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涛：隐蔽战线上的民革前辈         2025年10月31日15:49

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有一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郭春涛。郭春涛是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协助中国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敌军，完成了一次次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举，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积极联共反蒋抗日

1923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郭春涛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郭春涛被北京地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提名为国民党“一大”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春，郭春涛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他渊博的学识、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对孙中山的忠实信仰，随后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郭春涛坚持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参加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千方百计协助共产党人的工作。1936年，郭春涛任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七七事变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部出川抗日，郭春涛任第七战区战地委员会主席，直接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当时，国民党政府下令放弃南京，撤退到武汉。在部队撤出南京时，郭春涛巡视到长江岸边，看见大批难民等待渡江，又看见国民党政府在用船舰运送小轿车，当即下令停止运车。此时，舰队负责军官拿出国民政府调船限期撤出小轿车的命令。郭春涛当面撕了命令，大义凛然地对运输队长说：“人命关天，难民必须先撤走！”他命令所属部队缴了海军护船队的枪，把已装上船的汽车全部推入江中，组织难民上船过江，安全疏散两万多难民。郭春涛甘冒风险拯救难民，一直支持到最后撤离时坠崖负伤，因此事他也遭到蒋介石记恨。

1937年冬，由于郭春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联共反蒋抗日，蒋介石非常恼怒，郭春涛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出党”。1938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撤至重庆，郭春涛依然为抗日不懈战斗。此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早年，郭春涛与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交情甚笃。周恩来到重庆后，就以郭春涛家为据点，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和郭春涛、张澜、陈铭枢、杨杰、杨虎、章伯钧、姚觉悟组成了对外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又叫“九人团”。他们经常在郭春涛家秘密集会，谋划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联合抗日斗争。

1939年，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中共派往重庆的秘密代表）与郭春涛配合，组织“东方文化协会”，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会长、覃振担任副会长，王炳南、郭春涛、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等为常务理事。郭春涛兼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协会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越南、印度、泰国的代表，以及台湾地区的代表。

郭春涛以“东方文化协会”的合法名义，参与和沟通各种形式的国际抗日活动，协助中共工作。郭春涛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的举措、国民党中央对内对外的动向等，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中获得的日军大本营的动向、日德之间的外交密电，以及被俘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截获日军的文电等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整理后通过王炳南及时转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过这些情况及时制定对策，有力地牵制和阻挠了蒋介石的分裂投降政策，并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情报。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还都南京，郭春涛经南京到达上海，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了长达3年的隐蔽战线斗争。

架设秘密电台

1946年内战爆发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惨遭屠杀，中共、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民联指定郭春涛为民联中央与中共的联系人，周恩来也指派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与郭春涛建立固定联系，并指示由郭春涛、吴克坚、徐士可等人组成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通过吴克坚负责的电台，沟通郭春涛与周恩来的秘密联系。电台设在什么地方，是一项至关重要、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经过周密考虑，郭春涛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虎。郭春涛曾经周恩来同意，与杨虎成为“结拜兄弟”，通过这层特殊关系，郭春涛把地下电台设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驻所。

在当时血雨腥风的上海，很多共产党的情报系统被敌人发现，情报人员被杀害，可吴克坚负责的电台却安然无恙，从1946年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通过这条红色电波，一大批国民党的重要情报传给了周恩来。吴克坚曾回忆说：“郭春涛水平高，政治敏锐，工作主动，胆大心细，善做情报工作，起到了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作用。”

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

江阴炮台地势险要，是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碍，也是当时军事策反工作的重点。郭春涛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通过朱蕴山的干女儿徐又擎结识了江阴炮台司令陶洪钊。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郭春涛觉得陶洪钊对蒋介石已完全丧失信心，便鼓励他弃暗投明。但陶洪钊对共产党不了解，顾虑重重，提出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叛蒋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条为条件，以便今后远走国外，了却终生，并请郭春涛转告共产党。

郭春涛立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吴克坚，吴克坚通过电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示由上海秘密党组织出面表态，只要陶洪钊在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不向解放军开炮，可以用重金交换，并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或帮助他出走国外。陶洪钊听完此言，深受感动，毅然决定起义，投向共产党。

继江阴炮台策反成功之后，郭春涛又相继策动了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驻上海虹桥机场机械师起义、吴淞要塞司令杨沦治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9艘、艇16艘易帜，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条件。

郭春涛在上海频频的策反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度关注，一度把不是中共党员的郭春涛误认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长”，敌特机关张贴通缉令遍及上海街头，悬赏20根金条捉拿郭春涛，后又以20万美金悬赏捉拿他，并密令特工人员，一旦抓到，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上海秘密党组织认为郭春涛处境十分危险，建议中央将郭春涛迅速转移至解放区。

郭春涛置生死于度外，他对吴克坚说：“目前策反工作正进入成熟阶段，此时我一旦离开，则将断线，给策反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请党组织将我继续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将我参加地下工作的儿子送往解放区。”吴克坚当即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恩来复电说，中央同意郭春涛本人的意见，要求上海秘密党组织切实做好对郭春涛的保护工作。

此时，上海秘密党组织派刘绍周去中央汇报工作，当即决定郭春涛的儿子郭志坚随同启程，后经天津安全抵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驻地，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成功营救张澜、罗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奉蒋介石命令，妄图死守上海，与解放军决一雌雄。毛人凤率一大批特务也窜入上海，市内街头巷尾，到处是军犬猎狗的狂叫声，摩托车、警车的轰鸣声，国民党反动当局一边忙着抢运黄金白银，一边大肆搜捕中共秘密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此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桥疗养院。蒋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严密监视张澜、罗隆基的活动，必要时加以处决。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由周恩来电示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将这一任务交给郭春涛，通过他与杨虎的特殊关系组织营救。郭春涛接受任务后，火速找到杨虎进行策划，决定动用警力，采取提押“人犯”的办法进行秘密营救。杨虎把这一任务交给最为信任的老部下、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执行。阎锦文驱车前往虹桥疗养院，向张澜、罗隆基说明情况，希望他们配合行动。张澜、罗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应。

5月14日，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来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大队，命令阎锦文以转移为名，把张澜、罗隆基处决，然后绑石沉江。杨虎接到阎锦文的报告后，觉得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决断。阎锦文再次前往疗养院，说明情况紧急和郭春涛、杨虎之意，并拨通了杨虎家的电话让张澜、罗隆基通话询问，张澜、罗隆基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阎锦文当晚10时执行处决计划。杨虎决定将计就计，晚上9时刚过，让阎锦文率庄儒伶、潘云龙两名队员，全副武装，驾驶警车直奔虹桥疗养院，在病房前戛然刹住，然后跑步上楼，冲进206病房，拔出手枪，厉声喝道：“张澜、罗隆基快起来，跟我们走！”随后，庄儒伶、潘云龙一人押着一个走出了病房，将张澜、罗隆基塞进警车，风驰般奔去。阎锦文手持特别通行证，熟记当晚口令，躲过了途中岗哨和巡逻队一次又一次的盘查，把张澜、罗隆基送到了预定的安全地点，至此两人虎口脱险。蒋介石闻此消息，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毛森大骂：“尽是一堆饭桶！”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郭春涛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郭春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政协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郭春涛相继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涛与世长辞，享年52岁。7月9日，政务院在京举行“郭春涛同志追悼大会”，周恩来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郭春涛同志的一生，称赞他在“上海解放前，对于地下策反工作，贡献颇大”，并亲笔题写了郭春涛的墓碑。

郭春涛生前，在与长子郭志坚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一生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苦难的中国……你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我曾和共产党的朋友表示过入党的意愿，他们后来给我的回答是‘中央的意见，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大’。所以，我只好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

郭春涛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是当之无愧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