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 ：清廉俭朴，不搞特殊化         2025年06月13日10:42

笔者曾有幸负责联系服务民革中央顾问、百岁老人张克明先生，张克明谈及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神情肃穆，言必称“任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张克明曾在民革成立大会上被任命为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张克明在民革中央机关工作，和李济深接触较多，1956年曾受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安排，记录李济深口述自传。张克明说：“我同任公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他那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怀。他在口述个人经历时，对自己要求很严，而对待别人却很宽大，甚至对他的政敌也不挟私仇。他说，我们是为革命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对方觉悟了，愿意站到革命这一边来，就可以捐弃前嫌。任公对自己的功劳和贡献，表现得特别谦逊。他在《略历》中全篇都用平铺白描的文字，即使对煊赫的功业也不作任何渲染。任公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独到的看法。他常常引用佛家的一个说法：要使一滴水永远不灭，就要把它放在大海里。他认为自己即使作出了一点贡献，可以留给后人思念，也不过因为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个人不是神仙，不论是有名英雄还是无名英雄，只有在革命洪流中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事业才是不朽的。任公毕生奔走革命，不治家业，所以没有什么遗产。如果说有遗产的话，那就是他所心爱的一些书籍、古董和字画。而这些东西，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子女都捐赠给国家了。”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四为李济深。

清廉俭朴

李济深年幼丧父，他在《忆母》一文中说：“犹忆济深幼时，与吾兄往乡塾读书，衣履每破必补，虽旧必洁，常责以勤敏向学，无坠先业，日间所读之书，夜必令熟习背诵而后已，是以济深兄弟每日功课，师责背诵时，辄较他童为流畅，四五年间即读毕四书五经，吾母教督之劳为多。”李济深从小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染浸润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勤勉向上的家风和母亲的言传身教成为他救国报国、心向光明的最好启蒙，也形成了他清廉俭朴的作风。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济深虽身任要职，但他从不以权谋私或趁机捞钱，因俸禄不足，直到1921年才实现奉养母亲的愿望：“辛亥革命，济深微服赴沪，参与戎机，任粤东北伐军师参谋长，民国成立，曾一度归省，旋回京任军学编辑局编修，俸给微薄，无力迎养。当民十之秋，以回籍省亲，道出羊石，当时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先生，坚约在粤任事，济深亦以羊石离乡较近，归省迎养，均较便利，遂留粤服务，迭典军要，谬膺重寄，始得迎母奉养。”

带兵清正

李济深副官肖韬章在《李济深先生轶事》说：“李济深带兵除了公忠，就是清廉感人。虽身任师长，直至1926年至1927年间任了广东省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等职，但对他自己，他的后代在广东并无留下寸土片瓦，这在国民党的大官员当中恐怕说得上难得的清廉了。我和龙飞群等人跟随他三十余年，从未得到他额外资助。直到解放前夕，我的工薪实难于养活全家九口，妻儿子女只能住在铁路边上的三角茅棚里，靠租赁……佃田种菜，吃稀粥度日。李济深知道我们的困境，总以孙中山先生的朴素精神与我们共勉。我们也感到在李济深身边工作，虽清贫艰苦，但精神上非常轻松愉快，不必负一切埋没良心的包袱。李济深终生视剥削生活为耻，故其乐也。”他的世侄陈远图回忆说：“九伯在旧社会当过大官，但他从不图谋私利，任用私人。做过广东省府主席、军长、总指挥，在广东完全没有房产，要租屋来住。没有提拔过任何乡人做官，龙飞群跟了他一辈子，还是当侍从副官。”

在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活动时期，国难当头，李济深与民同甘苦。1942年，粤东、桂南遍地灾民，挖树皮、草根充饥，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穷奢极欲。李济深非常反感，他利用总理纪念周和一些集会揭露当时政府弊病，每谈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实例时，总是泪流满面，语不成声。后来他发起了“饮食节约运动”，任饮食节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力宣传节约理念，严格限制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浪费行为。李济深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全家人经常以稀粥度日。一次，在一个饮食业大众集会上，他要求全市饮食店拥护遵行这善举，成千的饮食店代表被他的讲话感动着，竭诚地接受了他的指示并矢志奉行。1943年，在李济深支持下，桂林掀起了节约储蓄运动，9月18日，李济深写了《节储箴言》：“江海成大，细流不拒。节以制度，约以养廉，铢积寸累，集垤为山。溯彼倭夷，犯我岩边。豺牙肆逞，星火燎原，国仇家恨，湔雪宜先。今日何日，愿共勉旃。”

严于律己

李济深要求别人节约，他自己也过着布衣节约的俭朴生活。1942年后，汽油来源缺乏，他舍弃了汽车。每天，他骑一匹棕色的骏马，驰骋往返于办公路上。夜晚，市民们往往会看见一位穿布长袍的长者挤在热闹的市街上，看见的人就嚷：“这是李主任。”他和善地向市民点点头，微笑着走了。李济深的二子李沛金和卢荔蕾结婚，他登报声明，不摆喜酒，把酒席费和亲友馈赠的礼金捐献劳军，一时传为美谈。女儿李筱薇后来在民革中央举办的纪念李济深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道：“作为历史人物的父亲一生波澜壮阔，但作为家长，他在我们眼里却是那么‘普通’，用亲情、爱心和言传身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940年初，父亲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时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放弃坐汽车上下班，而改为骑马，让更多的汽油能用于抗日前线，并将儿子结婚时收到的礼金捐给受伤士兵。这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质一直激励着我。”

李济深之子李沛钰曾回忆说，“抗战时期，有一位大商人，说是只要允许他借用父亲的名义让货物从西江通过，他就可以每月送几百块大洋来，被父亲一口回绝。父亲在抗战中曾救济过许多人，而我们家当时常吃一种有红有绿有黄的霉米饭。”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济深在香港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他的家庭生活还需要朋友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党和政府给了他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全家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国家给李济深配的家具用旧了，按规定可以换新的。但每当秘书提出要调换家具或领新家具时，李济深都不同意，因而从未换过。李济深虽然每月工资有500多元，但家庭人口多，客人又多，每逢有朋友和旧部属来看他，李济深总要招待他们吃饭，还常常寄钱救济一些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因而每月工资总是不够用。有关部门知道他经济紧张，要给予补助，他总说没困难，予以谢绝。为了解决家庭亏空，1952年，他派秘书去南京，将以前购置的鼓楼头条巷2号的一幢房子以35000元旧币的价格，卖给了南京市第十一中学。以后家庭有困难，他仍是不要国家补助。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国家发给他的补助金不通过他本人，直接交给负责经管他家财务的秘书。李济深个人的生活一向非常节俭，不喝酒，也很少抽烟，平常在家就穿一件旧长袍。李济深对家属在生活上要求也十分严格，经济上实行津贴制，夫人每月二十元，上大学的儿女每人每月十元，穿的衣服一律是布衣，外出只能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不准乘坐他的公车。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李济深觉得对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不应该去埋怨任何人，而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为此他在院子里种了蔬菜，并亲自参加劳动。同时他严格要求子女，决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化思想和浪费行为。一次，他的小女儿在学校扔掉一个馒头，李济深知道后，找她谈话，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来教育她，并让她写出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犯。

李济深担任民革中央主席十余年，在民革内部从不拉帮结派搞小宗派，他坚持两条处事原则：一是对待自己的同志“一视同仁，任人唯贤”；二是处理事务“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严于律己，不以权谋私，对子女要求严格，在他们工作、升学、毕业分配等问题上，从不走后门、搞特权。李济深常对子女说：“你们以后的路子怎么走，完全要靠你们自己，不能靠家庭。你们现在一定要用功学习，要学到真本事，才能为国家出力。”在李济深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子女表现都很好，后来大都成为专家学者。李济深去世后，家属主动将“李公馆”交还给国家。

蔡廷锴的夫人罗西欧曾说：“李先生平易近人，当时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大多慕名求见，他都一一会见，从不拒绝。就是建国后，他当了国家副主席和民革中央主席，也从不摆架子，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关心他人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蔡先生对李济深尤为敬佩，他常说，‘任公德行在国内人所共仰’。”李济深的这些令人尊敬的品质，使他不论在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还是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中，都有很高的威望。

（徐庆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