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硬汉子韦大卫         2026年10月26日11:18

赤子丹心，跨越海峡风云；一身肝胆，不负家国山河。韦大卫的一生，是跌宕不屈的一生，更是矢志报国、坚守大义的一生。年少流离、身陷孤岛，七年颠沛流亡，历经追捕、牢狱、磨难，他始终心怀故土、不改初心，以超凡胆识与无畏魄力，冲破层层桎梏，驾机飞越海峡，成为全国闻名的飞行起义英雄。归来之后，他深耕航空事业、笃行统战担当，毕生奔走于两岸交流，以赤诚之心架起沟通桥梁，用一生践行家国情怀。值其驾机返回祖国大陆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追忆民革先贤事迹，致敬赤子初心，赓续爱国情怀，期盼海峡两岸同心同源、共盼团圆。

1956年1月，韦大卫驾机回归祖国大陆后与其母亲合影。

我认识韦大卫同志快40年了，我们都尊称他韦公。

1987年9月，我调到民革中央机关时，机关还没设联络部，对台工作职能部门称为“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简称“祖统会”，其前身叫“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直属领导，每位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其中，生平事迹最神奇、最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首推韦公。

1956年，韦公冒着生命危险，驾机飞越台湾海峡，其爱国英雄壮举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当过国民党陆军、海军、空军，后来又被台湾陆海空三军通缉；为了返回大陆故乡，他浪迹台湾七年颠沛流离，不断逃亡和流浪，面临生死考验和心灵挑战，还蹲过国民党的大狱；他偷了蒋纬国的飞机，却被称为“胆识过人的硬汉子”……韦公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智大勇。

九死一生的逃亡岁月

韦公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老家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寺村镇。如今，他的故居已被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陈列其生前的手稿、照片、文物等。韦公原名韦桂平，生于1930年12月26日。早在青少年时代，韦公做梦都想开飞机，翱翔蓝天，保家卫国。但他父亲的态度却没有商量余地：“我死都不会同意！”原来，他的三位叔叔都是空军飞行员，两位在与日寇空战中英勇牺牲，一位在飞行表演中意外身亡。韦公11岁那年曾考取空军幼年学校，但孝顺的韦公因家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1944年，日军侵占桂林，韦公父亲失去工作，韦公被迫到一家私塾教书，后又去当汽车司机助理，挣钱补贴家用。1945年，韦公15岁，考入桂林象山艺苑学习声乐。随后几年，蒋介石独裁集团不顾国计民生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才当选学生会主席不久的韦公因鼓动“反饥饿，反迫害”学运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警察的追捕令贴满桂林的大街小巷，韦公被迫中断学业辗转流亡广州。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广州兵荒马乱，满目狼藉。身无分文、一筹莫展的韦公看到国民党陆军骑兵军官学校正在招生，并称成绩优秀者保送美国深造。韦公报了名。1949年8月23日，韦公与几百名年轻人登上一艘名为“惠民轮”的运输船，驶离黄埔港，开出珠江口。但一上船他们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招兵军官逃之夭夭，学员证件也被统一销毁。船在海上航行多日，等他们看到陆地时都傻眼了：“台湾高雄港”大牌子赫然在目，码头上还列队站着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韦公马上意识到上当了，自己背井离乡到头来竟成了“壮丁”。韦公暗暗发誓：你们休想这么困住我，我一定要返回大陆！

1949年8月，韦公被编入国民党第80军340师，当了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二等装弹兵，先被送到高雄凤山新兵训练基地集训，再驻守台湾西海岸“反攻前方基地之一”的新竹红毛港。把守基地的卫兵动辄打骂学员，还屡屡放话：“谁敢逃，就地枪毙！”那时韦公年方19岁，正值血气方刚。越是恐吓威胁，越是激发韦公的斗志。1949年“双十节”，部队为了安抚军心，聚餐犒劳学员。很多人酩酊大醉。韦公思家心切，趁着岗哨麻痹，顶着狂风暴雨溜出营房，一头钻进甘蔗林。他进了国民党陆军司令部的通缉名单，军方扬言要抓住韦大卫，杀一儆百。那片甘蔗林一望无边，里面异常闷热潮湿蒸腾，烈日晒得人脱皮，蚊虫咬得人浑身是包，红肿奇痒，但韦公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台湾的天气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大雨倾盆，衣服干了湿、湿了干。渴了韦公就啃甘蔗，喝溪水，饿了还是啃甘蔗。夜深人静时，韦公偶尔也去刨几个野地瓜充饥，到小溪里抓点小鱼小虾解馋。就这样，韦公在甘蔗林里坚持躲藏了21天，后来在当地瓜农的帮助下，躲过路口车站哨卡的盘查，昼伏夜出，一路逃亡，终于在屏东落了脚。经过这次逃跑，韦公悟出两个道理：靠两条腿是渡不过台湾海峡的；既然你们不让我走，那我就先混进你们的体系，钻进你们的肚子。

怎么回去？韦公首先想到的是船。1950年初，国民党海军士官学校招生，韦公顺利考入该校声呐科。毕业后分配到海军八大主力舰之一的永泰号服役，任职声呐军士，负责反潜探测和海域侦察工作。永泰舰经常执行从高雄到马公、金门袭扰大陆沿海和海上巡逻任务。一次巡弋，舰长命令向近海正在捕捞作业的大陆渔船开炮。这一行为惹恼了正在甲板上的韦公，他脱口喊道：“拿老百姓当靶子，迟早要输！”舰长闻言气得脸色铁青，当晚就把他吊在旗杆上示众。夜风凛冽，韦公两次昏厥过去，醒来时只剩一口气。“服不服？”哨兵轻蔑嘲笑地问道。韦公沙哑的嗓子挤出一句：“等着，看你们守台湾能守多久！”这句“动摇军心”的话，又让他遭受了好几天禁闭之苦。

韦公在国民党海军服役两年，因为不满上层藏污纳垢，殴打辱骂下层士兵，因为不向美国军官敬礼，因为诉说乡愁、表达不满等，屡屡受到军纪处分，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海军政工部门的注意，被列为“不稳分子”“有通共嫌疑”，受到严密监控。但这些并没有动摇韦公试图劫持军舰的想法。他曾跟舰上的几个好哥们商量，计划趁夜航起义，但残酷的现实给韦公上了一堂又一堂血淋淋的课。先后有“美颂号”和招商局“海”字号等军舰哗变，因为舰艇航速太慢、舰上发生内讧火并、不慎走漏风声等原因，成了国民党海军、空军的活靶子，返航后还枪毙了不少人。有鉴于此，韦公不得不放弃船舰，去空军找机会。

1951年底，韦公凭借自身素质和优异成绩，拿到台南国民党空军官校第35期飞行班学员的录取通知。当教官问韦公为何要转行时，他回答：“天空比甲板大，心里才有活路。”然而，韦公早就在国民党海军挂了号，何况还有逃跑前科。韦公陆续写了三份请调报告都石沉大海，甚至面见海军司令马继壮陈情也无济于事。最后韦公把心一横，再次出逃，又成了国民党海军的通缉对象。

这次出逃，韦公径自跑到国民党空军驻台南办事处寻求帮助，躲藏于台南空军新生社。为了韦公这棵好苗子，空军跟海军打官司，在台湾地区国防事务主管部门斡旋下，1952年，韦公脱掉海军军服，走进东港空军基地受训，正式成为国民党空军官校学员。韦公靠着天赋和勤学苦练，仅半年时间就能熟练掌握飞行操作、机型控制、气象、航线等各项技术，连夜间仪表飞行也屡屡满分，很快被特批允许单独驾机飞行。教官称赞韦公“天生就是吃飞行这碗饭的”。但国民党空军政工部门没打算放过他，他们要求韦公加入国民党以考验其忠诚，被他一口回拒。他们对韦公施行长时间疲劳训练，晚上还要轮番谈话，想用飞行事故让他自我了断。不久，韦公暗中联络了11名同学，准备趁飞行训练时驾12架训练机集体哗变，然而因为有人擅自行动，打草惊蛇，使军方察觉情况有异，从而紧急下令停飞。与此同时，海军又向空军政工部门发送密函，诬陷韦公有“亲共倾向”。当时台湾正值“动员戡乱时期”，尽管查无实据，台湾地区国防事务主管部门还是命令韦公去空军作战司令部报到。单飞考核那天，考官让韦公在靶旗上空多盘旋几圈，试图“查漏”。落地后，宪兵将他铐走，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7人。1954年底至1956年初，历时14个月，他们先在台北看守所羁押，随后押送台南空军监狱。韦公是头号怀疑对象，谋反嫌疑最大，单独关押。面对灰黑的监狱墙壁，韦公一遍又一遍默诵发动机的启动程序。后来从律师口中得知，军事当局决定将他们移送台东县太平洋中的绿岛（又称“火烧岛”）终身囚禁。然而，7人当中有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外甥，空军不敢造次，乖乖放人。其他人官复原职，韦公却被国民党空军开除军籍，逐出大门。

韦公爬上一列开往台北的火车。韦公在台湾举目无亲，没有合法证件，没有住处，没有钱。为了生计，他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割草、锯木头、开车运送垃圾、擦洗车辆等。但就是这样，他还攒钱考取了飞行教官证。一次，他在给美国人擦车时，赢得了对方的好感，那位美国人介绍他去美国顾问团当勤杂工。不久，他被台北飞行社的美国老板看中，聘为该社飞行教官。

驾机飞越海峡

台北飞行社是一家民营航空培训机构、轻型飞行俱乐部，位于台北松山机场的一个角落。台北飞行社有20多架教练用的美国造“飞行吉普”，这种飞机机型小，油料少，速度慢，配置简单，性能不佳，不可能完成远程飞行的任务。正值韦公苦恼之际，有一架特殊的飞机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架飞机线条优美、外表雪白、螺旋桨像银刀似的。它是美国生产的民用塞斯纳C-170A轻型飞机，在当时是最新型的单引擎飞机，是全台湾航程最远、油箱最大的民用飞机。它体形大、性能好、油料足、起降距离短、最大航程1100公里，飞越台湾海峡绰绰有余。缺点是没有配备武器系统，机身皮壳单薄，连步枪子弹都能穿透。那架塞斯纳飞机由台北飞行社代管，平时根本没人敢动。它有专门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专属的机库，还有6名警卫人员24小时轮流看守。当得知那架塞斯纳是国民党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私人座机时，韦公喜出望外，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想法：“小打小闹多没意思啊，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作为一位飞行教官，韦公认真敬业，手脚勤快，“不懂”就虚心求教，用心跟地勤和机库警卫人员交朋友。不久，韦公就与警卫们处成过从甚密的“铁哥们”。一开始韦公还躲在宿舍里偷偷用望远镜观察飞机动态，掐表计算警卫的换岗时间、距离等情况，后来渐渐可以出入机库“检查飞机”“维护保养”“打扫机舱”“熟悉新机型”，对塞斯纳“上下其手”。几个月来，飞机油门拉杆的松紧、油箱的容量、仪表盘的布局及其微小误差、发动机启动程序等，韦公一一牢记。最关键的是塞斯纳的舱门钥匙和点火钥匙。一天，韦公借口帮警卫干事将钥匙拿到手，躲进厕所用准备好的肥皂印出钥匙模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钥匙还给了警卫。韦公找来铜片，躲在出租屋里，终于做出了一把大小薄厚与原件神似的点火钥匙。

1955年，韦公想到他应该找两位帮手，便约来自己昔日的同窗好友、也在台北飞行社当职员的梁枫、翟笑梧二人。三人一拍即合，但韦公也跟二人说明这次行动是向死而生：“要么回家吃饺子，要么去海里喂鱼。”万一陆上出事，就烧掉飞机，不成功则成仁。二位同伴异口同声：“豁出去了！哪怕死在海里，也比憋屈死强！”机会终于来了。1956年1月6日傍晚，韦公借口“提前试机接送蒋纬国去花莲”给塞斯纳加满油料，做好准备工作。晚上，他一口气给自己在台湾的同学好友写了30多封信，交代他们将自己的信件和照片全部销毁，几乎通宵未眠。

1956年1月7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外面下着毛毛细雨。这种阴雨天气，能见度低，雷达效果、战机出动都会受影响，但对韦公他们却是天助。三人分别溜进松山机场。当天值班的刚好是跟韦公关系最铁的那个警卫。韦公一脸轻松地走过去打招呼：“兄弟，这么早啊。哎，这鬼天气！你去帮我买几杯热咖啡暖暖身子呗？”警卫已经十分疲惫，一看来人是韦教官，还要请喝咖啡，心里美滋滋的，转身就往值班室那边走。看着警卫的身影消失在屋角，韦公对着躲在暗处的同伴一挥手，三个人蹿进塞斯纳飞机的座舱。韦公手有些抖动，掏出那把自制的铜钥匙，往点火孔里一插再一拧，点火钥匙不仅没有转动，手指反而一歪。“坏了！”韦公冷汗瞬间就从脊背流了下来。原来是钥匙的铜质太软，韦公用力过猛，一下子拧弯了！千钧一发之际，韦公强迫自己镇静下来，努力将弯钥匙拔出来，将钥匙踩平，然后再次将钥匙插进去。这一次他用巧劲慢慢拧，塞斯纳的发动机嗡鸣起来，螺旋桨也飞快转动起来，飞机巨大的轰鸣声顷刻间打破了机场清晨的宁静。正在值班室喝咖啡的警卫冲过来一看，飞机正拖着浓烟在空地上歪歪扭扭地快速前行。警卫一边吼，一边追，一边掏枪，对着飞机一阵乱射。子弹打在水泥地上，打在机翼上，火星直冒。韦公将油门踩到底，飞机狂奔没多远，机头一抬就钻进了阴沉沉的天空。

飞机刚掠过关山岭，无线电里就传来塔台那边慌乱而气急败坏的吼声：“那架塞斯纳！谁让你起飞的？马上给我回来！不然开火了！”稍停之后，一个女播音员又开始了慢声细语的哀求和苦劝：“年轻人，你不懂事，不要受坏人诱惑，赶紧回来，迷途知返，既往不咎，回头是岸……”韦公一把抓过无线电话筒，按下发射键，对着话筒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台湾北部的防空系统瞬间拉响刺耳的警报；地面的探照灯也全部打开，在云层里晃来晃去捕捉目标；桃园空军基地一级战备的4架F-86“佩刀”喷气式战机挂着实弹，喷着火舌紧急升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不回头，直接打下来！”

“佩刀”战机速度快、火力猛，塞斯纳要想摆脱它们的封锁堵截以及雷达的追踪谈何容易。韦公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成筛子。他耐住性子，拿定主意：只能充分利用厚厚的云层做掩护，发挥塞斯纳目标小、机动灵活的特点，利用飞机的速度差，在云层和大地之间，在云层和海浪之间超低空飞行，与战机和雷达周旋。升空不久，韦公透过云层隐约看到战机拉出的白烟，他当机立断，猛地一推操纵杆，飞机一头扎进低空浓密的云层。他迅速调转航向，拐入山沟，朝着阳明山蒋介石官邸方向飞去，随后突然掉头飞向基隆港。F-86战机虽然厉害，但很难长时间低空盘旋锁定目标，更不敢来阳明山低飞，只能在云层上方盲目搜寻。

不久，韦公飞向海上。他看到海面上停泊着3艘美国第7舰队的DD型驱逐舰。韦公立刻调整航向，沿着澎湖外海切向西北，以便避开美国军舰的雷达和攻击。台湾距大陆航程最短的要数福州机场，以往台湾飞行员起义都是直飞福州，因此这条航线已成固定航线，成了台湾当局空防的重点。韦公深知这条航线的凶险，他料想战机很可能就在前面，等着自己来撞炮口，而且对岸福州那边的防空火力也格外强大，走那边很可能功亏一篑，机毁人亡。于是，韦公果断决定舍近求远，改道泉州湾。事后证明，确实有两架战机在福州方向准备打伏击。

头顶上的战机依旧搜索追踪，不肯善罢甘休。战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几次呼啸着从头顶掠过，最后一次战机的气浪差点把塞斯纳冲进海里。韦公紧握操纵杆，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把飞机当船开，超低空贴着海面飞。脚下就是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浪花时不时溅到起落架上，水汽雾气频频蒙住机窗，强劲的海风吹得机身剧烈颠簸，仪表盘的指针不停颤抖，右轮支架吱呀作响。这种飞行极其危险，一不留神飞机就会栽进海里。

穿过最后一片浓云，前方就是寂静的泉州湾。当大陆的海岸线隐约浮现时，韦公兴奋地对同伴喊道：“目的地到了，这就是祖国！”不料，他们刚进泉州湾，泉州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紧接着地面解放军部队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一起开火，一串串火舌向飞机卷了过来。韦公反应极快，他一方面紧急拉升机头，使劲摇晃机翼（这是航空界的通用语言，意思是“我没有敌意”）；一方面尽量放慢速度，让地面看清楚自己只是一架民用小飞机。但由于当时两岸无线电相互保密，空中无法与大陆地面取得联系，也由于当时我军还不懂摇晃机翼这个国际惯例，先后有270多发炮弹与飞机擦身而过。机身被击中4次，三人惊出一身冷汗，所幸无人伤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曲折飞行，韦公终于飞到福建南安县上空。这时已相对安全，他关闭了油门与电门，将速度压到极限，滑翔着寻找迫降地点。他发现下面有一个学校的操场，但接近了才看清操场上还有学生，有的在向他们招手。韦公赶紧拉起机头，迫降在一条土路上，路旁的树枝也被机身压断不少，路面上划出一道道深沟。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解放军、民兵和村民迅速包围过来。韦公高举双手大声说：“我是广西人韦大卫，要回家。”人群顿时像是明白了来意，一下子欢呼沸腾起来，他们将三位回归英雄簇拥在中间，如同久违的亲人，纷纷笑着上前握手，拥抱，嘘寒问暖，有人递来热水，有人替韦公抹去额头的汗，有人给他们披上军大衣，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欢迎。韦公赶紧让众人将塞斯纳隐蔽起来，以防台军前来偷袭。傍晚，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赶到，他拍拍韦公的肩膀说：“小伙子辛苦了，回家就好。”韦公笑着回答：“托祖国的福，总算把这条命交了底！”消息当天夜里通过电台传遍前线。台湾广播则反复播放“有人携机叛逃”的通缉令，但连飞机的着陆点都不清楚。岛内军心动摇。

几天后，韦公来到北京，很快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并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韦公关怀爱护备至，去机场送外宾时，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去看望他，与他亲切交谈，询问他生活工作有什么困难，勉励他为人民再立新功。韦公的事迹很快登上《人民日报》头版。1956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特意为韦公三人举行授奖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军官兵、中国民用航空局工作人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和中外记者600多人。韦公的小妹妹也从她工作的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大会，大家纷纷祝贺他们兄妹团圆。韦公与梁枫、翟笑梧被授予起义英雄荣誉，每人获得奖金8000元。在大会的致辞中，韦公对祖国人民给予的欢迎和奖励表示无限感激，并叙述了起义归来的经过。

投身航空报效祖国

投入祖国的怀抱后，韦公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飞行起义英雄。此后数年，他经常受邀开展爱国主义全国巡回宣讲。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壮举，韦公都会变得精神抖擞，眼睛里闪烁着炙热的光芒。他看到了一个解放了的祖国，在各方面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祖国。他每一天都被无数动人的事情所感动和鼓舞，“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成了他的口头禅。1956年6月，他被安排到中国民用航空局担任民航专业航空队飞行员、民航第11飞行大队飞行员和航行调度员，后来又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飞行员。韦公热爱民航专业飞行的工作，他开着我国自主制造的各型飞机，担负着探矿、测量、护林、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以及沙漠地区播种等各种任务。无论是东北的大森林，还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无论在山区还是在沙漠，到处都留下了他的飞行踪迹。1959年，韦公驾着飞机来到华北有名的产棉区，协助杀灭棉虫。每当他掠过广袤田野喷洒农药的时候，农民们就热情地向他招手欢呼。农村老汉拉着他的手感慨地说：“解放前碰到干旱年头、飞蝗成灾时，农民束手无策，只有焚香磕头，向漫山遍野的蝗虫哀号求命。”“解放前只知道飞机会扔炸弹，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派飞机替咱们灭虫，处处关怀人民的生活，真是不一样啊！”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韦公深深地感到幸福和温暖，心中感慨万千，更加热爱航空事业。闲暇的时候，韦公就邀着朋友们一起去旅游、打猎、钓鱼、骑马、野餐、喝酒、跳舞、照相，充分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

“文革”期间，韦公也难以幸免，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切过问下，专案组重新梳理了韦公驾机起义的完整史实，认定其起义行为是重大爱国壮举，充分肯定其回归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贡献，逐步恢复名誉、工作待遇及社会职务。

韦公于1980年重回民航系统工作，1982年被任命为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教导队模拟飞行教员，1983年被任命为北京管理局教导队副队长，1984年被任命为北京管理局训练中心副主任，1993年被聘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培训部顾问、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等。用韦公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飞机打交道，如果父亲天堂有知，一定会为他高兴的。

韦公说：“我一辈子历的这些险，过的这些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我觉得这一辈子也可以了。”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步入正轨，韦公依旧精神焕发，豁达开朗，幽默健谈。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他在我们眼里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传来朗朗笑声。韦公酷爱生活。有一次他飞内蒙古海拉尔，居然兴致勃勃地从那里买回来一头毛驴养在家中，然后骑着它大摇大摆地去上班。韦公酒量极大，别人早已喝醉，他却仍然声情并茂地高歌《骑着马儿过草原》。

两岸搭桥促统一

“文革”结束后，韦公将主要精力和时间转向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全身心投入祖国统一事业。1982年，韦公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六、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届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等。

晚年的韦公因其定居北京早、头衔多、社会活动多、社会交往广等缘故，被台湾友人尊称为“老大陆”。他的家成了台胞之家，成了台胞的客栈和沙龙。很多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寻人、定居、投资、从事交流，都乐意结识这位“老大陆”。而韦公也倾其所有招待台湾朋友，为他们接风洗尘，寻找失散的亲人，牵线搭桥，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我与韦公住在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中里同一个社区，楼距很近，他的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我们总能看见韦公的爱人靳玉珍大姐进进出出上街买菜做饭，忙前忙后不停地招待台湾客人。晚上，韦公家中经常是灯火通明。其实韦公也并不富裕，没有什么积蓄，有一次他为了救助台湾同胞，连家里的冰箱都卖了，靳大姐夫唱妇随，毫无怨言。当年那些坚决反对韦公回大陆定居的台湾袍泽，看到他们夫妇的幸福生活，看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都认为他当初的选择非常正确，都很羡慕他。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海外势力造谣中伤，说他每天靠一瓶低劣的二锅头酒、二小碟咸菜打发日子。韦公听了哈哈大笑，表示不值一驳。1992年9月，韦公全力牵线促成中央芭蕾舞团首次赴台巡回公演，这是大陆首个大型官方文艺团体赴台，轰动海峡两岸。2006年，他又促成8000万台资项目落地北京王府井商业街。2006年3月15日，民革中央专门举办座谈会为他庆祝驾机返回大陆50周年。古稀之年的韦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见到了与他当年起义时同型号的飞机，感慨颇多。

韦公在台湾生活了7年，他与当年所结识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的朋友一直都有来往，他们或在北京相见，或相聚海外。韦公说，早年大家怀着报国热情投身军旅，但出于对祖国大陆故乡亲人的深切思念，我从台湾驾机飞回祖国大陆，他们其实和我一样思念祖国，大家在一起时都期待国家早日和平统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韦公与蒋纬国的交往。1988年台湾开放探亲后，基于民族大义、国家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蒋纬国放弃个人恩怨，主动派秘书专程来北京拜访韦公。韦公直言：“当年开走你的专机，你不记恨我吗？”秘书转达蒋纬国原话：他清楚韦公当年在台湾受尽压迫，一心向往故土，并不怨恨，反而十分欣赏其爱国风骨。蒋纬国托秘书赠送亲笔签名著作，二人正式开始书信往来，共同探讨两岸文化交流。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赴台演出就是二人通力合作的硕果。蒋纬国计划成立中华梅花之友会，以中华文化凝聚两岸同胞，韦公建议他将总部设于北京，蒋纬国完全采纳。蒋纬国病重期间，韦公两次申请赴台探望，均未获台湾当局批准，直至1997年蒋纬国离世，二人终生未能会晤。这件事给韦公留下了永久遗憾。

韦公对祖国宝岛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着炽热而深厚的感情，他尤其想念昔日那些患难与共的难兄难弟，想念那些曾在险境中帮过自己的善良的人们。他是这样回忆自己当年躲避红毛港陆军追捕的经历的：

晚间我躺在甘蔗田里，听蛇虫在身边爬来爬去，刷刷有声。台湾气候多变，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大雨倾盆，身上干了湿，湿了干。好在那时身强体健，不怎么在乎。有时我干脆到附近河里畅游一番。那河边的沙滩地里有一片很大的西瓜田。一位看瓜老人带着一条狗住在瓜田中央的竹棚里。我每次去偷瓜，那只黑白相间的大狗总是吠叫着跑过来，但却并不扑咬，只是站在附近哼哼。这时老人往往就呼唤着它的名字，叫它回去。以后次数多了，那只名叫“东东”的大狗居然和我混熟了，不但不再大声吠叫，还和我嬉闹起来。以后老人终于发现了我，显然他很同情我这个逃兵，很和善地把我请进竹棚喝茶聊天儿，有时还从家中带些酒来共饮。那只狗也总是放心地躺卧在我们中间。老人很健康，也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家是好几代之前从福建迁移到台湾的。他从未回过大陆，只是从父辈的辗转口述中对大陆故乡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了解。但他却对那从未到过的福建老家一往情深，总是问这问那，很想多知道故乡的情况。最后也总是说：“我老了。大陆我是回不去了，我希望我的儿孙们回去看看，那该多好啊！”每到深夜，老人要休息了，我便带着那只狗东东下河游泳。这大概是它最快活的时候，也是我暂时忘掉身边险境、前途未卜的时候。我们尽情地游，累了便相傍着在沙滩上沉沉睡去。我们所在的地方，叫九曲堂，是一个小镇。老人有一个儿子，是当地的小学教员，也几次到瓜田来看我，告诉我周边的一些情况。他说他看到了陆军发出的对我的通缉令，一些道口和车站都有军人盘查等等，叫我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时，我对台湾的许多情况根本不了解，从他的介绍中我才有了一些认识，并由此决定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告别了老人父子和那只颇通人性的狗友东东，重新踏上逃亡之路。几年后，我几经辗转周折，终于在台北安下身来，不再逃亡和流浪，也终于有机会去看望老人父子和那只乖巧可爱的曾与我亲密相伴的狗友。许多年了，我常回想起在台湾的那些日子。于今，那看瓜的老人和那只可爱的大狗大概早已不在世了。老人的家和那一大片瓜田是否依然无恙？我总忘不了老人的那句话：“要是儿孙们能回大陆去看看，那该多好啊！”我希望老人的儿孙们已经实现了他的遗愿。我更期盼着海峡两岸更多甚至所有的人们，能够早日突破多年来人为的禁锢和藩篱，更自由融洽地团聚在一起，过欢乐和平的生活。真的，那该多好啊！

韦公于2012年8月13日在北京病故，享年82岁。2026年是韦公驾机回归祖国大陆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坚守初心、百折不挠的起义英雄！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