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每逢先生生卒的“歷史周年”,海峽兩岸、港澳及海外的廣大華僑都會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進行紀念。何以在時過一個半世紀之后,我們依然還要紀念孫中山先生呢?這既是因為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地位,以及孫中山思想、事業和志向的當代意義,亦是出於歷史發展、歷史研究的自覺。
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和偉大之處
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我們今天研究孫中山、紀念孫中山的一個重要原因。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和偉大之處在於:
其一,作為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政治家,孫中山為革命和革命后的中國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涵蓋民族、民權、民生的宏偉藍圖,提供了革命理想、理論藍圖、國際資源和持久不息的精神火焰。同時,孫中山是一位在逆境中不斷探索的堅韌行者,其人格的偉大和影響力並不亞於同時代的國外政治家。
其二,作為舊制度的終結者和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是一位重塑人類文明從農耕帝國時代向現代民族國家時代轉型過程中的關鍵節點人物。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實現了從中國傳統“天下觀”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構建了與現代世界體系接軌的新型集體認同。他的民權主義實現了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的轉變,引入全新的國家和政府權力組織與分配模式。他的民生主義和《實業計劃》不但為中國由傳統農耕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型繪制了藍圖,並且為人類社會尋求國家財富增長與社會公平的平衡,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合理、互惠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全新的探索。
其三,作為一位真誠的愛國主義者,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超越了階級、時代的局限和個人利益得失的羈絆,緊跟歷史前進的步伐,從改良走向革命,繼而又從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成為一名始終如一、不斷進步的真誠的愛國者。誠如有學者所論:“每當運動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轉化、發展的時候,不少原來的進步人士由於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而被拋出運動之外,成為旁觀者,甚至成為企圖阻止歷史車輪前進的反動分子……而孫中山卻光榮地、勝利地通過了一切重大的考驗,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和歷史共前進。孫中山為什麼能夠不斷前進、艱苦奮斗呢?因為他是真誠的愛國者。他不是從個別集團的利益,更不是從個人的狹隘利益來考慮問題的。因此,為了救國救民,他沒有什麼陳舊的公式或個人的東西不舍得拋棄。”
這正是孫中山與同時代愛國主義者相比的不同和偉大之處。
孫中山的思想、事業和志向具有巨大的當代意義
我們今天研究孫中山、紀念孫中山的第二個原因,是孫中山的思想、事業和志向具有巨大的當代意義。這些當代意義,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迄今依然是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一面旗幟。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始終將追求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放在核心位置。針對列強提出的分割中國的論調,孫中山曾嚴厲駁斥“分割論”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警告列強“若要合列國分割此風俗齊一、性質相同之種族,是無異毀破人之家室,離散人之母子,不獨有傷天和,實大拂乎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雖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
此后,孫中山還反復向國人和世界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和呼吁: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
“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
“中國人民對連續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並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孫中山發出的這些關於國家統一的思想和呼吁,在今天更是如暮鼓晨鐘,鞭策和勉勵海峽兩岸和海外廣大華僑的所有中華兒女齊心協力,早日實現國家統一大業。
其二,孫中山關於中國政制和民主制度的許多設想和主張,對於今天構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制度,實現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仍然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例如,在中國是否仿效美國、實行聯邦制問題上,孫中山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央集權,反對聯邦制和分省自治,嚴厲批評那些主張模仿美國、在中國實行聯邦制的人“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雲亦雲,習而不察”,“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隻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孫中山指出:考諸歷史,美國之所以富強,並不是像國內主張聯邦制的人所說的那樣,是由於各邦的獨立分治,相反恰恰是由於各邦聯合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並且,美國獨立后之所以實行聯邦制,這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孫中山言明,聯邦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在現在條件下的中國,聯邦制將起離心力的作用,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國分裂成為許多小國家。”
其三,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思想,主張中國要避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惡例”,表示“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孫中山指出,民生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人民的衣食、住行問題,尤其是“食”的問題,“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強調“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警告“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這些主張和思想,不但契合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思想,並且亦實際為21世紀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思想提供歷史智慧。
其四,孫中山的國際思想既吸收了近代西方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中的合理內容,同時又立足於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並繼承了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統一、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和儒家的“王道”思想,放眼於人類和平共處的崇高理想,強調“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后,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為耳”。
孫中山在構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方面所探索的民族復興與世界大同的結合、國家利益與國際主義的平衡等,至今仍是中國人思考與世界關系時的重要命題。因此,不但具有歷史意義,而且也有現實意義,是一份寶貴的人類共同思想財富。
出於歷史發展及歷史研究的自覺,打破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二元對立
我們今天研究孫中山、紀念孫中山,亦是出於歷史發展及歷史研究的自覺,打破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二元對立。
學術研究有其自身的目的、規范和價值,不能成為政治或現實的附庸﹔學術的核心價值是“理智的誠實”和“事實判斷”,其目的是追求經驗事實的真偽、澄清概念、分析因果關系,它回答的是“是什麼”以及“為什麼”的問題。政治和現實的核心關懷則是“價值判斷”和責任倫理,回答的是我們“怎麼做”以及“支持誰、反對誰”的問題。
學術與政治兩者之間有邊界,但同時兩者之間又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一種辯証統一的關系:政治和現實為學術研究提供問題和資源,學術研究則為政治和現實提供理性意見和理論闡釋﹔學術研究完全脫離政治和現實,就有可能淪為虛無主義。
就歷史研究來說,同樣不可能脫離政治和現實:一則歷史研究關注人類社會的演變,研究對象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二則歷史研究者生活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其問題意識、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背景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完全“價值中立”幾無可能。
就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來說,同樣密切,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無法割斷的聯系:一則現實是歷史的延伸,歷史是現實的過去式,不理解歷史,就無法理解現實的“所以然”。二則現實也是歷史研究的起點和動力,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研究從來都不只是書齋裡的學問,它承擔著“以史為鑒”“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關乎民族認同、國家建構和文化傳承,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意義。而對孫中山這樣一位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來說,更加如此。
因此,在堅持科學精神和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我們毋庸刻意回避政治和現實問題,陷入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二元對立。我們研究孫中山、紀念孫中山,既是對歷史的致敬,同時亦是激勵當下,召喚未來。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