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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報刊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2026年11月09日21:45

“雄筆一支抵萬軍”,孫中山自從事反清革命以來就十分重視“筆杆子”的作用,因而有意識、有系統地用小冊子、雜志、報紙諸種形式宣傳革命思想,啟迪民智,傳播三民主義。

東京暗夜裡的《國民報》

《國民報》的辦報人是湖南人秦力山,他曾是康有為的狂熱信徒,1900年與唐才常一起在漢口組織自立軍起義,但起義失敗,險些送掉性命,遂逃往日本。在日本期間,秦力山同沈翔雲、戢元丞諸友商量,准備辦一份報。他們當時租了間小屋作編輯部,白天躲著清廷密探寫稿,夜裡偷偷印制,每期印2000多份,全塞進貨船夾層運回上海,其內容主張“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

當時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對這份報紙有所關注:他沒有直接署名,卻讓朋友、僑胞暗中接濟。孫中山后來曾明確地談到,正是《國民報》在留學生中所掀起的種種反響,促使他下定決心創辦《民報》。

當時清廷駐日公使曾派人來查抄印刷所,秦力山等人便連夜把機器搬到教會學校地下室,又請日本基督徒予以掩護,方安然躲過此禍。而平時聯系國內會黨,也一律於晚間接頭。

可惜好景不長,《國民報》隻辦了4個月,停刊之后,主編戢元丞悄然返回上海,又辦起了《大陸報》繼續從事出版事業。

《民報》掀起革命浪潮

1905年深秋,東京街頭,當時孫中山在牛込區某處小屋內與若干青年商量一件大事。

孫中山說:“必須得有個自己的報紙”,接著有力地論証道:“光靠嘴巴講,能傳多遠?有了報紙,就能把革命的主張印在紙上,傳到國內去,傳到每個中國人手裡。”

大家對此都表示贊同,因為宋教仁等人以前辦過一份《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但不久即被查封,孫中山就提出應換個名稱再辦。接著大家對名稱議論紛紛,孫中山拍板確定:“就叫《民報》——人民的報紙。”

1905年11月26日,《民報》正式創辦,封面上所載的“民報”兩字系孫中山親筆題寫,他本人也撰寫了發刊詞,第一次明確地把同盟會的革命綱領總結為三個詞:民族、民權、民生。

《民報》第1期印出來沒幾天就賣光了,接連重印,前后共印了6版。到第4期時每期能賣1萬份,到第7期時竟賣到1.7萬份,在當時確屬罕見。但《民報》運回國內則需要隱秘進行,革命黨人於是想出種種辦法藏匿《民報》:有塞於米袋之中的,有藏於書箱夾層的,也有綁於腿上藏於長衫之下的,終能一份份、一摞摞地送到讀者手中。從后來的種種回憶可以看到,當時很多青年正是通過閱讀《民報》才知道革命是什麼,三民主義是什麼。

《民報》最轟動的事是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打了一次大筆仗。

梁啟超主張保皇,認為中國宜循序漸進,先實行君主立憲,而孫中山則明確反對,認為必須推翻清朝方能建共和,因此兩派在報紙上展開激烈筆戰,彼此攻訐甚烈。這場論戰持續了一年多,《民報》越辯越有理,革命思想因此傳播更廣,本來支持保皇的人有不少看了之后改變了觀點。

《民報》辦了兩年多,共出20多期,最終被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查封,但是它所點燃的那把火早已燒遍全中國,因此也有一種說法,辛亥革命的槍聲實際上早在《民報》的鉛字中就打響了。

《河南》雜志: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后,孫中山明確、有力地要求各省留日學生都辦刊物以啟迪民智,河南留日學生響應極快。但是他們最初所辦的《豫報》有重大缺陷:當時投稿者魚龍混雜,立憲派、保皇黨都參與其間,所載文章觀點散亂無章,因此無法旗幟鮮明地推行革命主張。

孫中山得知此事以后,主動接見河南留日學生代表,大家一番協商之后決定創辦一份新雜志。

1907年12月,《河南》雜志在東京創刊,總經理為張鐘端,總編輯為劉積學,創辦經費由劉青霞提供,成員多為河南籍同盟會早期成員。雜志封面署名“武人”做編輯兼發行人,實際上這是一個化名,因此第一期《簡章》中對此有十分清楚的說明:“本報為河南留東同人所組織,對於河南有密切之關系,故直名曰《河南》。”換言之,這是河南人自己的革命刊物。

《河南》雜志到底厲害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每期100多頁,發行量近萬份,半數以上銷回河南,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其次,內容充實,有圖畫、時評、論著,文筆犀利。但最根本、最明確的一點是:全刊貫徹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系統、有力地號召大家起來推翻清朝。

《河南》雜志的發刊宗旨說得很清楚:“牖啟民智,闡揚公理。”意思就是打開老百姓的眼界,把天下大道理講明白。

由於雜志的影響已經大大超出河南,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雲南,以至緬甸都有人閱讀。清政府見勢,1908年12月,當《河南》雜志出到第9期(一說第10期)時,日本警察廳即接到清廷駐日公使關於查辦留日學生革命刊物的正式要求,《河南》雜志被迫停刊。

雖然《河南》雜志隻有9期,但影響極大。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馮自由后來作了極有分量的評述:留日學生后期所辦諸雜志中,《河南》雜志影響最大,“鴻文偉論足與《民報》相伯仲”。

僅出版一年多的《建設》雜志

1919年8月1日,《建設》雜志在上海出版了創刊號。孫中山在發刊詞中表達了他的主張:要辦一份刊物,把建設的道理講給國民聽,先讓國民明白建設不難,非干不可,然后萬眾一心,共造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的國家,即民有、民治、民享。

雜志的實際負責人是朱執信、廖仲愷,資金也極充足,由中華革命黨提供。雖為黨刊,卻未明確打出三民主義的旗號。該雜志隻存在了一年多,到1920年12月第3卷第1號出刊后便停刊,實際存在時間為16個月,刊載過110多篇文章。

從目前所見的一百多篇文字中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味的事實:其中有約20篇是講唯物史觀的,或者與唯物史觀直接相關。為何如此?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義已經完成,接下來就要大搞建設,因此他在《建設》上有層次地刊載了自己的“實業計劃”,即要把中國建成工業強國,而且坦陳要請國際社會予以實際幫助。胡漢民、戴季陶都十分清楚孫中山的想法,他們所談論的唯物史觀實質上就是“經濟的理論”“經濟的史觀”。戴季陶說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大家,胡漢民說唯物史觀實質上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歷史觀,故而二人宣傳這套理論時有一個十分明確、一貫的主旨:經濟最重要,建設最重要。胡漢民曾言,中國社會腐敗到這般程度,道德墮落到這般地步,其病根就是經濟組織不良,因此改造自然要從物質、從經濟入手。

(來源: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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