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翁文灏：抗战烽火中的“工业脊梁”         2025年08月08日10:08

1945年深秋，重庆临江路的工矿产品陈列馆里，一盏煤油灯静静燃烧，灯里是由玉门原油提炼的煤油。灯光穿过玻璃展柜，在斑驳的钢锭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旁边磨损的钻机齿轮与泛黄的矿砂样本，无声诉说着一个民族在工业废墟上重建的艰辛。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业制品背后，站着一位鬓角染霜的学者——翁文灏。这位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放下地质锤，以笔为剑、以厂为营，在西南西北的崇山峻岭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工业防线，为抗战胜利铺就了一条充满荆棘却通向光明之路。

归国后的翁文灏

庐山论矿：从学者到救国者的觉醒

1932年6月的庐山牯岭，翁文灏身着长衫立于蒋介石面前，手指在大幅矿产分布图上重重一点：“中国煤铁矿产之质量，东三省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我国铁矿为倭寇所占约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了这段对话的后续：6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6月18日，翁文灏再向蒋介石详解中国矿产禀赋：“中国矿产所缺者为银与钢，而最富者为煤、为铅、为锑、为锰、为铝，各占世界之第一、第二、第三位。”蒋介石在日记中批注：“国家之经济财政必先从开发矿产入手”，并赞叹“翁泳霓诚今日中国需要之人才也”。6月19日，谈及西北农产时，翁文灏直言：“西北土地虽广，只可移民数百万人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谓可容八九千万人移垦。”这番务实判断让蒋介石愈发赏识，在日记中称其“始可谓有学有识之人，真不可多得也”。

那时的翁文灏，刚从周口店发掘现场赶回——他与步达生、裴文中共同揭开北京猿人之谜的工作正进入关键阶段。但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早已击碎书斋宁静，他在《独立评论》上疾呼：“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三元巷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担任秘书长。就职当日，翁文灏将伴随多年的地质锤摆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锤身上“地质调查所”的刻字已被摩挲得发亮——这是对过往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明志。

玉门凿空：戈壁上的燃料生命线

1938年6月24日，重庆的梅雨季正浓，翁文灏接到蒋介石手令：“甘肃玉门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他当日便调派四川油钻探勘处工程师张心田“将前存钻机选配二部，运送甘肃玉门地方装设，赶速探勘”，并在电文中特别注明“每部钻机需骆驼队三十头，穿越祁连山需时四十五日”。10月，又派严爽为主任，率员工“由陕迁运机材前往工作”，同时专门致电马步芳：“酒泉玉门一带勘探人员安全关乎国防燃料命脉，恳请令所部妥为保护。”

开发初期的艰难远超想象。苏联承诺的新式钻机迟迟未到，翁文灏在给资源委员会的密电中下令：“搜购国内旧钻机，湘赣煤矿闲置设备优先调拨，拆卸时务必编号装箱，注明零件匹配关系。”工人们用骆驼驮运设备穿越风雪祁连山，在零下20摄氏度的戈壁中“伐木运料，建造房屋”，甚至用羊皮筏子渡过结冰的石油河。1940年7月20日，翁文灏向蒋介石报告突破性进展：“在石油河区共凿井七口，五口出油；平巷三座，二座出油。每月出产原油五万加仑，炼成汽油一万加仑，柴油二万五千加仑”，并乐观预计“本年九月起，每月可产原油十二万加仑，炼成汽油二万五千加仑、柴油六万加仑，悉数用以开驶卡车，可行驶八十五万公里”。

1941年10月的戈壁，一场惊心动魄的喷油改变了战局燃料供应格局。第八井钻至440米时，原油突然喷涌而出，“高达数十丈，压力之大，油量之丰，不亚于世界重要油田”。据甘肃油矿局档案记载，当时“油水泵开关被油气冲毁，原油顺井口直喷而出，经积极施救始将开关修好，至二十二日晨四时方告停喷，计喷油六小时约十万加仑”。因储油设备不足损失四万加仑，工人们跳进冰冷的石油河，用麻袋和冻土垒起临时油池，最终挽回六万加仑原油。这场“戈壁喷油”的奇迹，让玉门油矿成为大后方的“燃料心脏”。

至1945年，玉门油矿累计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汽油1303万加仑，占大后方汽油产量的90%。这些“戈壁琼浆”通过西兰公路输往前线，支撑了西北军车运输。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参观后在报道中惊叹：“在这片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中国人用意志炼出了胜利的燃料——每加仑汽油里都凝结着骆驼蹄印与钻井工人的汗珠。”

20世纪40年代玉门的炼油厂

三年计划：烽火中的工业蓝图

1940年3月21日，重庆防空洞的煤油灯下，翁文灏逐字修改《三年工业计划》。洞外轰炸声此起彼伏，洞内他笔下的数字却愈发坚定：1940年至1942年度，国营民营钢铁产量需达5.88万吨，军用卡车年产1000辆，汽油346万加仑，硝酸630吨、硫酸370吨，经费预算高达法币2.0454亿元、美金1079.3万元。

这份计划的制定充满科学测算：“外汇之来源，悉赖财部筹发，自属不易，计惟有提出部分出口矿产，以资抵付”，他算得精细：“每年出口钨砂或锡三千吨、锑三千吨，所得外汇约四百万美元，足够购买炼钢设备”。为突破运输瓶颈，他在给蒋介石的签呈中进言：“兵工器材固急，然炼钢炉不运，炮弹原料何来？”最终争取到滇缅路20%的运输配额，专门运送工业设备。

计划推行中遭遇滇缅路封锁的重创。翁文灏在1940年10月的修正计划中坦言：“越南禁运，存海防器材不克运入；缅甸禁运虽于十月重开，但军品运输拥挤，每月能运入之建设器材平均不及百吨”。他当即下令“凡国内能自制者，绝不依赖外货”：在湖南，组织工人拆卸湘赣煤矿钻机运往玉门；在昆明钢铁厂，指导工人用“土法炼钢”，将庙里的铜钟熔铸成炮管毛坯；在重庆电工器材厂，鼓励工程师用竹子纤维制造绝缘材料，使军用电话机月产量从百部跃升至8000部。

1942年冬，当第一批国产卡车从中央机器厂驶下生产线时，翁文灏抚摸着车头的“中国造”铭牌，想起三年前在伦敦考察时，外国专家的断言“中国三十年也造不出像样的汽车”。他在日记中写下：“洋人能者，中国人未必不能，所欠者唯决心耳。”到1943年，大后方工业产值较1938年增长3倍，钢铁自给率达45%，为前线输送了12万发炮弹的原料。

矿砂外交：以资源为盾的大国博弈

1939年1月16日，莫斯科的严寒中，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将一份清单推给苏联外贸代表，清单角落标注着“翁文灏核”字样：“钨砂5000吨、锑3000吨，换取飞机200架”。这份清单的背后，是翁文灏主导的“矿砂外交”——抗战时期中国获取外援的关键筹码。

据档案记载，翁文灏为中苏借款专门测算：“我方第一年应偿还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元。如以农产品与矿产品各半交付，则应运矿产品价值为美金五百七十五万元”，并细化到“自二月至十月，每月约需购运钨砂二百吨、纯锑二百吨、锡二百吨”。他与孔祥熙商议后，确定“农产、矿产各半抵付”原则，既满足苏联需求，又为中国保留粮食储备。

1940年3月，翁文灏主导资源委员会与美国金属准备公司签订“售钨合约”，借款5000万美元，以钨砂作抵，7年还清，每年运钨7000吨。当蒋介石担心产能时，他从容回禀：“1939年至1940年度钨砂产量约为一万二千吨，再加促进可达一万五千吨”，并分析“对苏还债所需为四千八百吨，下年度最少尚有余额七千吨以上可供运美之用，现有存货约五千吨可补急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钨砂制造军火，提出“1942年运钨、锑各二万吨”。翁文灏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据实力争：“我国年产量仅1.2万吨，勉筹七千至一万吨”，同时强硬提出“美方需加价30%，并供给运输汽油”。这场博弈持续三个月，最终达成妥协。据档案统计，抗战期间中国通过钨、锑、锡等矿产品易货，获得苏联借款2.5亿美元、美国借款1.79亿美元，这些矿产被称为“东方的战争血液”。

铁骨铮铮：浊流中的改革微光

1940年12月的重庆，寒风卷着雨丝穿过街巷，翁文灏得知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官员被军统逮捕的消息，当即驱车前往行政院。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直言，“章元善向称廉洁，蔡承新与平价资金无涉，若主管员司尽被拘押，平价业务将停摆”，并以辞职相胁，“职部复因主管员司不能办事，深感督率未周，责有攸属，故请辞去经济部长本兼各职”。

这场抗争最终促成蒋介石下令：“有罪者严惩，无辜者复职。”翁文灏在日记中写道：“书生报国，不在争权，而在护道——此道即国法与公道。”但翁文灏也付出了代价，孔祥熙派系借机散布“翁文灏包庇贪腐”的流言，让他在行政院备受排挤。

1942年的空油桶风波更显其风骨。玉门油矿因缺桶停产，军政部却“每只空桶索价三百元”，而矿局预算仅能承担每只50元。翁文灏在给蒋介石的签呈中痛斥：“各机关现存空桶当有百余万只之多，除复兴公司以少数装运桐油外，现均不能运送国外，装油内运。如能指拨六万只交矿局利用，则政府收集之油桶既可用得其所，而该矿缺桶恐慌可以迎刃而解”。蒋介石下令“免费拨借”，虽最终仅到位半数且多为破漏桶，但这场抗争让翁文灏在日记中写下“宁与腐恶抗争，不向私利低头”。

翁文灏还痛陈官场积弊，“各机关冗员太众，滇缅公路运输有副主任办公室、监理委员会、中缅运输局、西南运输处等诸多组织，首长既同为一人，机关又何必纷立，徒增文书转移之繁”，提出裁并重复机构的改革方案。这些尝试虽多受阻，但他推动通过的《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提出“国营民营并进，以民生为根本”，为战后经济建设留下了宝贵遗产。

1945年9月，翁文灏站在重庆工矿展览会上，看着玻璃柜中陈列的玉门汽油、昆明电机、湘钢钢材，老泪纵横。从1938年玉门油矿初创到1943年工业计划会议，翁文灏以科学精准的规划、不屈不挠的坚持，为抗战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工业防线。

（叶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