會議。王寵惠很賞識向哲濬，調查法權籌備委員會結束運行后，又邀請向哲濬到自己領導的督辦華俄道勝銀行清理處擔任文職，這段任職時間為1926年11月-1928年6月。當時教育界變動很快，河北大學停辦，交通大學每隔數年才有國際公法課程，所以向哲濬離職南下。

到南京后，因為王寵惠的推薦，向哲濬1928年8月-11月先在國民政府司法部，后因為機構改革於1928年11月-1932年12月在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擔任秘書職務，負責文牘及交辦事件。期間，1929-1930年在王寵惠擔任院長的司法院收回法權籌備委員會擔任委員，1932年2月-12月，接受兼任外交部長的羅文干（也作羅文翰）邀請，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擔任秘書兼條約委員會委員。1932年12月-1933年9月，在羅文干的力薦下，任江蘇省吳縣地方法院院長。1933年9月-1941年12月，得益於羅文干的關系，擔任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和在北京期間一樣，1928年10月至1931年7月，他在中央大學法律系擔任法理學教授，后因在司法機關的工作繁忙而辭職。

國民政府內遷重慶后，向哲濬先后在司法行政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最高法院湘粵分庭檢察處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年10月，向哲濬被任命為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年底旋即由國民政府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調派，擔任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由1946年2月工作到1948年12月。1948年底，向哲濬從日本抵南京，此時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已成定局，他拒絕了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的任命，也沒有去台灣，留在大陸后來加入了民革。

周錫卿（1915—2004）原名周世正，字仲瀛，祖籍寧鄉東湖塘鎮許家壩村，父親是同盟會元老周震鱗。1930年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畢業后，進入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預科、本科，畢業后赴美國留學。1936年9月-1938年1月就讀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生院經濟系，1938年2月-7月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最終學位是經濟學碩士。

國共合作抗戰起，周震鱗便囑咐次子周錫卿盡快回國。1938年夏天，周錫卿回國后，因為父親周震鱗的社會關系得以進入湖南省政府工作。1938年10月-1940年6月，先后擔任公路局科員、抗戰統一委員會設計組副組長、長沙行署秘書、省政府專員職務，先后兼任國民日報經理等職務。1940年-1945年間，擔任湖南省桂東縣、漢壽縣、湘鄉縣縣長，以及湖南省干部訓練團區縣訓練指導處處長。

1945年12月，向哲濬被委任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舉薦裘劭恆（后來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為檢察官秘書、方福樞為法官秘書。次年，為了進一步收集日本侵華罪証，選拔了一批翻譯，包括高文彬、楊壽林、劉繼盛、鄭魯達等，周錫卿也在其中。周錫卿在國際軍事法庭的工作時間為1946年5月-1947年2月，隨后經過招聘就任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從事經濟組專員、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技術專員，在朱世明、商震等領導下工作。

中國檢察官團隊打贏法律戰

1946年5月14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濬首次發言駁斥喬治·山岡

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各盟國需推選檢察官與法官出席審判。中國歷經14年抗戰，山河破碎，百廢待興。受命赴日的中國代表團規模之小，令人扼腕——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中國團隊僅17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代表團70余人，美國代表團百余人，而由日籍和美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更是高達130人。

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Chief Prosecutor Joseph Keenan

Photo Credit: Nutter U.S. Army Signal Corp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Museum.

1946年4月29日，是國際檢察局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起訴書的日子。東京審判實行“首席—陪席檢察官”制度，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名的美國檢察官約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擔任首席。向哲濬領導中國檢察官團隊主要負責搜集日軍在華暴行証據、起草起訴書，並在庭審中依分工進行舉証、陳詞及詢問証人。由於日本侵華時間最長，中國檢察官理所當然成為起訴書的主要起草人。向哲濬之子向隆萬說：“父親晚年曾回憶道，起訴書列舉了55項罪狀，其中與侵略中國有關的就有44條之多。大量人証物証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真是罄竹難書，令人發指。”

中國檢察官團隊面臨的最大困難，正如向哲濬在電報中所言“人少事繁”。根據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的研究，一方面，庭審大量案件涉及中國，而在戰火初平的中國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書面証據存在許多困難。另一方面，開庭前和開庭初期是檢察官團隊工作最為吃重的時候，但最初隻有向哲濬和秘書裘劭恆兩人。

檢察官團隊在關鍵的法律問題上取得了兩場勝利。第一，罪行的起始時間界定問題。有人主張從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算起，向哲濬等人據理力爭，主張將罪行的起始時間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最終，國際檢察局以1928年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15國共同簽署的《非戰公約》作為重要法理依據，將起訴起始時間從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提前了9年。這一關鍵定性，不僅為中國漫長的抗戰史正了名，更為整個東京審判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第二，甲級戰犯名單問題。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達東京當天，便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11名日本侵華戰犯名單。其中，土肥原賢二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國進行特務活動，曾因証據不足而未被列為被告人。正是由於中國檢察官團隊的努力和堅持，才把對這個特務頭子及日軍大將板垣征四郎的控訴爭取到由中國檢察官負責。

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極度依賴証據與法庭交叉質証。唯有將確鑿的証據呈上法庭，才能讓戰犯服法﹔唯有經得起對方律師的反復質証，才能讓歷史不容篡改。日本政府和軍方在投降前后嚴令銷毀侵華証據，中國老百姓也缺少保留証據的意識和條件。加之時間匆促，尋找和舉証非常艱難。1944年成立的“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積累了海量侵華日軍在華戰爭罪行証據材料，但多不符合英美法庭的質証格式與証據鏈要求。國際檢察局不得不專門來華進行補充調查，而中國檢察官團隊則承擔了繁重的翻譯、整理、格式轉化與邏輯重構工作。比如周錫卿擔任中國檢察官翻譯期間，在東京的宿舍裡幾乎足不出戶，日夜伏案，成功挖掘出日本軍部嚴禁士兵回國后談論在華暴行的密令，並在法庭上公之於眾，有力戳穿了辯方律師“日軍紀律嚴明、未犯暴行”的謊言。另外一名翻譯高文彬在浩如煙海的檔案室中日夜翻找，終於在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發現了一份剪報，標題為《百人斬殺人競賽》，上面赫然刊登著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砍殺中國平民數量進行“競賽”的照片。

向哲濬舌戰法庭

1948年2月24日，中國陪席檢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宣讀被告板垣征四郎案件的總結陳詞

証據的搜集只是第一步。在跨國辯護律師團的“圍剿”下完成舉証、陳詞與訊問，是對檢察官實戰能力的終極考驗。根據庭審記錄，中國檢察官團隊有5名成員在法庭上發言。其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有20次講話，中國檢察官顧問倪征燠有16次講話，在庭審記錄中分別佔306頁和626頁之多。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日本戰犯作無罪辯護，聲稱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因為日本從未向中國宣戰。向哲濬當即舉証反駁：從“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在中國採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死了數百萬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變”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隨后日本向全中國出兵，讓無數無辜平民死於非命。他用鏗鏘有力的口氣反問：“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曾揚言要“和中國檢察官大戰三百回合”，卻被向哲濬、倪征燠等在3天時間裡詰問近500次，其顛倒是非的狡辯顯得蒼白無力。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讀最終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鬆井石根、廣田弘毅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另有18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國代表團以嚴謹的法理、翔實的証據、堅定的信念，在人類司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中國印記。

法律的勝利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必須建立在國家實力與民族尊嚴的基石之上。倪征燠先生曾將東京審判形容為一場“殊死之戰”，向哲濬也曾說過，他們檢察官團隊“昕夕從公，未敢懈怠”。這些參與東京審判的前輩，家國情懷是融在血液裡的。經此一役，向哲濬、倪征燠的友誼也進一步鞏固。后來，向哲濬評價倪征燠“法學優長，辦事能干，我和他共事廿年，深得切磋觀摩之效。”

光榮的民革家庭

向哲濬是周震鱗的女婿，周錫卿是周震鱗的次子。周震鱗（1875-1964），字道腴，湖南寧鄉人。1902年，與黃興共同畢業於兩湖書院。1903年11月，與黃興、陳天華、張繼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湖南支部長，追隨孫中山、黃興，為推翻清朝腐敗統治而奔走。1905年徐特立成為周震鱗破格錄取的學生。1911年10月22日長沙光復后，避居寧鄉的周震鱗扶病至長沙，11月3日在長沙金盆嶺召集新舊兩軍開會，他代表同盟會和黃興號召團結，宣傳革命，充分顯示了他堅定的革命信念。

抗戰期間，周震鱗與於右任、居正、程潛等往來甚密。相談之間，提到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以及民生疾苦，國事日非，周震鱗即怒罵不止。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等37名將領聯名發表通電，正式宣布脫離蔣介石國民政府，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新政權。8月7日，周震鱗與唐生智等104人聯名發表通電，積極響應。周震鱗的族侄周世釗是毛澤東的好友，自然周世釗也常常把周震鱗從事的革命活動向毛澤東提起。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批示湖南省委請他們派人護送周震鱗進京。抵京翌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設宴歡迎周震鱗，在場的有劉少奇、李濟深、章士釗、王季范、邵力子等。毛主席緊握周的手，歡迎他的到來，大聲說：“您老人家真健旺，還有蠻大的勁啊！”然后又風趣地說，徐特立是我的老師，道老（周震鱗字道腴）是徐特立的老師，這麼一說，道老可算是我老師的老師，是我的祖師了。毛澤東請周震鱗與其他民主人士要加強聯系，多做一些原國民黨人士的工作，為統戰事業盡一份力，並挽留周在北京定居，把家搬來。周家舉家北遷，從湖南移居北京，住在東單水磨胡同16號。

周震鱗加入民革后，擔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按照政協和民革歷史研究工作的安排，周震鱗寫了一批回憶文章，經常發表對台廣播講話，撰寫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他1956年撰寫的《愛國僑胞應盡的責任》一文中，向海外僑胞講述了自己晚年所受到的優厚待遇和愉快心情，提出了“早日走和平解放台灣的道路”的建議。1964年春節后，老人患肺炎住進北京醫院治療，醫治無效，於3月28日清晨4時病逝，享年90歲。民革中央時任副主席張治中、程潛、熊克武等都送了花圈。周震鱗的骨灰安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向哲濬大約在1954年前后加入民革。向哲濬之妻周芳（1909—2002）是周震鱗的二女兒。向哲濬和周芳結婚時，介紹人是章士釗先生，証婚人是程潛先生。1949年2月，向哲濬被上海大夏大學和東吳大學聘為教授。1952年10月，由華東教育部派任復旦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1956年8月起專任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1958年，調上海社會科學院。1960年，任上海財經學院英文研究室主任，直至1965年退休。1987年8月，向哲濬在上海逝世，享年95歲。2002年，周芳在上海逝世，享年93歲。

周錫卿1954年回國定居，曾得到何思源先生（何魯麗的父親）幫助。1956年加入民革，就編入何思源所在的民革支部，每月一次支部開會就在周家的東單水磨胡同16號四合院裡。這段時期，謝冰心、吳文藻夫婦對周錫卿的幫助也較大，冰心夫婦比周錫卿早一年從日本回國定居，把回國時的體會、經歷都和周錫卿分享，幫助他更加深刻認識到祖國的巨大變化。在交通部工作的民革成員唐鴻烈（湖南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唐伯球的長子、曾任原國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詳細介紹了民革和其中成員的進步情形，使周錫卿感到“予我很大啟示”。著名無黨派人士、曾任國民黨長春市長的趙君邁也是周錫卿的好友，多次鼓勵周錫卿“多運動、保持革命的樂觀精神”。周錫卿長期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作，主要譯著有野呂榮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井上靖的《日本現代史》《日本婦女史》等。1992年，周錫卿獲國務院“早期回國定居做出貢獻”專家津貼。晚年，周錫卿擔任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民革中央顧問、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副主席、北京市民革“四化”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參事等職。2004年3月16日，周錫卿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葬八寶山革命公墓。周震鱗長女、周錫卿的長姐周世賢（1907—1988），字芷齋，曾用名芷，是一位書畫家，民革黨員。周錫卿的兒子周用和加入了中國致公黨。

（來 源：“團結報團結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