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與桂林文化界抗戰     鄧仁杰 鄧富學    2025年12月04日09:25

1938年至1944年，數以千計的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雲集於桂林，其中包括田漢、郭沫若、鄒韜奮、徐悲鴻、巴金等。一時間，桂林書店、出版社林立，報紙、雜志琳琅滿目，文化團體宛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抗戰期間，桂林先后創刊、發行的報紙、雜志近200種，開辦的出版社、印刷廠80余家，出版上千種文藝書籍。桂林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抗戰文化城”。這一切都離不開李濟深（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的支持和倡導。

發起“動員抗戰宣傳周”活動

1944年初，李濟深接受田漢的建議，在桂林舉辦聲勢浩大的“動員抗戰宣傳周”活動。1月至2月，歐陽予倩、田漢、呂復等倡議、組織了規模宏大、盛況空前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李濟深受邀擔任大會名譽會長。李濟深還捐款作為活動經費。6月，李濟深聯合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及文化界人士柳亞子、龍積之、田漢、歐陽予倩等發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擴大動員抗戰宣傳周工作委員會”。李濟深在桂林廣播電台作《同志們，起來吧》的播講，號召八桂子弟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粉碎日寇進攻。桂林文化進步人士“動員抗戰宣傳周”活動結束后，“桂林文化界抗戰工作協會”成立，李濟深任會長，李任仁、陳劭先等9人為常務委員，田漢、陳此生、歐陽予倩等人為工作委員，繼續領導開展抗日救亡文化宣傳活動。

開展“獻金勞軍”大游行

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為進一步支援抗戰，1944年6月中旬，桂林文化界人士掀起“獻金勞軍”大游行活動，李濟深帶頭積極參與。18日至19日，李濟深、柳亞子、龍積之等人組成“長老團”，從桂林廣西省立藝術館前廣場集合出發，5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在校學生抬著一幅特制的國旗隨后，沿途高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胞們動員起來，保衛大西南”及“誓死保衛桂林”等口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戰歌，慷慨激昂，聽者無不感動，大家紛紛踴躍捐款。李濟深、柳亞子等人當場捐獻積蓄，為募捐活動作出表率，激勵大家踴躍捐款。駐扎桂林的美國空軍“飛虎隊”隊員也為李濟深等人的愛國熱忱感動，紛紛捐款。隨后，李濟深等還到銀行、商戶募捐，一一登門勸捐。據統計，此次募捐活動共籌集款物約400萬元，李濟深將一部分交由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轉交八路軍、新四軍，一部分送到湘桂抗戰前線，慰勞前方正在浴血奮戰的抗日將士，並派田漢率領慰勞隊赴衡陽前線慰問，鼓舞提升部隊抗日士氣。

保護文化界及進步人士

在桂林，李濟深利用其職位和影響力，不僅積極開展抗日文化宣傳活動，還幫助和掩護了一批進步文化人士和共產黨員，支持越南共產黨胡志明等人的革命活動。當時，馮玉祥為了宣傳抗日和民主思想，在桂林開辦“三戶圖書社”，李濟深極力為其掩護，防止有關方面的搜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桂林開辦的“生活教育社”，吸收了一大批共產黨員開展活動，也得到李濟深的保護。1941年，蔣介石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統治區的眾多民主進步文化人士和共產黨員受到迫害，他們紛紛離開國民黨統治區前往香港，途經桂林時處境非常艱難，向李濟深尋求幫助和保護，李濟深一概不拒，冒著極大的風險和挑戰掩護了張友漁、李克農、夏衍等共產黨員及梁漱溟、鄒韜奮等安全脫離險境，順利到達香港。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許多愛國青年被廣西警察機關關押，李濟深得知后立即將他們安全釋放。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許多進步文化人士從香港逃往桂林避難，李濟深了解到他們在桂林的生活十分窘迫后，特地申請了一批救濟費，幫助他們改善生活，並努力為他們找工作，使他們能渡過難關。

從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至1944年秋日寇發動“豫湘桂戰役”進逼桂林時接受周恩來的建議離開桂林，李濟深在桂林長達四年多。在桂林的這段時間裡，李濟深不但親自擔任“廣西建設研究會”會長，吸納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開展抗日，還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宣傳，支持和保護了一大批進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和共產黨員，桂林成為堅持全民族持久抗戰的重要堡壘。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