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谨中,女,1926年12月生于四川乐山。1949年2月在成都加入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民革四川省委会前身组织之一),任组织处助理干事。1956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起任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中语文教师,1985年离休。曾任民革自贡市委会第一、二届委员,自贡市政协第五届常委。荣获自贡市“三八红旗手”“与共和国同行”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被授予民革四川省委会“光荣在党70年”勋章。
2025年冬的一天,暖阳和煦,在四川省自贡市的一家酒店中,大厅内洋溢着温馨与祝福。民革自贡市委会主委郭连率市委会领导班子部分成员专程前来,为徐谨中庆祝百岁寿辰。老人端坐在轮椅上,身侧摆放着一枚由民革四川省委会于2025年5月颁发的“光荣在党70年”定制勋章。她目光清亮,微笑如昔,仿佛七十余年前那个在东桂街院落里接过传单的年轻身影。
“那时不怕饿,不怕冻,只怕工作做不好。”徐谨中轻声说道。从1949年加入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到如今期颐之年的安详沉静,她的百年人生如同一部暗夜追光的史诗。
信仰抉择:从优渥之家到暗战前线
1926年12月,徐谨中生于四川乐山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按照当时的社会轨迹,徐谨中大可安享闺阁,或继续学业,谋一份体面工作。然而,时代的洪流与个人的良知,将她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我是在李宗煌同志介绍下加入民革的。”多年后,徐谨中回忆道。1949年2月,经民革川康分会执行委员兼组织处长、后来成为红岩英烈的李宗煌引荐,徐谨中正式成为民革川康分会组织处的一员。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早在学生时代,徐谨中就已对国家的苦难与前途有了深切思考。她目睹了抗战胜利后社会的动荡、人民的困苦,更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内战政策深感失望。
加入组织时,被问及是否清楚其中的风险。徐谨中平静地回答:“如果每个人都只求自保,光明何时才能到来?”这份超越个人安危的担当,贯穿了她后来的整个地下工作生涯。
在组织处,徐谨中担任助理干事,同志们亲切地称她“小徐”。而对她影响最深远的,是处长李宗煌——那个被大家尊称为“壹号”的革命引路人。
“他经常面带微笑,对同志们非常亲切和蔼。”徐谨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宗煌的微笑,成为那个恐怖年代里温暖的光亮。在他的领导下,组织处的工作虽然繁重危险,却充满了同志间的信任与关怀。
组织处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和“策反”工作。所谓“策反”,即策动川康地区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归顺人民阵营。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徐谨中跟随同志们奔波于成都的各大公共场所——春熙路的“益智茶楼”、商业场的“白玫瑰茶厅”,这些热闹喧嚣之地,成了他们与各县联络人接头的掩护。
白天联络策反,夜晚则是宣传工作的高峰。徐谨中和同志们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反征丁、反征粮、反内战”的口号。徐谨中记得,有时忙到深夜,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大家毫无怨言。“那种为了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充实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徐谨中回忆道。
不畏风险:革命信念日益坚定
作为组织处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徐谨中有着独特的工作优势——她的年轻与女性身份往往不易引起怀疑。然而,这也意味着她时常需要独自承担风险。
一次,徐谨中需要将一批重要文件送至城西联络点。为避开特务耳目,她扮作探亲的女学生,将文件藏于课本之中。途中遇到军警盘查,徐谨中镇定自若地对答,甚至还与盘查者聊起“学业”,最终安全通过。这样的险情,在徐谨中的地下工作中屡见不鲜。
徐谨中在回忆中特别提到:“当时除了到各专署、各县领一点差旅费之外,在组织处工作是自觉自愿的,不领工资,哪怕有时挨饿受冻,亦心甘情愿。”这种纯粹的奉献精神,支撑着徐谨中和同志们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日夜。
1949年5月下旬,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组织处曾考虑迁往乐山峨边垦殖场,但李宗煌认为那里离政治中心太远,不利于工作开展,坚持留守成都。
5月底的一天,李宗煌告诉同志们,他要与川康分会负责人杨宗文(刘文辉化名)派来的联络员会面。那天,李宗煌穿一身芭茅色中式长袍,戴一顶大沿深鼻烟色呢帽,将帽檐压得很低。“在‘尚仁’门边坐上一辆人力车与同志们挥手再见。”徐谨中永远记得那个画面,“他微笑着挥手,就像往常一样。”
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李宗煌在途中被捕,先被关押在将军衙门监狱(今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同仁路附近),后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竹钉钉指,十指鲜血淋漓,却始终坚贞不屈。当妻子赵玉君经多方疏通获准探视时,隔着铁栅栏,他只说了两句话:“一切以大局为重,好好照顾志民。”1949年11月27日,李宗煌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英勇就义,年仅49岁。
“直到现在我还仿佛看见‘壹号’微笑着与我们挥手告别的形象。”徐谨中写道,“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个人的一切甚至连生命都可以牺牲,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得失不可以放下呢!”导师的牺牲,没有让她退缩,反而使她的信念更加坚定。
生死劫难:稻草堆中的生死抉择
李宗煌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在四川省大肆搜捕民革成员。徐谨中按照组织安排,化装转移至四川省仁寿县、荣县一带继续工作。
在荣县,徐谨中与另一位赵姓同志躲藏在大坪山老农赵恒足家中,以赶场为掩护开展联络工作。他们的重点是策反当地势力人物彭仲涛。经过几次接触,彭同意进一步商谈,约定11月20日晚在荣县城郊宋家坝会面。
为安全起见,徐谨中二人提前一天半夜出发。拂晓时分抵达宋家坝,住进彭联系的一户农民家中。当晚九时许,四野狗吠声骤起,他们心知有异,迅速躲入农家稻草房,藏身于高高的稻草堆中。
搜捕者很快包围了农舍,冲入稻草房,用刺刀向草堆乱刺。徐谨中感觉刺刀几次擦身而过,却纹丝不动。这时,外面传来叫嚣:“放火烧稻草!”
生死关头,徐谨中突然想起身上还藏着彭仲涛的联络字条。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牵连同志、破坏整个联络网络。没有丝毫犹豫,徐谨中悄悄将字条塞入口中,嚼碎、咽下。
随后,她从稻草堆中站起:“我们在这里。”
被捕后,他们被关进荣县监狱。徐谨中与同伴统一口径,坚称是“逃婚的”,决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革命工作。狱中条件极其恶劣,徐谨中睡在靠近尿桶的草席上,却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我心中常想到‘壹号’是那样面带微笑,临危不惧,亦坦然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在狱中度过五六个日夜后,形势突变——解放军从川东神速进军,突击解放荣县!1949年12月6日,荣县解放,徐谨中与难友们重获自由。
“黑暗过去了,黎明已来到。”徐谨中立即奔赴成都,迎接全川解放。在成都,徐谨中得知又有两位民革同志在十二桥惨遭杀害,不禁悲愤交加。这些牺牲,让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
教育传承:从地下工作者到人民教师
全川解放后,各地民革地下组织成员集中到成都“民革成都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登记审查。经过审核,徐谨中被选派至重庆红岩村西南革命大学“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至川西区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工作。
1956年,已届而立之年的徐谨中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文学与教育理论。1960年毕业后,徐谨中来到自贡蜀光中学,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直至1985年离休。
二十五载教学生涯,徐谨中将蜀光中学“尽心为公、努力增能”的校训融入课堂。学生回忆:“徐老师不仅教知识,更教做人。”
离休后,徐谨中曾任民革自贡市委会委员、市政协常委,持续参政议政。1983年,徐谨中荣获自贡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9年,获四川省委、省政府离休干部荣誉证书,2012年,获“与共和国同行”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2025年5月,民革四川省委会为徐谨中颁发“光荣在党70年”定制勋章。
如今,百岁高龄的徐谨中安度晚年,她的记忆或许会随岁月淡去,但她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在个人安危与理想信念间毅然选择后者的担当,在和平年代默默奉献的坚守——却历久弥新。
从地下工作者到人民教师,从革命岁月到建设年代,徐谨中的人生轨迹,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位民革老党员的个人记忆,更是多党合作史上一个生动的注脚,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蓉城暗夜中的那盏烛光,虽微弱,却照亮过一片黑暗;虽久远,却温暖着今人的心灵。这,便是无数像徐谨中这样的民革前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