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范與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         2025年07月08日11:08

2025年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100周年，也是民革前輩朱學范（1905—1996）誕辰120周年。回顧朱學范的革命生涯，他為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開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郵務職員到勞工領袖

朱學范早年就讀於上海聖芳濟書院，1924年在經過筆試、口試等嚴格程序考核后，被上海郵局錄取為郵務生，先在各個部門實習，逐漸熟悉了賣郵票、分揀信件、收包裹、開匯票等各項工作，后到棧房間做工。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朱學范在上海郵局棧房間動員全體職工募捐支援罷工工人，並被公推將捐款送到上海總工會。在上海總工會，朱學范得到李立三親自接待。李立三向朱學范了解郵局職工的動態，鼓勵他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關於這次短暫見面，朱學范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我面前的李立三已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工人領袖，卻這樣親切平常地同我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8月，上海郵局職工發動罷工，迫使當局承認郵局職工組織合法地位、提高郵務職工待遇。罷工結束后，上海郵務工會成立，朱學范當選為棧房間工會小組代表。這是朱學范參加工人運動的開端。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朱學范與郵局職工一起參加了這一偉大斗爭。1927年底，第五屆上海郵務工會委員會成立，朱學范當選為執行委員兼交涉科科長。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民黨政府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朱學范代表上海郵務工會參加了由上海工人、店員組織的抗日救國聯合會，擔任調查科科長，開展抵制和查驗日貨運動。

1931年12月，上海市工界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上海特別市總工會（后改稱上海市總工會），推薦朱學范等人為工會執行委員。1932年1月，淞滬抗戰爆發后，朱學范以上海郵工童子軍訓練部部長的名義，召集以童子軍為骨干的上海郵工抗日義勇軍緊急全體會議，成立郵工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募集捐款、糧食和藥品，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他還組織成立直屬中國紅十字會領導的上海郵工救護隊，親自擔任隊長，開展救護和運送傷兵工作。

淞滬抗戰結束后，朱學范即擔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自此至1937年一直領導著上海市總工會工作。朱學范所擔任主席的是上海市總工會，而非上海總工會，這裡隻有“市”一字之差。上海總工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1925年五卅運動中誕生的，大革命失敗后被迫轉入地下。在負責上海市總工會工作期間，朱學范在上海工人、店員中組織了一個半公開的工人抗日救國團體——勇進隊，親自擔任隊長，除平時進行教育和軍事訓練外，還積極參加、支持中國共產黨秘密組織領導的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

1948年，朱學范在黑龍江佳木斯五一紀念大會上講話。

團結全國工人進行抗敵斗爭

1935年，朱學范參與組織成立中國勞動協會，並擔任常務理事。初期，中國勞動協會是一個受國民黨控制的勞動文化團體。1936年6月，朱學范作為中國勞工代表出席第二十屆國際勞動大會，這是其首次站在國際工運舞台。發言中，朱學范著重強調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造成中國經濟落后、中國工人困境的最主要原因，著重介紹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走私活動的危害。

也是此次會后，朱學范轉道蘇聯，在莫斯科秘密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代表李立三。李立三對朱學范說，現在國難當頭，工會要團結，有事大家商量辦﹔全國工人要聯合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工會要為工人辦事，希望雙方的工會合作。此次會晤對朱學范產生深遠影響，以至多年后其回憶說：“這次會晤，使我對中國工人團結抗日，國共兩黨工會的合作的前景，心裡有了底盤，對我以后在工人運動中堅持團結統一，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工人運動，反對破壞工人團結，反對阻撓國共兩黨合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按照周恩來指示，陝甘寧邊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派劉群先、廖似光於1938年初，同朱學范取得聯系，經反復醞釀，決定共同發起組織“全國工人抗敵總會”，以便廣泛團結全國工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掀起全民抗戰新高潮。3月5日，中國勞動協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聯合上海、廣州、武漢、南京等地勞工團體，在武漢發起建立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以期統一工人組織，發動全國工人抗敵運動，增加抗敵力量。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成立后，迅速組織宣傳隊、劇團、歌唱隊、講演會、時事學習班等，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遺憾的是，國民黨政府拒絕批准中國工人抗敵總會正式成立。5月2日，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籌備工作被迫結束。

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受挫，並沒有打消朱學范促進中國工人運動統一的決心。1939年，朱學范正式當選為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同年，朱學范在參加完第八屆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回到重慶后，便到八路軍辦事處拜會周恩來。當朱學范提出中國勞動協會願意與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在工會國際活動中開展合作的想法時，周恩來立即表示同意。同年12月，中國勞動協會在重慶召開第二屆年會，通過了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的決議。陝甘寧邊區總工會派廖似光為代表出席了這屆年會，並當選為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

作為國民黨政府認可的“中國工會”代表，朱學范頻繁參加國際勞工會議，積極爭取國際援助，傳播中國工人抗戰聲音，組織發動國統區工人群眾團結抗戰。1941年10月，朱學范在國際勞工組織非常會議上，闡述了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敦促各國加強援華抗戰的力量。他還把繡著“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擊潰法西斯侵略者”字句的錦旗贈送給國際工會聯合會，表示中國工人與各國工人共同打敗國際法西斯侵略的決心。1945年2月，朱學范在世界工會代表會議上，應邀作了兩次發言，詳細闡述了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的巨大貢獻，提出戰后日本應將從中國強佔的全部領土歸還中國、日本天皇應受到審訊和懲罰、日本必須對中國作出相應賠償等建議，得到大會充分認可。

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以團體會員的形式加入中國勞動協會。1945年9月，朱學范竭力促成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鄧發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在這次會上，朱學范當選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鄧發當選為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候補執委、理事會理事，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寧一當選為世界工聯候補理事。

1946年1月，朱學范在征得鄧發意見后，發表了二十三條政治主張，明確提出反對獨裁、追求民主的政治立場。四八空難后，中共中央確定由劉寧一接替鄧發的工作，繼續對朱學范作統戰工作。周恩來對劉寧一說：“這個人（指朱學范）有一定的見識，他看到國內進步力量的發展，廣大工人的要求同國民黨反動派的矛盾，他傾向於愛國，舉辦過一些進步事業，贊成民族統一戰線、工人統一運動……我們一方面要幫助他本人進步，另一面幫助勞協的干部和他所影響的群眾進步，內推外拉，逐步推動他前進，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工運統一的前途問題。”

1946年8月6日，國民黨重慶市總工會非法“接收”中國勞動協會在渝附屬機構、逮捕勞協干部，制造了震動全國的重慶“八六事件”。事件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給予朱學范有力聲援，劉寧一通過《新華日報》發表談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群眾》等報刊及時進行報道，支持朱學范及中國勞動協會的進步活動，揭露反動當局暴行。在多方斡旋下，反動當局不得不退還所“接收”機構、釋放被捕人士，但仍保留對朱學范的“公訴”，意圖迫使朱學范屈服。

1946年10月，國民黨擅自決定召開“國民大會”，遭到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反對和抵制。在勞工界，國民黨不斷逼迫朱學范發表公開聲明，極力拉攏其參加“國民大會”。朱學范在與劉寧一多次深入談話后，最終決定出走香港，發表《反對排斥解放區工會出勞協和反對偽國民大會的聲明》。在中共黨組織幫助下，中國勞動協會很快在香港重建總部，恢復出版《中國工人》，在上海的部分勞協干部也陸續來到香港。

1948年1月，朱學范在倫敦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公開擁護消滅蔣政權的民主革命、擁護廢除封建制的土地改革、擁護一切為民主而奮斗的政治力量、反對魏德曼計劃及馬歇爾計劃。隨后，朱學范根據中共黨組織安排前往東北解放區。2月28日，朱學范抵達哈爾濱。第二天，朱學范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范深知這一行動，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相信還有不少真正孫中山信徒和廣大愛國人士，都要向這一方向前進，並肩作戰，在你們的領導下，斗爭到底，獲得最后勝利。”李濟深曾說，朱學范的這份電報，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領導人表示接受他們領導的電報”。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復信朱學范，稱：“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斗，極為佩慰。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的同樣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

為快速熟悉解放區，朱學范專門到綏化、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參觀礦區、發電廠等十幾家大小工廠。考察結束后，朱學范專門寫成《新東北的新氣象》一文，在《人民日報》《東北日報》上發表。此番旅行，解放區的新氣象深深地感染了朱學范，他不由得感嘆：“解放區工礦是工人的家庭，工會是工人的學校，解放區人民得到溫暖、愉快、民主、自由，在歡笑著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建設。”

鄧發與朱學范（右）在馬尼拉合影（出自朱學范《我的工運生涯》）

推動重建中華全國總工會

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原定於1948年6月在哈爾濱召開全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后，朱學范認為在工人階級和工會方面，面臨著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構問題，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統一領導成為堅強的階級力量，才能獲得革命斗爭的勝利。朱學范及時把這個建議告訴李立三和大會籌備委員會，大會籌備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致東北局的指示，同意由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中國勞動協會等共同發起召開此次會議。7月31日，大會籌備會議正式作出決議，把這次大會定名為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由大會產生的全國工會組織恢復歷史上的名稱，定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

1948年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哈爾濱召開。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關於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報告的決議》《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等重要文件，恢復並重建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協會以團體會員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會議期間，朱學范所作《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報告前后歷時9小時，以其親身經歷及無數具體實例，說明國民黨統治區職工團結一致英勇斗爭的情景。8月22日，朱學范代表大會主席團致閉幕詞，概括了大會的主要成就，指出這次大會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的空前大團結和空前的勝利。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恢復重建，實現了全國工人階級的大團結和全國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的統一，對於充分發揮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作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和擔負起新中國的建設任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對朱學范的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前即進行了慎重研究。5月14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指出：“全國工代會的主要議題可預定為四項：勞動綱領或大綱﹔大會宣言﹔全國總工會章程﹔選舉。全總執委人選問題，擬以陳雲任主席，李立三、朱學范任副主席，劉寧一任秘書長或副主席。”周恩來特別說明，陳雲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工業建設，全總的實際工作可由李立三、劉寧一與朱學范合作。8月7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並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黨組電，強調會議“應表現出我黨代表與非黨代表的合作精神，不要隻有黨的活動而看不見非黨人士與我們的共同活動。尤其對朱學范更應如此”。10月1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正式選舉陳雲為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朱學范、劉寧一為副主席。

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后，朱學范領導積極響應大會號召，通過在國統區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人員，組織國統區工人盡力保護機器，阻止和妨礙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迎接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到達后，工人立即恢復生產，為恢復城市正常生活努力奮斗。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慎重考慮，朱學范認為中國勞動協會已完成歷史使命，沒有保存原來組織從事活動的必要。1949年11月6日，中國勞動協會代表會議在北京開幕，朱學范致開幕詞，明確表示在這次會議上將決定結束勞協的組織。會議期間，劉少奇、李立三、劉寧一均到會發表重要講話。劉少奇指出：“中國勞動協會在中國工人運動中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它的工作結束后，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統一組織各種工會，團結全國人民，把國家建設好。工會工作做好了，不僅對工人有利，對生產有利，而且對全國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它可以使全國其他階級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這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利益。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統一，全國人民的團結和統一，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11月10日，中國勞動協會代表會議閉幕，在宣言中表示要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隨時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參加各地各種工會的工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團結統一事業和新中國的偉大建設事業奮斗到底。

至此，中國勞動協會退出歷史舞台，中國工會和全國工人階級完全統一於全國總工會領導之下，以主人翁精神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朱學范則繼續擔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為新中國工會事業持續奮斗。

（龔華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