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先贤坚定跟党走的思想转变与道路抉择         2026年07月15日15:02

从李济深以“南天一柱”之身踏上北上之路，到何香凝以“廖案”血痕刻下决裂印记，再到朱学范以劳工团结的工运理念完成政治转向——民革先贤的“跟党走”，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条在血火淬炼中逐步完成的信仰之路。他们的起点是孙中山的革命遗训，共同终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这绝非偶然，而是历史逻辑与个人抉择的交汇。

李济深：从深信三民主义到接受中共领导

李济深走向中国共产党，是一条在军政挫折、民族危机、制度失望、现实对照中逐步完成的政治轨迹。他始终自认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正统的承载者，以军人身份把“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民生安定”当作最高尺度；也正因此，当他发现蒋介石集团把“党国”做成独裁与内战机器时，原本的“护法—护党”逻辑便被迫向外寻找出路，最终在中共的政治主张与组织实践中找到可落地的新支点。

1920年代末至1931年，李济深由“护党”走向与蒋介石决裂。北伐后围绕编遣、集权与财政统一，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很快从人事摩擦上升为路线对立。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此后，李济深对蒋介石由信任转为警惕，他不再相信蒋介石能代表革命初衷。

1933年至1934年，“联共反蒋”从设想变成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深重，李济深反对“攘外必先安内”。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出任主席，同时派人赴瑞金接触红军，双方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通电退出国民党。事变旋灭，但它在李济深的思想坐标上凿出一个关键刻度：反蒋若只靠旧军人结盟必然脆弱，必须把底层动员与更广泛的进步力量联结起来。而在当时中国，最能提供这种力量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时期，李济深曾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实际负责人等职，在桂林等地与中共南方局系统频繁互动。他既感受到中共组织的纪律性与民众动员力，也体认到片面抗战、特务政治与对地方势力的监控只会掏空抗敌合力。抗战末期，李济深对国民党“还能自我革新”的期待明显降温，“与中共合作”从策略选项逐步变为确保民族前途的前提判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单方面召开“国大”、强化一党独裁，彻底堵死和平民主通道。李济深在广州推动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公开骂独裁、倡民主。1947年，李济深出走香港，被蒋介石以“背叛党国”开除党籍并通缉。1948年1月1日，李济深在香港牵头成立民革，当选主席，发表成立宣言，明确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主张推翻独裁统治、实现独立民主和平，其纲领取向已与中共新民主主义纲领趋近一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李济深等人迅速召集讨论并与其他民主党派领袖联名通电响应，提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此后，他拒斥任何划江而治的第三方、外部拉拢，摆脱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秘密离港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他与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态“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同年9月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后，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完成从国民党内民主派领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领导人的角色转变。

何香凝：从守护孙中山遗训到同中共真诚合作

何香凝与廖仲恺早年追随孙中山，历经创立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对“借西方制度移植中国”之碰壁有切身体认。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转向联俄联共，何香凝与廖仲恺同为最坚定的推手。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蔡畅、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并肩工作，以中央妇女部部长身份将纲领落实到组织与运动中。

廖仲恺于1925年遇刺。血迹未干，蒋介石已在党内借“清党”“整理党务”之名逐步“削共排左”。何香凝屡次当面痛斥蒋介石背弃孙中山遗志。及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汉口公开演说，指责蒋介石为反革命派，联名签下《讨蒋通电》，更在搜捕风声最紧时挺身保护共产党人。她亲笔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我是妇女部部长，若认为妇女部人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要难为她们。1928年底，何香凝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宁可鬻画流亡，亦“不愿同流合污，做国家民族的罪人”。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归国奔走抗日，率先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署《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1937年6月，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以“救国入狱运动”等方式向蒋介石施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香港沦陷后，何香凝靠东江纵队掩护脱险至桂林，拒赴重庆任职，宁在乡间卖画种菜自食其力。这背后，是其对重庆政权愈演愈烈的特务政治与消极抗日的否定。抗战的实际格局让何香凝看得更清楚：真正组织民众、坚持敌后、把民族命运扛在肩上的力量在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燃内战烽火，何香凝与李济深等草拟章程、推动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主张结束独裁、成立联合政府，恢复三大政策。1947年至1948年，何香凝在香港主导民主派大联合之筹备，并在新党命名上坚持保留“国民党”三字——以孙中山之名“团结可团结者、分化反动核心”，使这支力量在与中共真诚合作中发挥独特作用。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何香凝任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号召全党贯彻宣言纲领，“继续贯彻、努力，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严重处分”。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何香凝与民革公开声明响应，认同“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1949年，何香凝应邀北上抵北平，投身新政协筹备与建立新中国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何香凝坦言：中国共产党人坚强奋斗取得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是比我们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得妥善些，要来得彻底些。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

朱学范：从团结劳工到与中共并肩作战

朱学范一生政治转向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工人运动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党派权力切碎成“合法/非法”“国统区/解放区”的对立。他从邮务工人出身，凭借组织能力与外语优势走上国际工运舞台，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劳动协会，最初仍在国民党体制内谋求改善劳工待遇、扩大工会合法性空间。然而，从抗战到战后，这一“体制内工会政治”逐步遭遇不可调和的结构性挤压，迫使其把职业伦理升格为政治立场，并最终完成跟党走的定向。

置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朱学范愈发感到：若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工会排斥于全国性、国际性工运之外，所谓“劳工团结”便是一句空话。重庆谈判前后，他顶住国民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压力，争取解放区代表进入世界工会大会相关代表团，使中共工运身影首次较完整地出现在国际讲台；又与周恩来、邓发等人保持工作性接触，使中国劳动协会与解放区工会形成协作。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当权派对中国劳动协会的容忍底线迅速收缩：一方面以“反共”为名强逼中国劳动协会公开排斥解放区工会、逼朱学范签字站队；另一方面以“伪国民大会”为试金石，要他把“劳工代表”身份兑换成独裁体制的装饰。朱学范宁肯丢掉“国大代表”的光环与体制庇护，也要守住两条线——不与解放区工会切割、不替独裁背书。1946年秋，朱学范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随后发表声明出走香港，中国劳动协会总部也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则以开除党籍、吊销护照、扣罪名报复，甚至在香港制造“车祸”致其受伤——右肩骨粉碎性骨折。

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共组民革，参与筹建组织工作的同时，朱学范的思路进一步清晰：推翻蒋介石政权不是单纯“换一批人执政”，必须依托一支能把土地改革、反帝与工农民众组织真正落地的领导力量。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到哈尔滨后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并肩作战、斗争到底。朱学范响应“五一口号”，认为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统一领导成为坚强的阶级力量，才能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因此，他积极推动恢复全国统一工会架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重建，实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和全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对于充分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