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蕴山自幼听父亲讲述太平军抗清故事,青年时期参与徐锡麟刺杀恩铭行动,刑场陪斩时默诵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1908年,朱蕴山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7年11月,朱蕴山与刘希平赴安庆会见安徽法专校长光明甫等人,决定回六安筹建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六安三农)。1920年,朱蕴山等在六安三农组建了安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组织。1927年,朱蕴山拒绝蒋介石拉拢,公开批评其“背叛中山遗教”,毅然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之后更联合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动反蒋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蕴山痛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鲸吞东北,蒋氏却围剿苏区,此等颠倒黑白之举,岂是中山先生革命本意?”1943年,朱蕴山联合谭平山、陈铭枢等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明确主张“继承中山遗志,反对独裁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撤至关内。日军占领东北后,立即挥兵南下攻打上海,遭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但因蒋介石政府妥协政策的干扰和破坏,淞沪抗战在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告失败。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节节退让,朱蕴山发出了“岂可瓦全宁玉碎,国破家亡我何存”的怒吼,表明了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
1936年至1937年,为推动山西联共抗日,朱蕴山“带毛主席亲笔密函,偕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秘密与阎锡山会晤,商谈配合抗日之措施及组合革命团体等问题”。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蕴山即赴前线慰问将士,后又辗转到南京。“1937年国民党决定迁都武汉时,我在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剑英。他们告诉我现在团结抗日救国要紧,赞成我赶回安徽,从事发动抗日的工作……安徽上层民主人士和各地青年积极分子,包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时云集大别山,通过动委会,开展民众抗日运动。”“1939年初赴武汉,请教恩来和董、林两老。”
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为了调解国共冲突及自身的生存,一些中间党派积极筹建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朱蕴山担任常委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1941年5月,“得恩来、董老等人在渝启示,去桂林推动西南军政人员团结抗日,防止蒋介石投降,贯彻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有夺取延安企图。李济深同意我去渝先会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研究,再赴成都,和张澜商量推动抗日防蒋投降计划,并决定去雅安访晤刘文辉。刘同意一致团结抗日,对联共大计秘密进行。”其间,朱蕴山和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以座谈会的形式,团结国民党民主人士,沟通思想、凝聚共识,共同争取抗战胜利,并推动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朱蕴山当选为中央临时干事会成员,后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
从1936年四赴太原推动阎锡山联共抗日,到1948年参与筹建民革,朱蕴山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前沿。1949年4月,朱蕴山冒死飞抵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传达中共和谈条件,并巧妙安排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等人安全撤离,展现了其胆识与谋略。周恩来评价其“统战智慧堪比三国诸葛”,实因其深谙“以文化认同消弭政治隔阂”之道。
朱蕴山之子朱世同回忆父亲时说道:“他(朱蕴山)临终前几个月还对我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们要一生一世永远跟着党走。’”风雨难忘共一舟,这是朱蕴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与中共真诚合作的真实写照。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