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先賢堅定跟黨走的思想轉變與道路抉擇         2026年07月15日15:02

從李濟深以“南天一柱”之身踏上北上之路，到何香凝以“廖案”血痕刻下決裂印記，再到朱學范以勞工團結的工運理念完成政治轉向——民革先賢的“跟黨走”，並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一條在血火淬煉中逐步完成的信仰之路。他們的起點是孫中山的革命遺訓，共同終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這絕非偶然，而是歷史邏輯與個人抉擇的交匯。

李濟深：從深信三民主義到接受中共領導

李濟深走向中國共產黨，是一條在軍政挫折、民族危機、制度失望、現實對照中逐步完成的政治軌跡。他始終自認為是孫中山三民主義正統的承載者，以軍人身份把“國家統一、民族獨立、民生安定”當作最高尺度﹔也正因此，當他發現蔣介石集團把“黨國”做成獨裁與內戰機器時，原本的“護法—護黨”邏輯便被迫向外尋找出路，最終在中共的政治主張與組織實踐中找到可落地的新支點。

1920年代末至1931年，李濟深由“護黨”走向與蔣介石決裂。北伐后圍繞編遣、集權與財政統一，李濟深與蔣介石的矛盾很快從人事摩擦上升為路線對立。1929年3月，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於湯山。此后，李濟深對蔣介石由信任轉為警惕，他不再相信蔣介石能代表革命初衷。

1933年至1934年，“聯共反蔣”從設想變成行動。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深重，李濟深反對“攘外必先安內”。1933年，李濟深聯合十九路軍等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出任主席，同時派人赴瑞金接觸紅軍，雙方簽署《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並通電退出國民黨。事變旋滅，但它在李濟深的思想坐標上鑿出一個關鍵刻度：反蔣若隻靠舊軍人結盟必然脆弱，必須把底層動員與更廣泛的進步力量聯結起來。而在當時中國，最能提供這種力量的，正是中國共產黨。

全面抗戰時期，李濟深曾擔任戰地黨政委員會實際負責人等職，在桂林等地與中共南方局系統頻繁互動。他既感受到中共組織的紀律性與民眾動員力，也體認到片面抗戰、特務政治與對地方勢力的監控隻會掏空抗敵合力。抗戰末期，李濟深對國民黨“還能自我革新”的期待明顯降溫，“與中共合作”從策略選項逐步變為確保民族前途的前提判斷。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單方面召開“國大”、強化一黨獨裁，徹底堵死和平民主通道。李濟深在廣州推動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公開罵獨裁、倡民主。1947年，李濟深出走香港，被蔣介石以“背叛黨國”開除黨籍並通緝。1948年1月1日，李濟深在香港牽頭成立民革，當選主席，發表成立宣言，明確宣布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主張推翻獨裁統治、實現獨立民主和平，其綱領取向已與中共新民主主義綱領趨近一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李濟深等人迅速召集討論並與其他民主黨派領袖聯名通電響應，提出“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此后，他拒斥任何劃江而治的第三方、外部拉攏，擺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秘密離港北上，抵達東北解放區。1949年1月22日，他與沈鈞儒等五十五人發表聯合聲明，明確表態“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同年9月政協一屆全體會議后，李濟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完成從國民黨內民主派領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構領導人的角色轉變。

何香凝：從守護孫中山遺訓到同中共真誠合作

何香凝與廖仲愷早年追隨孫中山，歷經創立同盟會、辛亥革命、護法運動等，對“借西方制度移植中國”之碰壁有切身體認。俄國十月革命后，孫中山轉向聯俄聯共，何香凝與廖仲愷同為最堅定的推手。1924年，國民黨一大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何香凝與蔡暢、鄧穎超等共產黨人並肩工作，以中央婦女部部長身份將綱領落實到組織與運動中。

廖仲愷於1925年遇刺。血跡未干，蔣介石已在黨內借“清黨”“整理黨務”之名逐步“削共排左”。何香凝屢次當面痛斥蔣介石背棄孫中山遺志。及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何香凝於漢口公開演說，指責蔣介石為反革命派，聯名簽下《討蔣通電》，更在搜捕風聲最緊時挺身保護共產黨人。她親筆寫信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我是婦女部部長，若認為婦女部人都是“共黨”和“准共”，我是她們的頭頭，有事找我，不要難為她們。1928年底，何香凝發表聲明，辭去國民黨內一切職務，寧可鬻畫流亡，亦“不願同流合污，做國家民族的罪人”。

九一八事變后，何香凝歸國奔走抗日，率先響應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1934年4月20日，宋慶齡、何香凝等人聯署《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1937年6月，宋慶齡、何香凝等人以“救國入獄運動”等方式向蔣介石施壓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香港淪陷后，何香凝靠東江縱隊掩護脫險至桂林，拒赴重慶任職，寧在鄉間賣畫種菜自食其力。這背后，是其對重慶政權愈演愈烈的特務政治與消極抗日的否定。抗戰的實際格局讓何香凝看得更清楚：真正組織民眾、堅持敵后、把民族命運扛在肩上的力量在延安。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重燃內戰烽火，何香凝與李濟深等草擬章程、推動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主張結束獨裁、成立聯合政府，恢復三大政策。1947年至1948年，何香凝在香港主導民主派大聯合之籌備，並在新黨命名上堅持保留“國民黨”三字——以孫中山之名“團結可團結者、分化反動核心”，使這支力量在與中共真誠合作中發揮獨特作用。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何香凝任中央常務執行委員，號召全黨貫徹宣言綱領，“繼續貫徹、努力，有始有終。如或渝此，嚴重處分”。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何香凝與民革公開聲明響應，認同“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1949年，何香凝應邀北上抵北平，投身新政協籌備與建立新中國工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何香凝坦言：中國共產黨人堅強奮斗取得的勝利，“証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是比我們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來得妥善些，要來得徹底些。我們信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信徒，今天，要來做一個模范的新民主主義工作者”。

朱學范：從團結勞工到與中共並肩作戰

朱學范一生政治轉向的關鍵，在於堅持中國工人運動必須是一個整體，不能被黨派權力切碎成“合法/非法”“國統區/解放區”的對立。他從郵務工人出身，憑借組織能力與外語優勢走上國際工運舞台，參與組織成立中國勞動協會，最初仍在國民黨體制內謀求改善勞工待遇、擴大工會合法性空間。然而，從抗戰到戰后，這一“體制內工會政治”逐步遭遇不可調和的結構性擠壓，迫使其把職業倫理升格為政治立場，並最終完成跟黨走的定向。

置身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中，朱學范愈發感到：若把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工會排斥於全國性、國際性工運之外，所謂“勞工團結”便是一句空話。重慶談判前后，他頂住國民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壓力，爭取解放區代表進入世界工會大會相關代表團，使中共工運身影首次較完整地出現在國際講台﹔又與周恩來、鄧發等人保持工作性接觸，使中國勞動協會與解放區工會形成協作。

全面內戰爆發前后，國民黨當權派對中國勞動協會的容忍底線迅速收縮：一方面以“反共”為名強逼中國勞動協會公開排斥解放區工會、逼朱學范簽字站隊﹔另一方面以“偽國民大會”為試金石，要他把“勞工代表”身份兌換成獨裁體制的裝飾。朱學范寧肯丟掉“國大代表”的光環與體制庇護，也要守住兩條線——不與解放區工會切割、不替獨裁背書。1946年秋，朱學范拒絕參加偽“國民大會”，隨后發表聲明出走香港，中國勞動協會總部也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堅持斗爭。國民黨則以開除黨籍、吊銷護照、扣罪名報復，甚至在香港制造“車禍”致其受傷——右肩骨粉碎性骨折。

在香港，與李濟深、何香凝等共組民革，參與籌建組織工作的同時，朱學范的思路進一步清晰：推翻蔣介石政權不是單純“換一批人執政”，必須依托一支能把土地改革、反帝與工農民眾組織真正落地的領導力量。1948年2月28日，朱學范輾轉進入東北解放區，到哈爾濱后即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並肩作戰、斗爭到底。朱學范響應“五一口號”，認為在工人階級和工會方面，面臨著成立全國統一的工會領導機構問題，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統一領導成為堅強的階級力量，才能獲得革命斗爭的勝利。因此，他積極推動恢復全國統一工會架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恢復重建，實現了全國工人階級的大團結和全國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的統一，對於充分發揮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作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