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輩余亞農：用一生詮釋“不斷追求進步”         2026年04月11日11:06

余亞農

從辛亥革命的風雲激蕩，到新中國的曙光初照，一位來自安徽壽縣的民革前輩，用一生詮釋了何謂“不斷追求進步”。他曾是國民黨軍中最早舉旗反蔣的將領之一，也是抗戰時期與中國共產黨並肩作戰的“粉紅色隊伍”的指揮者﹔他曾在流亡中堅守民族氣節，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為渡江戰役的勝利奔走策反。他從舊營壘中走來，卻堅定地走向光明——他就是首任民革安徽省委會主委余亞農。

率部反蔣 寧折不彎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背棄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次年底，又推行“國軍編遣”，旨在鏟除異己、實行獨裁。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引發國民黨內部分化，一批將領相繼舉兵反蔣，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余亞農。

余亞農，安徽壽縣人，早年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1926年，方振武任國民聯軍第五軍軍長。1928年，余亞農任方振武部八十九師師長。1929年，蔣介石進行所謂“國軍編遣”，八十九師改為整編一三三旅。方振武因反對編遣方案被蔣介石軟禁，其麾下整編四十四師、四十五師相繼被蔣介石吞並，唯獨整編一三三旅旅長余亞農拒不接受改編，毅然率部公開反蔣，展現出寧折不彎的剛強氣概。

方振武被扣的次日，蔣介石急調嫡系整編第六師師長方策率部進駐安慶，意圖聚殲駐扎於此的余亞農部。方策電話通知余亞農，准備次日點名發餉。余亞農識破陰謀，決定扣留方策，率部轉移。次日清晨，方策率一個特務排闖入營房。余亞農沉著應對，趁方策訓話之際果斷下令將其拿下，方策的隨行衛兵全部繳械。隨后，余亞農率萬余人的部隊，押著方策離開安慶，傍晚抵達潛山縣。

余亞農部在潛山駐扎四天，補充給養。蔣介石聞訊大怒，將方振武轉押陸軍監獄，釘上30多斤重的腳鐐，同時調集數萬兵力分路向潛山包圍，並派飛機轟炸。余亞農遂率部經小池向太湖縣轉移。9月5日，部隊經涼亭河抵達宿鬆。途中，敵機撒下大量傳單，宣稱“方振武殘部嘩變，罪在余亞農一人”，懸賞五千元捉拿或殺死余亞農。

在宿鬆休整兩日后，面對敵軍陸空協同的尾追與轟炸，余亞農部雖為勁旅，卻因防空經驗不足、山地作戰生疏，損失慘重。到達五祖山時，部隊已減員至約八千人。余亞農利用山地修筑工事，准備固守。蔣介石以七個師的兵力四面合圍，又派方振武部前參謀長潛入內部瓦解。堅守半年后，因糧草斷絕，加之被策反了十余名連、排長，余亞農被迫隻身帶兩名親信離開部隊，經孔壟、小池口渡江至九江，乘船抵達上海。不久，閻錫山、馮玉祥醞釀反蔣，余亞農又經天津、北平轉赴鄭州，參加了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的中原大戰。1933年，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余亞農任方振武部軍長。

余亞農（左八）和新四軍指揮員在亳城會談后留影

與黨同心 並肩抗日

抗戰初期，余亞農任安徽人民抗日自衛軍第五路軍指揮官，活動於臨泉、太和、亳縣一帶，率部與日寇激戰，收復亳縣，配合新四軍克復汪偽據點。余亞農作風朴實，平日身著半舊灰色土布軍裝，騎一頭毛驢，官兵們親切地稱他為“騎毛驢的指揮官”。他尤其對並肩抗日的共產黨新四軍心懷敬意。早在1936年底，余亞農就受李濟深委托，秘密赴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熱情接待。這次延安之行，使他的思想發生深刻轉變。

主持第五路軍期間，余亞農主動與彭雪楓會晤，請求派干部協助工作。彭雪楓陸續選派一批共產黨員到第五路軍擔任領導工作，並幫助其用新四軍的方法培訓基層干部。余亞農公開提出“一切向新四軍學習”的口號，在軍事上注重學習游擊戰術，在政治上借鑒政治工作經驗，在生活上實行官兵一致。經過整頓，第五路軍面貌煥然一新，軍營中時常唱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許多干部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國民黨頑固派對此深為不滿，不懷好意地議論：“余亞農的第五路軍變成粉紅色的了。”

1938年底，李宗仁辭去安徽省主席職務，由廖磊接任。廖磊為擴充桂系實力，計劃整編自衛軍。因整編方案嚴重縮編，余亞農據理力爭，認為大敵當前不利於抗日。廖磊惱羞成怒，竟在途中將余亞農綁架。第五路軍官兵群情激憤，各方輿論紛紛譴責。迫於壓力，廖磊不得不將余亞農釋放。此次事件使余亞農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才是真正抗日的。在一次討論部隊今后去向時，有人主張：五戰區不容，我們到一戰區去。余亞農感慨地告訴大家：“到哪個戰區都一樣。大家如不願當亡國奴，隻有參加新四軍。”

1939年，李品仙繼任安徽省主席，宣布取消自衛軍番號，撤銷余亞農職務。余亞農在廣大官兵支持下決定抗編，通電全國揭露新桂系破壞抗戰的行徑。李品仙下令通緝余亞農，並對第五路軍進行“討伐”。為避免爆發內戰，余亞農率部轉移到河南鹿邑一帶繼續抗日。不久，由於李品仙的威逼利誘，第五路軍三支隊投降。汪偽方面也派人前來“面商大計”，被余亞農嚴詞拒絕：“我是中國人，我有抗日的自由。安徽不讓我抗日，我到河南去，但絕不會當漢奸。”

堅定抉擇 走向光明

離開第五路軍后，余亞農結束了半生戎馬生涯，在蘇、魯、豫、皖之間，靠經營小本生意維持生計。李品仙等人曾多次派人許以高官厚祿，誘其“出山”，均遭余亞農拒絕。在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中，余亞農始終未曾動搖抗日信念，也正是在這段困頓歲月裡，他更加主動地靠近共產黨，積極聯絡進步人士，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余亞農遵照李濟深囑托，以民革名義在江淮一帶秘密開展軍運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奔走於蘇皖長江沿線，利用在軍隊中的威望和人脈，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經余亞農參與策動的部隊大多先后陣前易幟，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順利推進。每當談及這些功績，余亞農總是謙遜地說，這是大家共同奔走的結果。因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余亞農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多次險遭逮捕，但他始終泰然自若，不改其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余亞農隨第三野戰軍進入上海。目睹國民黨反動派節節敗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余亞農欣喜萬分，決心在黨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傾盡余生之力。余亞農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邀請，協助開展城市接管工作，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新中國成立后，余亞農先后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皖北行署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副省長，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安徽省委會主委、民革中央委員，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

1959年10月，余亞農因病在合肥逝世，享年73歲。悼詞中那句“余亞農同志在政治上是一個不斷追求進步的人”，正是他用一生書寫的真實寫照。從舊營壘的將領到新中國的建設者，余亞農用堅定的抉擇証明：歷史的大道上，唯有與人民同心、與真理同行，方能走向真正的光明。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