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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心清的1949年:从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     祁峰    2023年07月20日11:16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革中央委员余心清(1898年-1966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祖籍安徽合肥,1898年生于南京,曾担任冯玉祥的高级幕僚长,长期坚持抗日反蒋立场,系西北军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49年,余心清的人生经历了从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的重大转折。

老虎桥

1949年1月28日,农历戊子年除夕。下午5时左右,南京香河老虎桥监狱里7名囚犯随法警匆匆登上一辆大卡车,向特种刑事法庭疾驰而去,当办完保释手续获准离开时,已是掌灯时分。众人就地告别,各自散去。唯有一人,摸摸白发、捋着长须,不肯回家,坚持要先去照相馆一趟。他就是一年多前轰动全国的“北平共谍案主犯”余心清。

1947年9月24日,设在北平京兆东街24号院内的中共地下电台,遭保密局特务用技术手段侦破,四名电台工作人员和大量密电文稿落入敌手。三天后,时任保定绥靖公署中将、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被捕。在同案入狱的人当中,余心清官阶最高、影响最大。

余心清入狱,是由于他暗中策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与中共合作、给周恩来发密电一事被特务发现,但他与蒋介石对着干,由来已久。1934年“闽变”失败后,作为冯玉祥代表的余心清遭蒋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加紧对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于8月下旬与第三集团军合作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由韩复榘兼主任,余心清任副主任并实际负责。该班招录平津流亡学生等1500余人为学员,为山东保存了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往事历历,余心清自知蒋新账旧账一起算,必欲除之而后快:“别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

然而,余心清最终幸免于难。他被捕时,妻子刘兰华正在美国治病,闻讯匆匆赶回国内,为其四处奔走,魏德迈、司徒雷登等人,皆在请托之列。后者既是余心清早年就读金陵神学院时的教师,又是刘兰华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校长,与夫妇二人有双重师生之谊。司徒雷登面晤蒋介石说,余心清杀不得,此人又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很多人反对。蒋与司徒雷登私交不错,虑及这位驻华大使的情面,最终还是听了。1948年10月19日,因“北平共谍案”入狱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位列案首的余心清暂时逃过一劫,由国防部军法局监狱转至特刑庭,继续羁押受审。

1949年,国共对阵形势日趋明朗。为摆出和平姿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七项措施,包括撤销特刑庭、释放政治犯等。形势的一连串变化,给营救余心清带来重要转机。余心清曾在冯玉祥部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学生众多,其中一位叫蒋岱燕,此时公开身份是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秘书。她奉命设法营救余心清、梁蔼然(中共地下党员)等4人出狱,以防当局日后加害。蒋岱燕找到南京法院一位梅姓法官和当地某盐号老板,做通了他们的工作,拿到保释文件,于除夕将余心清等保释出狱,并将余心清领入位于汉中门的中苏文协楼上一杂物间,供其暂时栖身。几天后,外面情势渐渐不妙。为防节外生枝,需尽快转移。此时,蒋岱燕已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联系妥当后,蒋岱燕遂掩护余心清乘火车赴上海。为躲避特务耳目,余心清换上了久违的黑色神父袍,戴上熟悉的银白色十字架项链,加之狱中所留长须尚未剃去,活脱脱一副神职人员模样。抵沪不久,上海开始抓人,他躲过机场严密盘查,直至登上飞机,“才把沉重的心放了下来”。

荔枝角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是反蒋反独裁的重要阵地,众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云集于此。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从1948年9月起,先后有数批民主人士秘密启程,分期分批从海路北上,奔赴东北、华北解放区。余心清的到来,无疑是进一步壮大了民主阵营的力量。

1949年2月4日,余心清出狱的新闻见诸报端。消息传开,着实让一众朋友们兴奋不已。14日,香港《大公报》刊登《我的朋友——余心清》一文,开篇的一句话,大概颇能代表众人的心情:“余先生已出‘院’,大家都很高兴!”

在好友谭惕吾等人帮助下,余心清在香港荔枝角九华径暂时安顿下来。余的临时住所位于山岗之下,居处幽静,海风习习,对身体恢复颇为有利。利用这一良机,他开始撰写回忆录,留下“十七个月监狱生活的一笔总记录”。民盟的一位朋友名叫巴波,协助做记录。短短20天,一本10万多字的回忆录问世了。这是一本奇书。身负“要案”而能从蒋牢中活着走出,本来已属奇迹。出狱次月即开始撰写回忆录,将狱中黑暗与胸中波澜纤毫毕现于世人面前,亦奇。余心清极具诗人气质,兴会所至,嬉笑怒骂,皆成诗篇,身在缧绁依然写就16首“狱中诗”,更奇。

余心清坦言:“我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并不是因为吃了苦头想向人倾诉,或是想用这些材料标志出自己有过怎样不平凡的一段历史;不是的,如果为了这个目的,那,我简直没有勇气来复述它。我之所以要写他,是企图用监狱这一个不见阳光的角落反映出蒋政权的丑恶,腐化,残忍,反动的实况来。叫读者看看这个政权是建筑在什么上,而它垮台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香港《华商报》是中共在港发声的重要窗口。余心清回忆录以“在蒋牢中”为总题,从1949年3月17日起,分48期在该报连载,直至5月28日以“我终于微笑了”终篇。这份狱中生活实录,情感激越、笔触细腻,真实记载了他从被捕到出狱的点点滴滴,成为射向南京政府的一枚犀利的“纸弹”,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份翔实的史料。

回忆录见报后,反响甚大。6月6日起,南京《新民报》全文转载,“编者按”写道:“这里我们将连载发表余心清先生的《在蒋牢中》,余先生原是冯玉祥先生的旧属,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办公室的主任,他从内幕里写出了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暴露了蒋匪特务的凶残和狡黠,以及他怎样从现实的教训里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6月15日,香港华商报社出版了回忆录单行本,这便是《在蒋牢中》成书的最初版本。翌年初,余心清对全书加以补充修订。10月,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再版。余心清在序言中说:“我把这本书,虔敬地献给书中的五位烈士。”1981年,该书列入“文史资料丛书”出版,现已是“百部红色经典”之一。

据蒋岱燕回忆,为表达谢意,余心清在香港时曾说,是学生蒋岱燕营救他出狱的。其实他的这位高足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余当时全然不知。报纸传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通知蒋岱燕勿返南京,就地隐蔽身份,迎接全国解放。十年后,余、蒋师生重逢,在太湖边合影留念。

回忆录完成后,余心清即于1949年3月中旬启程,搭乘外轮赴天津,再返抵北平。

从1948年到1949年,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先后组织护送了1300多人北上,其中包括350余位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即其中之一。和他同船北上的,有一同出生入死的狱友梁蔼然,以及骆宾基、卞之琳、戴望舒等多位知名人士。

颐和园

1949年3月19日下午,余心清一行抵达北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安排下,他入住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101房间。前前后后在该饭店下榻的,还有黄炎培、柳亚子、孙起孟、胡子婴、谢雪红等众多民主人士。

余心清素来交游广泛。故交新知当中,与他往来频繁的是柳亚子。几天后,余心清前去拜望柳亚子。翌日,柳回访,有诗题赠,云:“赦书忽下君何幸,异地初逢我未迟。风谊应归游侠传,姓名早列党人碑。颇怜西北骁腾尽,伫待东南运会移。哀乐中年豪气减,倘容更杀第三围。”柳亚子与毛泽东友谊深厚,在毛泽东的安排下,4月25日下午,柳亚子夫妇与余心清入住颐和园益寿堂。

余心清与朋友们往来频繁,其擅长礼宾的才具,很快显现出来。4月28日,李济深等往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余一路陪同。6月5日,黄炎培等来颐和园散心,余协助中共方面妥为招待。

在所有朋友当中,对余心清影响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新政协会议召开前,他们会面至少有三次。1949年5月1日下午2时许,毛泽东来到颐和园,先到益寿堂西厢与余心清略谈,旋至后轩看望柳亚子。这是毛、余二人首次会面。

5月5日上午,毛泽东如约派秘书田家英迓迎柳亚子夫妇,余心清、范志超同往。众人从颐和园出发,先赴香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衣冠冢,随后前往双清别墅。毛泽东设家宴款待,并与众人合影留念。宴会气氛融洽,宾主“谈诗论政,言笑极欢”,柳亚子“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

重返北平后,眼见民主夙愿即将成为现实,余心清精神极为振奋。4月,中国文化界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北平文化界联名发表宣言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盗运文物,余心清都参与其事并签名。6月,他与李锡九等人筹设民革北平分会,两个月后即宣告成立。8月,他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当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并以民革北平分会筹委会主任的身份致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余心清所任本、兼各职,数量近20个。

北平春来早,东南运会移。新中国诞生在即,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余心清,意气风发地投入新政协会议的忙碌之中。

怀仁堂

余心清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面实属偶然。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顺路走进勤政殿,恰巧遇到在此指挥布置会场的余心清。看到毛泽东到来,余心清即陪同视察勤政殿,说勤政殿和怀仁堂都是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修缮的。毛泽东闻言赞许道:“开好会少花钱,这也是支援前线啊。”视察结束后,毛泽东说:“我看你对这一套工作很熟悉,将来你就做这一套工作吧。建国以后,这一套工作也很重要呀。”余心清当即表示听从安排。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余心清等九人为常委会副秘书长。8月26日、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勤政殿举行第四次会议,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草案)》。余心清是出席会议的民革16名正式代表之一。

筹备和召开新政协会议期间,大部分民主人士和会议代表住在北京饭店。作为北平城内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它供应西餐而无中餐,所以很多人吃不惯。余心清是精通中西餐饮的行家,为此专程走访玉华台饭庄。玉华台饭庄以经营淮扬菜闻名遐迩。在余心清协调下,朱殿荣、王兰、王杜昆、孙久富等9位淮扬菜名厨调入北京饭店,令饭店餐饮水平顿时增色不少。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余心清不仅是会议代表,还参与了现场组织工作。9月30日是大会最后一天。按照议程,需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下午4点10分,余心清在台上宣布开始投票。出席会议的解放军四野代表刘白羽,此时正凝神注视着余心清:

由于聚光灯强烈的照射,由于这是最关键的一天,担任大会司仪的余心清,一次一次走上台、走下台,不断通过麦克风调度会场一切活动,他严谨、认真、聚精会神,保证了会场上纹丝不乱,秩序井然,可是他太累了,最后他宣布:“请各位代表即刻出发去参加纪念碑典礼!”等他转身向台下走时,我看到他后背衣服已经给汗水湿得黑成一片。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全程由余心清策划指挥。淮扬菜制作精细,口味兼顾南北,备受各方赞誉,为原本喜庆热烈的氛围增添了回味无穷的记忆。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余心清等4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不久,鉴于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开展,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典礼局,任命余心清为局长。余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过法、日、苏等多国,英语颇佳,与各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多有来往,熟悉中外礼仪。由他出任典礼局局长,自是不二人选。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宴请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余心清首次以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身份作陪。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机构十分精简,典礼局编制仅局长一人。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表扬:“现在各部门都说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1949年对余心清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这一年,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转换,目睹了旧与新的鼎革,种种巨变,不啻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余心清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一道,投身协商建国的时代大潮,共同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作者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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