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與民革的成立和發展     秦立海    2025年11月27日08:54

李濟深作為首任民革中央主席，為民革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直到逝世前夕，李濟深還一直強調民革一定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李濟深留給民革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的主要創始人和卓越領導人，自1948年1月1日民革建立到1959年10月9日因病逝世，一直擔任民革中央主席，為民革的成立和發展、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團結帶領國民黨民主派成立民革

李濟深作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早在抗戰后期為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就與何香凝、蔡廷鍇等人醞釀籌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以此團結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從事愛國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后，1946年4月14日，民促在廣州正式宣告成立，推舉李濟深為主席。民促成立后，因從事反蔣民主活動受到蔣介石的打壓而不得不轉入地下，並將中央機關總部遷往香港，李濟深也於1947年2月下旬秘密離開上海到達香港。3月9日，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指出國民黨“被獨裁專制氣氛所籠罩”“革命精神完全喪失，由為民服務一變而為奴役人民”，蔣介石已成為“反動派之領袖”，並提出挽救時局的七點意見。對此，蔣介石不但不接受，反而以“背叛黨國”的罪名第三次開除了李濟深的國民黨黨籍。李濟深也因此與蔣介石分道揚鑣。

李濟深在領導籌建民促的同時，也與另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保持著密切聯系。民聯亦在抗戰后期開始醞釀籌建，其前身是譚平山、陳銘樞等人發起組織的民主同志座談會，后來決定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並派朱蘊山到桂林與李濟深、何香凝進行聯系，爭取支持。關於組織名稱，最初定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后改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為主要發展對象。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后，自1944年上半年起，開始以民聯名義吸收成員並開展活動。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28日，民聯在重慶宣告成立，譚平山、陳銘樞等17人被選為中央臨時干事會干事，李濟深、馮玉祥等3人為民聯指導員。1946年春，民聯為了促進國民黨民主派之間的團結，曾設立政治會議，推舉李濟深為主席，其中就有創造條件使兩個組織聯合之意。民聯還借李濟深到重慶參會之機，向李濟深匯報了民聯的情況，李濟深對民聯表示支持，“希望將來民促和民聯兩個兄弟組織可以聯合起來”。隨后，在由李濟深、馮玉祥等人具名組織的一次國民黨上層民主人士聚會上，達成了“國民黨民主派要聯合起來才有力量”的共識。

1947年5月4日，李濟深在其香港寓所召集民促和民聯領導人會議，專門討論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聯合問題。大家認為，民聯和民促自成立以來為爭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並公開打出了反蔣的旗幟，產生了廣泛影響。雖然民聯和民促都有聯合的願望和要求，但它們還有存在的必要，聯合的問題可以通過另建一個新的革命組織，讓民聯、民促的同志以個人名義參加新組織，作為骨干力量開展革命工作。會后，李濟深、何香凝聯名致信在上海的民聯領導人譚平山、柳亞子、陳銘樞等人，發出邀請：“國民黨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對內對外，緊要萬分。盼先生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一切。”10月，民聯領導人陸續到達香港，參與到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籌備工作中來。

1947年10月，已會聚香港的民促、民聯領導人經過協商，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推選李濟深、何香凝為籌委會召集人，柳亞子為秘書長。籌備期間，討論確定了組織名稱，醞釀了領導人選，並起草了主要文件。關於組織名稱，曾有“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和平運動聯盟”“國民黨民主派同盟”等各種建議，經李濟深征求宋慶齡的意見，建議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得到何香凝、朱蘊山等人的支持。何香凝認為：“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我們作為孫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組織，必須保持孫先生的傳統，才足以取信於民眾”。朱蘊山則展示了孫中山的手跡：“革命委員會當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並表示孫中山當年曾組織過革命委員會，這個名稱正好顯示了國民黨民主派決心繼承和發揚孫中山不斷革命的精神。經過反復討論，籌委會一致同意將新組織的名稱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關於領導人選，在民革籌建初期，大家都認為應由李濟深擔任主席，但李濟深本人卻一再推辭，先是希望由馮玉祥擔任主席，在馮玉祥表示暫時不能由美國來香港后，又建議請宋慶齡擔任主席，並指出：“民革是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孫夫人如能出來擔任民革主席，則正名領導，民革的作用必將更大。”為此，李濟深、何香凝等人還聯名寫了一封《上孫夫人書》，懇請宋慶齡來香港領導民革工作，宋慶齡對成立民革表示贊成和支持，但她認為自己留在民革之外從事革命活動，比參加民革更為有利。最后，還是決定由李濟深來擔負領導民革之重任。此外，籌委會還討論起草了民革的組織總章、成立宣言、行動綱領等文件，在短時間內基本完成了紛繁復雜的籌備工作。

1947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在香港開幕，民聯、民促和其他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代表110余人出席大會。李濟深致開幕詞，簡要介紹了國民黨民主派的聯合經過和即將成立的民革的政治主張，並表示：“今天適好是總理誕辰，我們來開會，就是象征本黨再生之意義”。何香凝也發表講話，強調大會的宗旨是“要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實行三大政策”，並號召大家“真心實意地為繼承孫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2月25日，聯合代表大會又舉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代表們以民主協商方式進一步統一思想，實現了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為民革的正式成立做好了思想和組織准備。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舉行，李濟深主持大會，選舉產生了由54名中央執行委員、1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組成的第一屆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推舉宋慶齡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李濟深為民革中央主席。大會通過的民革《行動綱領》宣布：“本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為此，“願與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攜手並進，徹底鏟除革命障礙，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

李濟深領導成立民革，使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反蔣斗爭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即“由反蔣救國轉變到了公開推翻蔣政權”，這與當時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的革命目標是一致的。因此，民革自成立之日起，便在事實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同盟。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對民革的成立表示歡迎，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中與民革等民主黨派一道，為著共同目的而攜手前進。

領導民革參與籌備新政協成立新中國

民革成立后，民聯、民促繼續保持各自的組織，相對獨立地開展活動，但由於它們的政治主張完全一致，在組織上存在交叉，因此能夠在反蔣斗爭中密切合作，相互支持，進一步壯大了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聲勢和影響。在此過程中，李濟深領導民革與民聯、民促一起，公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與籌備新政協成立新中國，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南京召開所謂“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對此，民革、民聯、民促分別發表否認偽選的聲明，其中民革在聲明中指出所謂“行憲國大”完全是“獨裁者用以鞏固其賣國獨裁的御用工具”，所選的“總統”“副總統”“不僅於法無效，且根本為中華民國之罪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迅速得到了民革、民聯、民促的熱烈響應。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譚平山代表民聯，蔡廷鍇代表民促，與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一起，從香港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為“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完全贊同。隨后，民革、民聯、民促又分別單獨發表聲明和宣言，熱烈響應，其中民革在聲明中強調：“今日之中國，隻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與此同時，民革、民聯、民促和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還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組織和指導下，以“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為題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政協運動，通過召開討論會、舉行座談會、發表文章等方式，就有關新政協的各種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形成了基本共識。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復電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希望諸位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就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范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共同研討。隨后，中共中央向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邀請，並護送他們從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陸續進入東北、華北解放區。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民革和李濟深極為重視，“五一口號”發布第二天，毛澤東曾親自致函李濟深、沈鈞儒，就召集新政協事宜征求意見，並提議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三黨發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列出的一份長達29人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邀請名單中，李濟深名列首位。9月，中共邀請和護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工作開始后，原計劃安排李濟深“第一批北上，但由於當時的具體情況，未能實現”。民聯領導人譚平山、民促領導人蔡廷鍇應邀第一批進入解放區，發揮了示范帶頭作用。此后，中共方面更是一再真誠相邀，促請李濟深盡快北上解放區。如10月30日，中共中央電示香港分局：“請盡快邀請民革（李濟深能來最好）”。相隔不到一周，11月5日，中共中央又電示香港分局，如果李濟深“有北上意，望即電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電相邀，以促其行”。李濟深之所以遲遲未能北上，是因為他正在領導民革利用與國民黨軍政人員關系密切的獨特優勢，積極從事軍事策反工作，讓國民黨軍隊官兵棄暗投明。李濟深曾言：“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代新政協？何以交代聯合政府？”民革的軍事策反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為推動許多國民黨軍隊官兵起義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令李濟深十分欣慰，再加上新政協籌備工作已正式提上日程，遂在中共方面的精心安排和護送下，李濟深於12月26日同朱蘊山、吳茂蓀、梅龔彬等一起秘密離港北上解放區。

1949年1月10日，李濟深到達沈陽，與首批進入解放區的譚平山、蔡廷鍇實現會合。在交談中，譚平山、蔡廷鍇向李濟深建議：“任公既來此間，宜早些表示接受中共之領導”。其實，李濟深在大連就已對前往迎接的朱學范明確表示：“我既下決心並來到了解放區，這一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因此，李濟深欣然接受譚平山、蔡廷鍇的建議，於1月1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表示：“貴黨領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洽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偉大之成就，無任欽佩。濟深當秉承中山先生遺志，勉盡綿薄，為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而努力。”這標志著李濟深明確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緊接著，1月22日，民革、民聯、民促領導人李濟深、譚平山、蔡廷鍇等同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55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一致明確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表明包括民革、民聯、民促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願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在北平宣告成立，民革、民聯、民促皆有代表參會，李濟深代表民革發言，並被推舉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經過三個月的緊張籌備，完成了政協代表人選的協商和各項文件的起草工作。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出席會議的民革、民聯、民促代表和候補代表共39人，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陳銘樞等在會上作了發言。9月30日，政協全體會議舉行選舉，宋慶齡、李濟深等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外，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中，也有多位民革、民聯、民促領導人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如譚平山擔任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何香凝擔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李德全擔任衛生部部長、朱學范擔任郵電部部長等。

團結帶領民革實現組織統一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民革作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必須進一步加強思想和組織建設，以便更好地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而奮斗。為此，民革在進行組織整理和重新審查登記成員的基礎上，首先著手解決統一組織的問題。

1949年10月6日，由民革、民聯、民促的代表組成的統一協商會議，公推李濟深為召集人，並邀請國民黨知名人士程潛、張治中、邵力子等參加，討論了國民黨各民主派別的統一問題。隨后，各方又經過多次協商，取得基本一致意見，制定了統一工作方案。在此期間，10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辦茶話會招待民革領導人，周恩來到會講話，希望國民黨各民主派別和愛國民主分子不分先后，首先要團結起來，統一組織，才能集中力量，為人民服務。正是在此精神指導下，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共四個方面的代表58人，簡稱“四方會議”。其中，作為第四方面的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部分成員、部分起義將領和國民黨知名人士等。會議決定四個方面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會議通過的《宣言》表示：“我們應盡可能地健全我們黨的組織，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和作風，務使黨的組織不再是一個落后的散漫的集團，而是一個進步的有紀律的，並與群眾密切聯系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政黨。”會議選舉產生了由45名中央委員和20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新一屆民革中央委員會，李濟深當選為主席。會議還成立了以聯系和團結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為任務的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由李濟深、何香凝等72人組成，李濟深兼任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是民革歷史上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圓滿地解決了國民黨各民主派別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組織統一問題，使民革成為統一的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政治組織。通過這次會議，民革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大大地前進了一步，為新中國成立后民革工作的開展創造了必要條件。

民革在實現組織統一的基礎上，還確定了今后組織發展的原則、對象和范圍。在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籌備期間，周恩來曾就民革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問題指出，原國民黨中層廣大職教公務人員應當是民革主要發展對象，希望民革朋友在這方面多做工作，爭取他們，使他們懂得如何為人民服務。隨后，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通過的《宣言》強調：“我們的黨員，不求其量之多，而求其質之純，發展的范圍不求其寬廣，而求其適應新民主主義階段中的建設需要。”會后，李濟深經與何香凝等人商量，並與中共中央統戰部協商，決定在發展新成員時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共同綱領》的政治方向。在李濟深的領導下，民革組織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了較大發展，各級組織逐步建立和健全，加強了領導，配備了干部，為參與新中國建設奠定了組織基礎。

李濟深作為首任民革中央主席，為民革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李濟深的秘書張克明所言：“任公對建立和發展民革組織是費了心血的，在民革處於地下工作時期，他領導同志們在國民黨統治區出入虎穴，歷盡艱辛。新中國成立后，任公在建立民革各省市地方組織方面，在教育民革成員提高思想認識方面，在貫徹執行國家的方針政策方面，在團結海內外的愛國民主人士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為可貴的是，李濟深直到逝世前夕，還一直強調民革一定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民革本身歷史發展的自然歸宿，猶如江河之歸大海。這也是李濟深留給民革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