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所藏檔案中的吳石、陳寶倉烈士     劉則永    2025年12月12日14:22

近日，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一石激起千層浪，吳石、陳寶倉等烈士為了國家最高利益而一去不回、英勇犧牲的事跡引起了各方關注。吳石、陳寶倉的地下活動與民革相關，民革中央珍藏的數十份檔案資料，記載了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犧牲前后民革開展的工作。這批檔案資料，將烈士們的功績載諸史冊，讓榮耀光照后世。

多方搜尋信息 還原歷史真相

民革創始人大多是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早在民革醞釀成立過程中，就已經開展了軍事策反工作。1946年初，李濟深與馮玉祥、張瀾、龍雲、朱蘊山、陳銘樞、蔣光鼐、劉文輝、余心清、李一平等在重慶民權路聚興誠銀行樓上秘密聚會。李濟深介紹了抗戰后期桂林失守后，回到梧州老家開展敵后斗爭的做法，他說：“蔣介石要打內戰，我們就在內戰中去打倒他。革命工作要從多方面發動，把各方面的群眾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現在反蔣的力量很多，處處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要求，誰也阻擋不了。我想，只要我們去努力，革命一定會成功的。”會上決定開展軍事策反工作，以達到盡快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目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軍事策反小組秘密成立，由馮玉祥任組長，李濟深及黃炎培、梁漱溟、劉文輝、龍雲5人為組員。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宣告成立。在1月4日的第二次中央執監委全體會議上，成立了軍事小組。由李濟深主席兼任組長，組員有馮玉祥、龍雲、蔡廷鍇、譚平山、楊杰、王葆真、朱蘊山、梅龔彬等。由於軍事小組工作的特殊性，即使在民革中央內部來說，也是秘密的。李濟深認為，軍事小組不僅在組織上秘密，工作中也不宜見諸文字，所以現在找不到軍事小組成立的相關記錄。

李濟深將軍事策反作為重點工作來抓，也有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民革的重要工作是與共產黨合作，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責成軍事小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親，分散精力”。李濟深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策反工作是促進新政協召開、成立聯合政府必須要做的一項工作：“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待新政協？何以交待聯合政府？”

策反工作一般採用單線聯系，即使上下級之間，也很難做到及時、順暢地溝通情況。吳石、陳寶倉被捕、犧牲后，掌握他們到台灣前后的相關情況，以便后續工作開展，是民革的當務之急。

根據民革中央所藏檔案記載，吳石等人被俘不久，1950年4月12日，吳石的同鄉摯友、聯絡人、民革福建省分部籌委會召集人劉通，與林大綏共同給李濟深主席寫信，“密陳”相關情況，“福建分部歷經艱險所布置之工作，受此打擊，損失慘重，且尚有其他台地工作並統托吳石同志指導，現聯絡線索亦因此而中斷，影響整個工作殊巨”。民革中央秘書處收到函后，上報李濟深和民革中央常委於振瀛。之所以報給於振瀛，可能是因為吳石加入民聯，而於振瀛曾負責民聯的策反工作。5月12日，李濟深審閱了信函。1950年夏，吳石的同鄉摯友、聯絡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民革黨員、中共黨員吳仲禧在北京向長期擔任李濟深秘書工作的周澤甫等人匯報了吳石、陳寶倉參加革命、在台灣被害的經過。

1953年春，因陳寶倉烈士身份、骨灰移葬等事，周澤甫給吳仲禧去函。3月30日，吳仲禧在廣州復函，稱：吳仲禧於1947年冬到達香港，面見梅龔彬、周澤甫后，根據他們的意見又返回內地，到南京、上海做策反工作，吳石、陳寶倉“就在這樣情況下爭取過來的。我於1948年冬回到廣東，吳的工作關系就由何遂同志去聯系”。大約同時，陳寶倉到達香港想面見周澤甫，由於周澤甫已經隨李濟深、朱蘊山、梅龔彬等北上解放區，隻見到了張文、郭冠杰等人。“大家都誠懇地對陳寶倉說：‘參加組織遲早是不成問題的，主要工作上能夠有積極的表現。’”陳寶倉“最后堅決的要到台灣去，要求我向您作報告。去后不久，採取秘密通訊方法，經常有材料來，而且有相當正確的價值，為領導黨所需要，曾先后將材料分別交給中共港方負責人，我們認為他是誠心誠意為革命工作，因此他這次犧牲，我建議黨中央追認他為本黨的烈士，是有歷史根據的。當否，仍請公議。”

由此看來，陳寶倉生前與民革進行了密切接觸，部分情報通過民革轉給中共方面，最終犧牲，因此被追認為民革烈士。1953年4月6日，周澤甫向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轉達了李濟深主席關於追認陳寶倉為民革烈士的建議，並將吳仲禧函一並轉報。

1953年9月14日，李濟深主席所作的《悼念陳寶倉同志》的長篇悼詞，主要根據的可能就是劉通、吳仲禧等的匯報。

協助處理后事 撫恤烈士遺屬

吳石和陳寶倉犧牲后，民革中央聯系有關部門，協助處理后事、申請撫恤，以慰烈士英靈。

根據民革中央所藏檔案記載，1950年7月1日，烈士們犧牲不久，劉通給李濟深主席發來快郵代電，是因為吳石烈士留在大陸的兩位子女，即在南京大學讀書的吳韶成、在上海醫學院讀書的吳蘭成，“接濟中斷、生活發生重大困難”，希望能得到幫助。李濟深批示民革中央給有關部門發函，給予支持。

烈士身份的認定和褒揚撫恤工作隨之展開。因為吳石的情況特殊，經過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沒有立即公開認定烈士，民革中央檔案中所藏的主要是陳寶倉的相關材料。1950年12月20日，因陳寶倉之子陳君亮准備購地安葬陳寶倉，民革中央所開《証明書》中，使用了“烈士”這一稱號。1952年5月9日，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了給陳寶倉烈士的光榮紀念証。1983年10月7日，民政部給陳寶倉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証明書。2006年11月22日，民政部給吳石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証明書。民革中央藏有証明書的復印件。

烈士犧牲10天后，6月20日，有關媒體對4人的骨灰情況進行了報道。報道稱吳石、陳寶倉、聶曦三位因為有家屬在台灣，遺體進行了火化，並存放在殯儀館，等待家屬認領﹔朱楓因沒有親屬認領，所以遺體被掩埋（根據鄭立同志的《冷月無聲——吳石傳》，媒體所報道的情況有誤，朱楓遺體當時也火化了）。陳寶倉骨灰輾轉到達北京后，在民革中央協助下，夫人師文通將其安葬在“北京安定門外美國新墳地”。可是不久，墓地被劃入征遷范圍，師文通給民革中央來函，希望能移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此，1953年5月29日，民革中央給內務部發函，請求入葬八寶山革命公墓。內務部將函轉給北京市民政局辦理，復函民革中央。6月，民革中央收到北京市民政局來函，稱陳寶倉等人的墓地已經修繕完畢，定於9月14日上午9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公祭儀式。當天，李濟深主席出席了公祭儀式，並作長篇講話，以鄭重紀念陳寶倉烈士。

開具相關証明 推動問題解決

1951年10月16日，師文通給民革中央寫信，說她因沒有經濟來源，積欠了陳寶倉在南京豐富路342號房產的房地產稅、地價稅，希望能協調此事。民革中央給有關部門發函，請給予協助。得到實質性進展后，1952年7月1日，民革中央秘書處又給民革南京市分部召集人邵恆秋發函，稱“師文通擬於暑假期間，命其子赴南京辦理出租或出售手續，請就近酌予協助”。邵恆秋收到函后，到南京市房管局了解到詳細情況，10月29日復函民革中央秘書處，請師文通“早日來寧主持辦理”。鑒於此事涉及房產、錢財，關系復雜，李濟深、朱蘊山、許聞天、邵恆秋多次信函往還，推動房產的妥善處理。

從1951年開始，民革中央多次給陳寶倉烈士親屬開具關系証明。1951年7月30日，李濟深主席親自開具遺屬關系証明。1994年6月7日、2000年9月20日，民革中央又多次給陳寶倉親屬開具關系証明，為烈士親屬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民革中央辦公廳文電檔案處的大力支持，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