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教育家責任的探索     谷合強 陶季邑    2026年02月24日11:38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認為，要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首先要抓教育。孫中山尤其寄希望於當時中國在校師范生即未來的教育家，認為他們現在“在學校內求學，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

孫中山不僅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而且是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頗有地位，其中包含著對中國教育家責任即精神的思考和探索（孫中山有時將“責任”稱為“精神”，參見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頁）。對此進行考察，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推動學界對孫中山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可為新時代新征程上弘揚教育家精神、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提供一定借鑒。

孫中山探索教育家責任的原因

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作為教育家的孫中山始終認為中國教育家尤其是從事學校教育的工作者應當擔負起一些重要責任，不斷探索中國教育家的責任。此並非偶然。

這是由教育的本質所決定的。教育的本質在於培養人才。孫中山在領導艱難的民主革命斗爭之余仍不忘在多種場合談論教育的這個本質。他多次很具體地說：“教育”“足以引導人群進化”，或能“啟文明而速進化”（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2頁）﹔尤其是學校教育更能“陶冶”或“培養”人才。基於教育的本質，孫中山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愛國的中國教育家首先自己應當懷有救國救民的責任，然后才能引導全國的民眾追求“進步”，即積極參加民主革命以掃清封建軍閥和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並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和技能來建設新國家﹔中國教育家應當成為這些方面“重大的力量”。他還樂觀地說：中國教育家“用力得其當”“則中國進步加速甚多”（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367頁）。

孫中山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也是時代的產物。孫中山生活在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之初，是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時期。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入侵中華大地，與中國的封建勢力進行勾結，殘酷地剝削和統治著中國人民，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成為時代的主題。在此時代背景下，孫中山不斷呼吁中國教育家“要問國事”，“當負責”即“用力”“引導國民”“提倡民志”“使四萬萬國民同心協力”破除“舊勢力”並在此基礎上“建造好”新國家，“加速”振興中華的步伐，最后乃至“助世界進化”。顯然，孫中山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這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

孫中山自身的因素亦有助於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孫中山“一生革命”“便是擔負”“救國救民”“這種責任”（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30頁）。另外，孫中山童年時期入村塾讀書，接受了系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之后先后在檀香山、廣州和香港等地接受了完整的西式近代教育，並創辦過國立廣東大學和黃埔軍校。另外，孫中山在從事民主革命過程中注意研究中外歷史和現實（包括教育情況）。這些都為孫中山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提供了有利條件。

孫中山探索教育家責任的內容

在孫中山眼裡，“為人師表”的中國教育家應當擔負起一些重要責任。這些責任主要有三方面：（一）就國家而言是“救國救民的責任”﹔（二）就單位尤其是學校而言是“尊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三）就家庭而言是“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但在絕大多數場合中，孫中山所謂的中國教育家責任則是指“救國救民的責任”。

孫中山論述了近代中國教育家必須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他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官僚腐敗，軍閥橫行，不成國家”。為了“圖救國家之危亡”，作為全國民眾引導者的教育家首先就必須“立志救國”，“認定”救國救民是“自己的責任”﹔這在當時中國是極其重要的。

孫中山尤其寄希望於當時中國在校師范生即未來的教育家，認為他們現在“在學校內求學，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他呼吁這些師范生“要問國事，便要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以救國）”，這是他們“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97頁）。孫中山還希望一些中國師范生聽其民主革命演講之后“都變成革命黨，宣傳三民主義”，最終目的是使將來的中國變得富強，“和英國、美國並駕齊驅”（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6頁）。

那麼，中國教育家包括師范生這些未來教育家應當如何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呢？孫中山亦對此進行了一定思考和探索。

首先，中國教育家自己要“有學問”。孫中山認為，這直接地影響到受教育者的學問和知識。為此，中國教育家所負的責任極為重大。他主張，中國教育家今后應當做好自己的學問，同時還“談政治”﹔孫中山認為，中國古人尚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日中國教育家更要“談政治”和關心“國事”，隻有“自己明白了”才能“去宣傳”，“去引導人民談政治”，還要詳細研究能救國的三民主義，“謹慎小心，養成國民之模范”。這既是自己擔負救國救民責任的前提，也是振興近代中國教育事業的基礎（尚明軒主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375、75頁）。

其次，中國教育家在向民眾宣傳三民主義即“救國主義”和“引導”他們“談政治”時“應該由近及遠”。孫中山說，進入“民國”以后，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教育家在“明白”政治和“國事”以后應當“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民眾將了解政治和“國事”，弄清民主革命的道理，然后踴躍投身於救國救民的事業之中。

此外，中國教育家在“教人”和“提倡民志”時應當講究教育方法和宣傳技巧。孫中山認為，中國教育家這時候“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在講述救國救民的道理時“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等。

孫中山認為，中國教育家通過種種教育和宣傳途徑最終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民眾將有“一種十年可強中國之信仰”，並有“強中國之志”，此對中國將來走向“強盛”乃至“助世界進化”均有裨益。孫中山這些可貴的看法體現在其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上。

孫中山探索教育家責任的意義

孫中山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既符合教育培養人才的本質要求，又回應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還利用了其自身的有利條件，因而在當時和現在均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有助於當時國內更多民眾走上救國救民之路。孫中山在從事民主革命過程中對中國教育家責任即精神進行思考和探索，認為其主要責任是“救國救民”，此外還要擔負“尊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同時，他也探討了“救國救民”責任實現的途徑，如自己先要“有學問”“談政治”和關心“國事”，尤其是要研究三民主義，接著在向民眾宣傳救國主義時“由近及遠”，講究教育方法和宣傳技巧。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初期，他還在國內一些教育家和師范生會議上發表演講，宣傳其關於中國教育家責任及其實現的主張。所有這些在當時均激發了國內不少教育家或教育人士關心愛國人才的培養和“提倡民志”，從而使社會上越來越多的民眾走上救國救民和振興中華的道路。這對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蓬勃發展自然具有積極意義。

孫中山探索中國教育家責任或精神，被其后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教育家精神時所繼承和極大地發展。孫中山逝世后，毛澤東曾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都重點培養社會公認的“人民教育家”。

孫中山當年對教育家責任的探索，為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弘揚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亦有一定現實意義。孫中山當年呼吁中國教育家應當懷有救國救民的責任和理想信念，“謹慎小心，養成國民之模范”等，然后引導全國民眾追求“進步”，共同振興中華，甚至“助世界進化”，這些思想與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大力弘揚和踐行教育家精神，諸如“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念”“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道德情操”“胸懷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等。當然，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在上述探索時亦存在一些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其可貴的思考和探索仍是佔主導地位的。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