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輩朱蘊山(1887—1981年),安徽六安人,早年加入光復會,參加辛亥革命、討袁運動等,支持五四愛國運動,始終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從事革命活動。朱蘊山的一生,投身革命,傾盡家產,不曾索取一分一毫。新中國成立后,生活條件提高了,朱蘊山仍舊保持儉朴的生活作風,留下艱苦朴素、清正廉潔的佳話。
半生奔波 天下為家
1906年春,朱蘊山踏上去往安慶求學之路,至此開啟革命生涯。他苦尋救國救民之策,不為高官厚祿,反而傾盡所有,支持革命以及革命道路上的戰友。
1915年底,朱蘊山在安徽秘密組織武裝起義,反對袁世凱復辟。為籌集反袁經費,朱蘊山返回故鄉,將家中40多畝山田留出四分之一給家人養家糊口,其余全部變賣,籌得1200余銀圓,投入反袁斗爭。
1930年春,朱蘊山的學生暨戰友許繼慎擔任紅一軍軍長,朱蘊山將過去參加反蔣活動時所籌集的1萬元贈予許繼慎,作為支持紅軍發展的經費。
支持革命,朱蘊山一擲千金,然而其家庭生活卻捉襟見肘。抗日戰爭爆發后,朱蘊山孑然一身北上,妻子兒女寄居天津,全靠妻兄接濟度日。朱蘊山的小兒子朱世雄曾回憶說:“我父親一心為公,兩袖清風,就連給孩子生活費拿得都哆嗦(困難)。”朱蘊山在1940年寫的《寄世成世同兩兒》詩中也曾提及自己“三百六十日,每餐常不飽”,足以見其生活之艱難。
新中國成立前夕,朱蘊山為從事軍事策反工作前往上海與家人團聚。一方面為了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生活確實困頓,一家人租住在當時的“貧民窟”——上海寶德裡巷。可以說,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朱蘊山一切從簡,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革命事業上。
身居高位 儉朴不改
新中國成立后,朱蘊山仍保持儉朴本色。組織上曾提出讓朱蘊山擔任內務部副部長,朱蘊山以“革命成功了,(自己)也老了,該‘功成身退’了”為由懇辭。朱蘊山認為自己對國民黨上層人士比較熟悉,還是繼續留在民主黨派,更有利於黨和國家的工作,盡管薪金待遇要比擔任內務部副部長低得多,朱蘊山卻毫不在乎,他表示已經有了生活保障,其他的無需多求。
朱蘊山沒有房子,住的是國家安排的普通四合院,吃的是粗茶淡飯。棉衣穿了近十年,補了又補,從不要求添置新衣。他的小兒媳婦劉光美回憶說:“父親對生活沒有太多的要求,穿衣也很簡單,隻有一件沉得夠嗆的皮大衣,平常出席重要會議活動的時候才穿,一直穿到90多歲還沒扔,一生也就那一件像樣的衣服了。”
朱蘊山對於自己的朋友、戰友總是特別熱心,對於在政治上受到挫折、經濟上遇到困難的朋友,凡是找到他的,他總是積極弄清事實,給予幫助,還常常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薪水,幫助那些生活上有困難的人,因此也常常導致入不敷出,未留下一分積蓄。
以廉為榮 涵養家風
朱蘊山不重錢財、淡泊名利,在子女教育方面,注重引導孩子們艱苦朴素、崇德向善。朱蘊山曾回憶,“抗日期間,昌兒(朱蘊山長子)問我,何時才能擺脫靠典當的生活境地。我認為……不能忘卻當時的生活氣節。隻有這樣,才能保持革命黨人的優良品質,才能在革命中取得勝利。”為此,朱蘊山還作詩教育子女“腰懸當票兩三張,辛苦年年孰敢當。留與兒孫作紀念,家貧從不羨豪強”。他依此詩表達自己的胸懷志氣,也給子孫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清貧、儉朴,是朱蘊山子女對父親的回憶評價中出現較多的詞語。朱蘊山一生心懷天下,公而忘私,未曾給自己或家人謀求過特權。朱蘊山重視名聲、自律廉潔,一再表示“要珍愛晚節,老而彌堅,不斷進步”。朱蘊山愛好古典詩詞,新中國成立后喜歡到古舊書店買書、收書,精心收集了《三希堂法帖》《宋六十名家詞》等古籍。朱蘊山逝世前幾個月,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再三叮囑,“這些書來自於民,在我百年以后一定要全部捐贈國家”。子女謹遵其囑,將朱蘊山畢生珍藏的各種古籍和碑帖版本1500余冊贈送給了安徽省博物館。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