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輩梅龔彬：情報戰線與統戰工作的戰士         2026年07月16日15:50

1980年1月5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細雪飄落，鄧小平、葉劍英、鄧穎超、李維漢、宋任窮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肅立靈堂。追悼會由烏蘭夫主持，劉寧一致悼詞。當悼詞宣讀至“早在半個世紀前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句時，會場出現短暫的寂靜——在場許多人這才恍然大悟：那位他們相識數十年、溫文爾雅的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竟是一位中共秘密黨員。

《人民日報》同步刊出悼文，海內外頓時嘩然。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聞訊后，專程到北京梅龔彬家中，在靈前行禮。等一口氣看完梅龔彬生前撰寫的回憶錄，胡秋原感到十分驚愕——與梅龔彬交往數十年，竟不知他始終與中共保持著聯絡。他輕聲自語：“老梅，原來真的是你。”

這位情報戰線與統戰工作的戰士，用一生詮釋了什麼叫“心向紅旗”。

早期革命：從學生運動到隱蔽戰線

梅龔彬，原名梅電龍，1901年8月12日生於湖北黃梅縣。1920年，他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讀商業經濟科。這所學校表面上是日本人在華設立的高等學府，實際上是日本情報機構的文化侵略基地。在這裡，梅龔彬接觸到了改變他一生的組織——中國共產黨。

1924年秋，經賀昌、施存統介紹，梅龔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徐家匯創建團支部，任書記。次年初，由惲代英和沈澤民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梅龔彬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共產黨員，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秘書長，1924年夏被聘為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宣傳委員會委員。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梅龔彬負責召集全市學生代表會並任總指揮。他作為上海學生界代表進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被推選為向帝國主義者提出交涉條件的審查員之一。他編寫了《上海英、日帝國主義者屠殺同胞之經過》一文，在全市印發。

五卅運動后，梅龔彬任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中共黨團書記。與此同時，中共徐家匯支部擴建為獨立支部，仍由他任書記。至1926年初，中共徐家匯獨立支部已轄有工人、學生和農民等6個支部。同年春，梅龔彬從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放棄學校保送去日本留學的機會，堅守革命崗位。

北伐時，梅龔彬被任命為第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主任。不久，大革命失敗，梅龔彬和郭沫若、陽翰笙、李一氓趕赴南昌，參加葉挺、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他又率部趕赴海陸豐參加彭湃領導的武裝起義。這段經歷，為他日后在十九路軍上層開展統戰工作埋下了伏筆。

東京受難：酷刑考驗下的忠貞

1929年8月，日本共產黨駐第三國際代表佐野學在上海被捕，日本共產黨和中共日本支部完全不知情。為了避免出現更大破壞，必須盡快將情報送達日本。周恩來決定將這一艱巨任務交給梅龔彬。

梅龔彬冒充留日學生高喬平的身份，於8月11日抵達東京。16日，他與中共日本支部成員廖體仁去找日共聯絡員田中接頭，不料因接頭點暴露而被捕。在日本16個月的牢獄之災中，梅龔彬遭受了包括灌辣椒水在內的各種酷刑，身體被嚴重摧殘。但梅龔彬毫不畏懼，沉著機智地同敵人斗爭，始終保守著黨和共產國際機密，隻說一句話：“我是商人，來談絲綢生意。”敵人在拿不到真實憑証后，隻好將他釋放。敵人在獄警記錄中憤懣地寫下一句日語：“此人之口，鐵壁也。”

1931年1月，梅龔彬刑滿獲釋。5月，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匯去旅費，通知他回國。7月，他經天津到上海，向陳雲詳細匯報了工作。此時正值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岌岌可危。考慮到梅龔彬已經出國兩年，並在東京監禁了一年半時間，蔣介石對他的注意力已經放鬆，便由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布置了一項特殊任務：決定以脫離共產黨組織的非中共人士身份公開活動，由中共中央分別派潘漢年、張慶孚等人作單線聯系。

從此，梅電龍就以梅龔彬的筆名，開始大量寫文章。表面上是大學教授、作家，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右派眼裡，梅龔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眼裡，梅龔彬是傾向於共產黨的民主派﹔而在共產黨眼裡（除了極個別的幾個人外），梅龔彬是國民黨內的民主派。這種身份正是隱蔽戰線工作者最理想的保護色。

中央特科時期：推動反蔣抗日工作

顧順章叛變后，潘漢年奉命到特科負責二科（情報）的工作。梅龔彬成為潘漢年直接聯系的情報關系之一。潘漢年向梅龔彬交代了工作紀律：不能參加基層組織活動，只能和自己單線聯系。如果聯系中斷，也不得自行尋找組織，只能等待組織聯系自己。

潘漢年在1962年撰寫的《我在特科時期的反間情報活動》中明確說：“我直接聯系的梅龔彬（梅電農），大革命時搞學運，同吳開先友好。吳叛投國民黨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部部長，仍與梅有友誼來往。1931年中央決定他正式同特科發生關系，先由我直接聯系，要他接近吳開先，了解吳和市黨部的反共計劃。后來，他通過辦雜志結識了十九路軍領導人，成為該軍的政治干部，吳亦要他隨時報告十九路軍領袖們的動向。”

在潘漢年的領導下，梅龔彬利用與吳開先的老同學關系，深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獲取了大量重要情報。他還按照潘漢年的部署，與陳公培等同志配合，在十九路軍上層建立了有力可靠的情報關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步擴張，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梅龔彬奉命利用與“神州國光社”和陳銘樞的關系，積極做推動他們反蔣抗日的工作。同時，還與胡秋原在“神州國光社”出版了一份《文化評論》，大力宣傳抗日，有力地鼓動了學生、工人紛紛起來舉行罷課、罷工，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示威，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梅龔彬以神州國光社文化骨干的身份奔向前線，實際上肩負聯絡任務——在炮火中找尋蔡廷鍇的代表，遞上一份密函。密函的核心隻有八個字：聯合紅軍，拒蔣抗日。在淞滬抗戰期間，梅龔彬被邀請參加十九路軍的幕僚，他向中共情報機關提供了十九路軍方面的許多重要政治、軍事情報。通過梅龔彬的活動，潘漢年曾同十九路軍的政治部主任徐名鴻進行過談判，雖然談判未果，但至少使十九路軍的上層人士知道了中共是願意和他們合作抗日的。

共產國際報告中的梅龔彬

1935年10月15日，潘漢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非常會議上發言，詳細匯報了與十九路軍談判的經過。在這次秘密會議上，潘漢年提到梅龔彬發揮的重要作用。

潘漢年發言：“十九路軍在上海保衛戰后被調往福建。這是蔣介石進一步展開對紅軍的‘圍剿’行動的最困難的時候。1933年，蔣介石下令，讓十九路軍經福建赴江西來進攻我們。還在進攻江西之前，十九路軍指揮部和蔡廷鍇將軍就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認為，進攻紅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派代表來同我們的同志談判通過什麼辦法能同我們簽訂互不侵犯協議。”話裡的“代表”就是梅龔彬和朱蘊山。

潘漢年1962年的《我在特科時期的反間情報活動》特別提到：“原來在上海中央保衛機關工作期間，我直接聯系的兩個情報關系，已經先后深入到十九路軍內部，和他們的上層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一個是梅龔彬。”這一表述，充分肯定了梅龔彬在情報工作中的關鍵作用。

潘漢年還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非常會議上發言回憶了與蔡廷鍇談判的細節：“當我到達福建時，蔡廷鍇將軍派自己的小汽車來接我們。我們被請上小汽車，把我們送到了將軍的私宅。應該說，在第三次‘圍剿’時，蔡廷鍇將軍同我們進行過極為激烈的戰斗。現在，當我被請到他的住所時，我想：見鬼，我在跟誰打交道啊？是跟已經三次對我們實行‘圍剿’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但正是在梅龔彬等人前期工作的基礎上，潘漢年才能滿懷信心地去會見將軍，最終達成合作協議。

潘漢年在報告中還提到，通過與十九路軍的談判，“我們採取了另一種方式，我們提出在我們地區與他們地區之間進行貿易往來的問題。我們缺少很多生活必需品：食鹽，藥品等。但我們蘇區有些產品賣不出去，如紙張，大量的鎢。他們贊成開展貿易。這樣就達成了協議。蘇區的情緒大大高漲起來。大家都認為同十九路軍建立貿易聯系是正確的。”

這些成果的取得，離不開梅龔彬在十九路軍上層長期建立的情報關系和統戰工作。正是他的任勞任怨和忠貞不渝，才使得中共能夠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獲取急需物資，為革命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護送民主人士北上

1934年，福建事變失敗，潘漢年指示梅龔彬和陳希周隨十九路軍撤往香港，做國民黨民主派的准備。1935年，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龔彬任宣傳處處長。陳銘樞是名義上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傳部的領導人，但實際上的負責人是梅龔彬。梅龔彬感覺敏銳，深謀遠慮，是中華民族抗日同盟活動的中心人物。他在香港銅鑼灣的寓所，實際上是中共抗日聯合戰線的一個地下機關。

1948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加緊進行。梅龔彬參與組織護送在香港的部分民主人士去東北解放區。1949年1月，他護送李濟深、沈鈞儒等人抵沈陽，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梅龔彬歷任政協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會歷屆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秘書長等職。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