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1898-1982年),河南項城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京劇藝術家。張伯駒是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民革前輩,曾牽頭創建北京中山書畫社,並擔任首任社長。
張伯駒非常注重家庭建設,涵養了良好的家風家教和家文化,張伯駒及其家人秉持先大家后小家、為大家舍小家的信念,體現了積極向上的家庭追求和高尚的家國情懷。
著名文博專家史樹青贊譽張伯駒為“民族英雄”。史樹青曾說:“民國時期,國家積貧積弱,許多珍貴文物不是毀於戰火,就是被外國人廉價買走。面對民族文化危機,張伯駒先生挺身而出,不惜典屋鬻釵,甚至傾盡家財,把西晉陸機的《平復帖》,還有最早的卷軸山水畫隋展子虔的《游春圖》等一大批國寶保存下來,捐獻給國家,這是在延續、拯救中華文明,當然是民族英雄!”
《春游瑣談》收錄的張伯駒第一篇散文隨筆《北京清末以后之書畫收藏家》,對北京清末以后的書畫收藏家進行了介紹和點評。張伯駒認為,北京清末以后的書畫收藏家“功罪各半”。其罪在於,“有因而流出者”“更有外邦之剽奪”。北京清末以后的書畫收藏家讓大量國寶流失海外,這使得具有深厚愛國情懷的張伯駒痛心不已。
毋庸諱言,古今中外為數不少的收藏家,“其旨在圖利,非為收藏”。張伯駒則不然,每遇書畫神品,他常常不惜代價,豪擲千金,甚至“於急景殘年鬻物舉債以收之”,其目的是“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國外”,體現了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叢碧書畫錄》序言中,張伯駒說:“自鼎革以還,內府散失,輾轉多入外邦。自寶其寶,猶不及麝臍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煙雲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錄之所願也。”這段文字可以看作張伯駒鑒藏觀最為集中的體現,亦可見張伯駒的偉岸人格和愛國情懷。
1941年6月,張伯駒在上海被汪偽特務綁架,被索要300萬元的天價贖金,張伯駒對妻子潘素說:“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他對書畫文物的珍愛,已經超過了自己的生命。張伯駒曾自述:“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賣錢,是怕它們流到外國。”可以說,對於書畫文物,張伯駒不僅是收藏,更是搶救,他用自己的睿智和堅定信念守護著中華文化,憑借一己之力阻止了很多國寶流失海外,所以他超越了一般的收藏家,其“護藏國華”的種種壯舉,體現出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懷。
1952年1月22日,張伯駒在一份訴訟答辯中說:“為保存研究國家文物,我們能致富而不致富,能享受而不享受,不作我們的私產,到我們的研究工作終了,交給國家。”1952年,張伯駒、潘素夫婦將《游春圖》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同年,把《上陽台帖》通過中共中央統戰部贈送給毛澤東主席,毛澤東隨后交給故宮博物院收藏。1956年,張伯駒、潘素夫婦把晉代陸機的《平復帖》、唐代杜牧的《張好好詩》、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贊》等8件國寶級書法絕世珍品捐獻給了國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給張伯駒簽發“褒獎狀”,“特予褒揚”張伯駒“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的無私高尚的捐贈行為,感謝他對中華文化遺產的保護。
作為知名藝術家,張伯駒經常告誡家人子女,從事藝術工作要做到德藝雙馨,認為藝術除了審美作用,還要能夠加強對人們的德育教育。他說:“從事美術的人所負的責任極為重要,不僅要在工作崗位上用創造來提倡人民愛國的風氣,更應該艱苦努力扭轉社會上流行的可怕惡習。”張伯駒既尊重傳統,又秉持開放包容,強調藝術作品的思想性。他認為,藝術家的創造,要有“濃厚的中華民族的色彩”,也要“富於思想性”,因此,藝術家的“工力法度足夠具備后,應當再豐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