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晶：新时代浙江省民革机关干部核心能力的坐标构建         2025年11月05日16:34

2025年是民革履职能力建设年。民革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委会主委吴晶近日撰文，结合民主党派前辈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聚焦于民革工作实际需要，论述新时代民主党派机关干部核心能力的构建。

校准传承刻度 锻造履职标尺——新时代浙江省民革机关干部核心能力的坐标构建

民革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委会主委 吴晶

民主党派是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参与者，机关干部就是党派履职的“排头兵”“操盘手”，队伍素质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参政议政能不能出实招、民主监督能不能见实效、社会服务能不能暖民心。本文结合民主党派的历史传统、先辈故事，就“新时代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必须具备哪些素质”，对标对表、找准方向。

第一，政治忠诚是“定盘星”，得像先辈那样“铁心跟党、矢志不渝”

我们常说“旗帜鲜明讲政治”，对民主党派干部来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信仰，是跟着先辈们的脚步走出来的传统。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李济深先生，早年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但他看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看到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毅然选择站到人民这边。蒋介石多次用高官厚禄拉拢他，甚至把他软禁在南京，可李济深先生怎么说？他说，“我李济深只认民族大义，不认个人权势”。后来他秘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牵头成立民革，就是要跟着共产党一起，为推翻独裁、建立新中国出力。直到1959年他临终前，还拉着身边人的手嘱咐“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把国家建设好”。

民盟的张澜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想让他“少管闲事”，给他送钱送房，他一概拒收，反而在重庆创办学校，公开宣讲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主张。特务们威胁他“再不听话就不客气”，张澜先生拍着桌子说“我都快80岁了，怕什么？只要能为国家争民主，为百姓争太平，我这条老命算什么”。

先辈们用一辈子证明了“跟党走”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历经考验的坚定信念。现在我们不用像先辈那样面临生死考验，但政治忠诚的要求一点没减。比如遇到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网上有各种杂音噪音，能不能站稳立场？比如在参政议政中，能不能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建议，而不是搞“标新立异”？比如有位干部调研乡村振兴，一开始想聚焦“农民养老问题”，后来发现党中央正在推进“农村互助养老试点”，他就及时调整调研方向，重点研究“如何让试点政策在咱们这里落地见效”，最后形成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这就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

所以说，政治忠诚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在事上”。一要学深悟透理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明白，知道党在想什么、国家要干什么；二要站稳政治立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做“两面人”、不搞“小动作”；三要把准履职方向，参政议政要扣住“国之大者”，民主监督要盯着“民生实事”，让咱们的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走。

第二，履职本领是“硬支撑”，得像先辈那样“求真务实、善解难题”

民主党派干部是“为党分忧、为民解愁”的“参谋”，要是没点真本事，提案提不到点子上，建议说不到关键处，那就是“占着位置不干活”，对不起先辈打下的基础，也对不起老百姓的期待。

民革先辈朱学范先生一辈子跟“劳工”打交道，早年在上海当邮差，看到同事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还不够养家，有的工友生病连药都买不起，他就暗下决心“要为劳工争权益”。为了摸清情况，他每天下班后不回家，揣着个小本子，跑遍上海的大小工厂，跟工人一起吃窝窝头、住工棚，记录下“工人每天喝的是浑水”“机器没防护，每月都有人受伤”这些真实情况。后来他组织工会，带着工人跟资本家谈判，硬是把“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给争了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劳动部部长，还是保持着“蹲点调研”的习惯，跑到东北的煤矿，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跟矿工一起挖煤，了解他们的工作难题，最后推动制定了《矿山安全条例》，让百万矿工的安全有了保障。朱学范先生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权”，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我们履职的“金科玉律”。

农工党先辈卢嘉锡先生，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当年国家要搞“两弹一星”，他主动请缨参与科研攻关。为了算出一个关键数据，他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熬了三个多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铅笔用了一捆又一捆，草稿纸堆得比桌子还高。有次实验遇到瓶颈，有人劝他“算了，跟国外买个现成的技术吧”，他说“咱们是民主党派成员，也要为国家争口气，外国人能做到的，咱们中国人也能做到”。最后硬是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技术难关，为“两弹一星”成功作出了贡献。

先辈们的履职本领，不是天生的，是“干出来的”“钻出来的”。现在我们的履职条件比先辈们好多了，但“求真务实”的精神不能丢。比如有的干部写提案，坐在办公室里搜搜资料、拼拼数据，就把提案交上来了，结果到了基层一看，跟实际情况差了十万八千里。例如有支部搞“老旧小区改造”调研，有位干部一开始也是靠网上查资料写了初稿，后来领导让他“去小区住三天”，他才发现“老人上下楼难”不是因为没装电梯，而是电梯装了没人管，维修基金跟不上；“停车位不够”不是因为小区太小，而是有商家占了公共车位。后来他重新调研，提出“建立电梯维修基金共享机制”“规范小区车位管理”的建议，很快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采纳。

所以说，提升履职本领，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会调研”，不能“走马观花”，要“解剖麻雀”，像朱学范先生那样“跟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真实情况摸清楚；二是“善分析”，调研回来的材料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到问题的根源，不能“看到什么说什么”；三是“能落地”，提建议要考虑“能不能办”“怎么办”，像卢嘉锡先生那样“既懂专业，又懂实际”，让建议变成政策、变成实效。

此外，锤炼履职本领还须具备“三种能力”，即学习能力：要主动学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专业知识，避免“提建议时不懂政策”的尴尬。沟通能力：在调研时，要学会“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交流”，避免说“官话、套话”；在协商时，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尊重他人的想法；在推动政策落实时，要学会“协调各方力量”，争取支持。创新能力：面对新问题，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用新方法解决新矛盾。唯有如此，才能将先辈的履职担当转化为新时代干部的“硬脊梁”，让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真正成为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为民情怀是“暖心剂”，得像先辈那样“心系百姓、枝叶关情”

民主党派从成立那天起，就跟老百姓的命运绑在一起。先辈们搞革命、干事业，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发财，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种“为民情怀”，是民主党派的“根”和“魂”，也是民主党派干部必须有的素质。

民革先辈何香凝先生是著名的画家，一辈子都在“用画笔为百姓发声”。抗日战争时期，看到前线将士缺衣少食，她把自己珍藏的字画、首饰全卖了，换成棉衣、药品送到前线，自己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咸菜稀饭。有次她去慰问伤员，看到一个小战士腿受了伤，还在念叨“想回家看看爹娘”，她当场就哭了，后来专门给这个战士画了一幅《母子图》，还写信帮他联系家人。新中国成立后，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是经常往基层跑，看到农村孩子没学上，就呼吁“要重视农村教育”；看到老人没人管，就建议“建养老院”。何香凝先生常说，“我是老百姓的女儿，老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句话现在听来还是特别暖心。

致公党先辈陈其尤先生，早年在海外经商，看到华侨在国外受欺负，没人撑腰，他就组织华侨社团，为华侨争取权益。有次一个华侨在东南亚被当地警察无故关押，陈其尤先生亲自去领事馆交涉，跟对方据理力争，整整僵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把华侨救了出来。后来他回国参加革命，还是念念不忘华侨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推动成立“华侨服务站”，帮助华侨解决回国定居、子女上学等问题，很多华侨都说“陈先生是咱们华侨的‘贴心人’”。

先辈们的为民情怀，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现在的工作条件好了，但“心系百姓”的初心不能忘。比如搞社会服务，不能“送点米、送点油就完事了”，要像何香凝先生那样“了解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比如去乡村送健康搞义诊，不能只停留在给老人量血压、测血糖。还有帮扶的贫困村，也不只是送钱送物，而是志智双扶，规划和建设并举，产业和就业齐抓，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真为民、办实事”。

所以说，涵养为民情怀，要做到三点：一是“心里装着百姓”，常想“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我想给什么”；二是“脚下沾着泥土”，多去基层走一走、看一看，跟百姓交朋友，听百姓说心里话；三是“手上办着实事”，不管是参政议政还是社会服务，都要盯着“百姓的急难愁盼”，干一件成一件，让百姓真正感受到温暖。

第四，团结协作是“黏合剂”，得像先辈那样“互帮互助、包容谦让”

机关是个集体，干工作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众人拾柴”。这一点，民主党派的先辈们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当年搞革命、建组织，靠的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搞派系之争，在民族大义面前放下“个人恩怨”，在共同目标面前搁置“意见分歧”，这种“以团结促事业，以协作求发展”的胸怀，为新时代机关干部涵养团结品格提供了宝贵借鉴。

何香凝先生与宋庆龄先生的深厚友谊，以及她们在民革建设中的协作精神，堪称“团结互助、相互补台”的典范。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时，何香凝先生担任中央副主席，宋庆龄先生虽未直接任职，却始终是民革的“精神支柱”与“坚强后盾”。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民革党员进行迫害，何香凝先生的住所被特务严密监视，行动受限，连日常传递文件都面临风险。宋庆龄先生得知后，主动提出“将我的寓所作为秘密联络点”，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多次在寓所接待民革党员，帮助传递《民革宣言》等重要文件，还亲自将文件藏在书籍中，委托可靠的朋友送往解放区。有一次，民革计划出版《民革周刊》宣传民主理念，却因经费短缺难以启动，何香凝先生四处筹措仍杯水车薪。宋庆龄先生得知后，悄悄变卖了自己珍藏的几件古董，将钱款送到何香凝先生手中，还特意叮嘱“不要对外声张，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名声”。1949年，两人一同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妇女权益”条款时，何香凝先生提出“要明确妇女享有平等就业权，禁止用人单位歧视女性”，宋庆龄先生立即补充建议“应同步建立妇女儿童保护机构，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两人的建议相互补充、彼此完善，最终被完整纳入共同纲领。何香凝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庆龄是我的战友，更是我的亲人，我们没有为个人争过一句话、抢过一件事，因为我们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在民革的历史上，程潜先生与陈明仁先生在湖南和平起义中的协作，更是“不计得失、相互补台”的生动写照。1949年，程潜先生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先生担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两人虽分属国民党不同派系，早年还因“军队编制问题”有过隔阂，但在“和平解放湖南”的共同目标面前，他们毅然放下分歧，结成了最坚定的同盟。当时，国民党当局已察觉两人的“和平倾向”，派特务严密监视，还多次发电报“命令陈明仁进攻解放军”。程潜先生深知陈明仁的处境——若公开拒绝命令，可能会被特务暗杀；若服从命令，又会让湖南陷入战火。于是，程潜先生主动找到陈明仁，提出“由我出面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你负责稳住军队、防范特务，我们分工协作，共担风险”。为了让陈明仁没有后顾之忧，程潜先生还特意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陈明仁的部队中，说“我的儿子和你的士兵一起，若出了意外，我与你共进退”。陈明仁先生深受感动，立即调派自己最信任的警卫营保护程潜先生的住所，还以“部队演习”为名，将特务监视的兵力调离，为程潜先生与中共地下党联络创造条件。起义前夕，国民党当局派专员到长沙“督促作战”，陈明仁先生假意应承，暗中却与程潜先生制定“起义细节”——程潜先生负责起草《湖南和平起义宣言》，陈明仁先生负责控制长沙周边的军事据点；程潜先生联络地方士绅“稳定民心”，陈明仁先生则处理“不愿起义的军官”，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联合发布起义宣言，湖南和平解放，避免了数十万百姓遭受战火涂炭。起义后，陈明仁先生主动提出“由程潜先生担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有人问他“你手握兵权，为何愿意屈居副职”，陈明仁先生回答：“我起义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湖南百姓。程先生德高望重，由他领导，才能让湖南更快稳定，这比我个人的官位重要得多。”

新时代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更需传承先辈们的团结品格，在工作中践行“相互补台、不拆台，相互体谅、不计较”的原则，尤其要做到“三个坚决”：

一是坚决摒弃“个人主义”，树立“一盘棋”思想：机关是一个整体，每个科室、每个岗位都是“棋盘”上的重要棋子，缺一不可。业务科室与综合科室之间，不能有“你推我挡”的隔阂——当业务科室忙于“乡村振兴调研”时，综合科室应主动承担“调研材料整理”“后勤保障”等工作，提前与调研地联系对接，准备好调研问卷、录音设备，而不是坐等业务科室“提交材料后再排版”；当综合科室遇到“年度工作总结撰写困难”时，业务科室应积极提供“全年调研数据”“提案获奖情况”等素材，帮助梳理工作亮点，而不是借口“不懂文字工作”推托。干部之间要像何香凝与宋庆龄那样，把“科室协作”当成“自家事”，把“同事困难”当成“自己困难”。

二是坚决杜绝“内耗扯皮”，做到“相互补台”：工作中难免会出现疏漏，此时“补台”还是“拆台”，最能体现干部的胸怀。例如在提交“提案初稿”时，若负责撰写的干部因疏忽“遗漏了一组关键数据”，参与讨论的同事应主动帮忙“查找数据来源”，而不是指责“你怎么这么不细心”。要像程潜与陈明仁那样，在问题面前“共担责任”，在困难面前“相互支撑”，让“补台”成为机关的工作常态。

三是坚决反对“争功抢劳”，保持“高风亮节”：当工作取得成绩时，要懂得“谦让荣誉、肯定他人”。例如，某份提案获得“优秀参政议政成果奖”，若这份提案是“A干部负责调研、B干部负责撰写、C干部负责修改”，那么在汇报成果时，牵头干部应主动提及“调研阶段A干部跑了5个县收集数据，修改阶段C干部熬夜调整了3版结构”，而不是将功劳全部归于自己。要像民革先辈那样，把“做事”放在“争名”前面，把“集体荣誉”放在“个人利益”前面，让“不计较、不折腾”成为干部的自觉行动。

所以说，我们要把团结协作当成一种习惯，做到“三个不”：一是“不计较”，不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不计较谁的名字排在前面、谁的排在后面，只要能把工作干好，多干点、少争点都没关系；二是“不折腾”，确定了工作目标就一起往前冲，不因为一点小事就争论不休，不因为个人意见不一致就拖慢进度，更不搞“内耗”；三是“不懈怠”，看到同事忙不过来就搭把手，看到工作有漏洞就及时补，不做“甩手掌柜”，不做“旁观者”。比如写材料，有的同志擅长搭框架，有的擅长写案例，有的擅长润色语言，大家就可以分工合作，你搭框架我填内容，你写案例我改语言，这样写出来的材料又快又好，还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第五，作风过硬是“生命线”，得像先辈那样“清正廉洁、严于律己”

作风建设关乎民主党派的形象，廉洁自律是干部的立身之基。民革先辈们一生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即便身居高位、手握权力，也始终保持“布衣素食”的简朴作风，坚守“不谋私利、只讲奉献”的道德底线——他们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自觉，用“不谋个人半分私利”的坚守，为新时代机关干部恪守清廉作风树立了永恒的标杆。

民革先辈屈武先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来担任民革中央主席，一辈子都保持着清廉的作风。他住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老房子，墙皮都掉了，单位想给他翻新，他说“能住就行，别浪费钱”；他的工资除了养家，大部分都捐给了灾区和贫困学生，自己穿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有次他去外地调研，当地部门想给他安排高档酒店，他坚决不同意，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普通招待所就行”。屈武先生常说“当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修身先律己”，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记在心里。

20世纪20年代，何香凝先生的画作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许多收藏家愿出高价购买，甚至有外国使节以“重金求画”，但何香凝先生始终坚持“为公益作画，不为私利动笔”。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将士，她主动发起“义卖画作支援抗日”活动，将自己的百余幅作品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为了筹集更多资金，她甚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衣物，自己却过着“每餐只有一菜一汤”的俭朴生活。有一次，国民党当局的官员想以“高官厚禄”拉拢她，提出“只要你不再反对政府，就送你一座别墅、一笔巨款”，何香凝先生当场拒绝：“我画画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反对独裁是为了民族大义，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这些东西，你还是留给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吧！”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却始终拒绝特殊待遇。她的家中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旧书桌、一把藤椅，墙上挂着的还是自己画的《虎》《梅》，以此勉励自己“要有猛虎的斗志、梅花的气节”。

民进先辈雷洁琼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一辈子教书育人、研究社会问题，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谋取私利。她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有学生想托她走关系找工作，她严肃地说“我帮你可以，但不是走关系，而是帮你分析优势，教你怎么面试”；后来她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亲戚想让她帮忙办个营业执照，她也拒绝了，说“要按规定来，不能搞特殊”。雷洁琼先生90多岁高龄时，还在坚持上班，每天挤公交车去单位，有人劝她“用专车吧”，她笑着说“挤公交挺好，能跟老百姓多聊聊”。

先辈们的清廉作风，是我们的“传家宝”。民主党派干部虽然不像一些公权力部门干部那样直接掌握权力，但也面临着各种诱惑。要是作风不过硬，贪污腐化，不讲纪律，不守规矩，甚至违法乱纪，不仅会毁了自己，还会影响党派的形象，对不起先辈们的清廉风骨。

锤炼过硬作风，要做到三点：一是“严于律己”，从小事做起，不贪小便宜，不搞特殊化，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二是“严谨务实”，工作中不弄虚作假，不搞形式主义，干工作就要干到实处、干出成效；三是“艰苦奋斗”，不追求享乐，像先辈那样勤俭节约，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履职上、用在为民上。

作风过硬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民主党派机关干部而言，就是要倾心尽力为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服务。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必须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

首先，要变“被动应答”为“主动上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等基层汇报、等党员求助，而要像民革前辈屈武先生调研不住高档酒店那样，真正沉下去。例如，机关干部可以建立“基层联系点”制度，定期走访偏远或困难的支部，不是去听汇报、看材料，而是参加他们的组织生活，与普通党员一起座谈，听听他们履职中遇到的瓶颈、收集社情民意时的困惑，甚至了解他们个人发展上的难题。

其次，要变“程式化服务”为“精准化赋能”。服务不能大而化之，要像雷洁琼先生帮助学生分析优势而非简单走关系那样，提供切实有用的支持。比如，了解到基层支部普遍反映活动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机关就不能仅仅发个通知了事，而应整合资源，打造一个“资源服务平台”：提供经典活动案例库、推荐优秀讲师名单，甚至为跨支部联合活动牵线搭桥。当发现许多来自科技界的党员有成果转化需求时，机关可以主动联系政府相关部门或产业园区，举办专场对接会，为他们履职建功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最关键的是，要怀揣一颗“同理心”，为党员排忧解难。要像何香凝先生心系百姓疾苦那样，真心实意地关心党员。如，民革浙江省直属支部的某位老党员生病住院，机关得知后，不仅第一时间派人探望，更考虑到其子女不在身边，主动协调资源，帮助联系专家会诊，解决了老人的实际困难。这件事虽小，却在广大党员中传为美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组织靠得住”。这种基于尊重和关爱的服务，远比任何空洞的说教更能凝聚人心。

总之，为基层和党员服务，就是要用我们的“勤勉指数”去提升他们的“便捷指数”，用我们的“务实作风”去激发他们的“履职热情”，用我们的“贴心关怀”去换取他们的“归属认同”，从而让我们民革的组织肌体永葆生机与活力。

第六，善于创新是“新动能”，得像先辈那样“与时俱进，追求突破”

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民主党派履职提供了新工具、新路径。民革先辈们虽身处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勇于突破”的精神——他们在革命时期“用油印机传递进步思想”，在建设时期“用广播宣传政策主张”，从不因“条件有限”而故步自封。新时代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更需传承先辈们的创新精神，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服务履职，让“数字赋能”成为提升本领的重要支撑。

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民主党派履职带来了“三大突破”，机关干部必须主动学习、熟练运用，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一是善用AI提升调研效率，让“数据收集”更精准。传统调研往往面临“样本量小、数据分散、分析滞后”的问题，而人工智能技术能有效解决这些痛点。例如，在开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调研时，干部可通过“AI舆情分析工具”，实时抓取全国各县域的“电商销售数据”“群众评价关键词”，快速识别出“农村快递网点不足”“农产品品牌意识薄弱”等共性问题，无需再“逐县走访”。

二是善用AI优化提案撰写，让“政策建议”更专业。撰写高质量提案需要“政策依据充分、数据支撑有力、逻辑结构清晰”，而AI工具能成为干部的“智能助手”。例如，在分析“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数据时，AI可通过“预测模型”，测算出未来5至10年的“基金收支缺口”，并模拟“延迟退休年龄”“扩大参保范围”等政策对基金平衡的影响，让干部提出的“基金保值增值”建议更具科学性。

三是善用AI创新服务方式，让“联系群众”更紧密。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传统方式多为“座谈会、走访”，而数字技术能拓宽联系渠道，让群众“随时随地反映诉求”。例如，干部可搭建“AI智能客服平台”，在党派官网、微信公众号设置“群众诉求入口”，群众通过文字、语音即可反映“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AI客服可自动“分类诉求、匹配政策解答”，对于复杂问题则转至对应科室处理，实现“24小时响应”；还可利用“AI直播平台”，定期开展“政策解读直播”，邀请专家、干部在线解答群众疑问，直播后通过AI自动生成“问答集锦”，方便未观看的群众查看。

当然，善用数字技术不等于“依赖技术”，干部仍需坚守“求真务实”的底色。例如，AI生成的调研数据需“实地验证”，避免因“数据偏差”导致建议脱离实际；AI撰写的提案初稿需“人工审核”，融入“群众声音、基层经验”，避免“冰冷的技术”取代“温暖的关怀”。新时代干部要做到“技术为表、初心为里”，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履职的“助推器”，而非“替代品”。

以上关于民革机关干部必须具备的六种素质的论述，其核心就是“传承先辈精神，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先辈们用一辈子打下了多党合作的好基础，现在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不能辜负先辈的期望。

民革先辈李济深先生曾经说：“人生在世，当以国家为重，以人民为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每一位干部都必须牢记这句话，以更高的素质、更强的本领、更实的作风，在多党合作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民主党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