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博愛”“天下為公”“大同”題詞探析         2026年07月16日15:43

孫中山為何在某些場合寫“博愛”，在另一些場合寫“天下為公”，又在某些時刻鄭重寫下“大同”？這三個詞在他筆下是否有著不同的分工？細加體味，其間大有文章。

題詞不同於系統的理論著述，它是一種高度凝縮的思想表達，受特定場合、對象、時機的約束。孫中山一生留下大量題詞遺墨。在這些墨跡中，反復書寫最多的三個詞，當屬“博愛”“天下為公”與“大同”。隨著近年《孫中山全集》《孫文全集》相繼整理出版，散落各處的題詞被系統匯集，使我們得以對這三個詞作一番比較。統計下來，三者合計180余件，約佔已收題詞總數的三分之一，堪稱孫中山題詞中最核心的概念群。

分量不同

先看題詞數量。據《孫文全集》，“博愛”題詞多達107件，“天下為公”66件，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等字異義同者，“大同”僅10件，含“世界大同”“共進大同”等。這一懸殊的數量差異，本身就透露出三個詞在孫中山心中的不同位置。“博愛”最為日常、最具普適性，幾乎適用於一切贈人場合。“天下為公”政治指向更強，用場相對集中。“大同”則是一種終極理想的完整宣示，隻在特定情境下鄭重寫出。

再看題詞形態，差異同樣明顯。“博愛”絕大多數是獨立書寫二字，配上款下款，高度程式化，兩個字便可成一幅，落筆不費時，這正是它數量遠超其他兩類的一個技術原因。“天下為公”以四字獨立書寫為主，間或摘引《禮運》原句或縮為“公天下”。“大同”的形態最為特殊，它常常不是寫“大同”二字，而是整篇抄錄《禮記·禮運》的大同篇，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起，至“是謂大同”止，洋洋百余字。這樣的長篇抄錄已近乎一幅書法作品，自然不可能像“博愛”那樣信手頻書。

贈予誰人

題詞是一種社會交往行為，看它贈予何人，最能見出概念的適用邊界。

“博愛”的受贈面最廣。100余件中，可辨識受贈者的約80件，幾乎涵蓋各色人等。革命同志、華僑領袖、工商人士、文教界、宗教界，乃至外國友人，無所不包。其中贈予日本友人的比例尤為突出，約三分之一以上，這與孫中山早年長期流亡日本、在彼建立廣泛社會網絡密切相關。從革命志士到普通仰慕者，“博愛”二字似乎可以贈予任何人而不顯突兀，這種極強的普適性，正是它數量居首的社會原因。

“天下為公”則更多落在政治性較強的場合。一個顯著特征是大量題贈報刊媒體，如《新青年》《天鐸報》、朝鮮《東亞日報》、日本《改造》雜志等，這一比例遠高於“博愛”。為各地黨部、同鄉會、洪門組織等團體機構題寫者也較多。總體上，它更常出現在面向組織、機構、公眾媒介的場合，而非純粹私人交往。

“大同”因數量有限，受贈者也最集中。除黃埔軍校訓詞屬面向全黨的綱領性文本外，其余幾乎都贈予政治密友，如楊庶堪、戴季陶。抄錄大同篇全文這一舉動本身，就帶著一種鄭重與親密，它不是信手可贈的通用禮物，而更像精神共鳴的庄重表達。

幾則個案尤可玩味。1907年，孫中山把現存最早的一幅“博愛”贈予鄧蔭南。鄧蔭南為廣東香山人，早年追隨革命，傾盡家產資助興中會、同盟會。孫中山贈他“博愛”，是對一位以行動踐行博愛精神的同志的褒揚，此處的“博愛”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對具體人格的認定。

1924年，孫中山為年僅23歲的張學良題寫“天下為公”。其時張學良尚是奉系軍人，孫中山正力圖聯合北方、謀求統一，爭取奉系具有戰略意義。“天下為公”最為得體，既宣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的理念，又暗含對張學良的期許。同年贈別其他部下的題詞，用意也相仿。可見“天下為公”往往不是道德勉勵，而是對權力正當性的提醒。

1924年6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在訓詞中寫下“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在最庄嚴、最具綱領意義的場合，他選擇了最具終極指向的“大同”。“建”民國是可以達成的制度目標，“進”大同則是需不斷趨近的理想境界，一字之別，層次判然。

由情到理

把三個詞放到孫中山的思想脈絡裡看，更能體會其中的分工。它們不是同一個意思的三種說法，而是從人心到制度再到理想，層層遞進的三個台階。

先說“博愛”，這兩個字往上能接到韓愈“博愛之謂仁”的儒家仁愛傳統，又摻進了孫中山早年所受基督教“愛人如己”的浸潤，還帶著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色彩。三股源流匯到一處，使“博愛”既古老又新鮮。孫中山自己把話說得很明白，“博愛雲者，為公愛而非私愛”。一句話，就把它從兒女情長、親朋恩義裡拔了出來，定為一種超越私情的公共情懷。它要改造的是人心，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那個價值起點。

這一層意思，在中山陵的建筑上看得很清楚。南京中山陵入口立著一座博愛坊，坊額“博愛”二字是孫中山手書。謁陵的人，要先過這道牌坊，才登上去。它是進入孫中山精神世界的第一道門檻。把“博愛”擺在最前，恰好說明它是根基，是一切的起點。

再說“天下為公”，它是制度的目標。這四個字出自《禮記·禮運》，原句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東漢鄭玄注得簡明，“公”就是“共”，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產。晚清，帝制的合法性逐漸動搖，維新派、革命派都愛講“天下為公”，拿它來反君主專制、倡公共政治。孫中山接手這四個字，又給它注入了新東西。孫中山講三民主義，說到底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國家人民共有，政治人民共管，利益人民共享。他用林肯那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來對譯“天下為公”。這種不是簡單以西釋中，而是在兩邊各找一個對等的說法，讓古典理想穿上現代政治的衣裳。

“博愛”改造的是人心，“天下為公”改造的是制度。前者喚起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之愛，后者要求權力歸於公共、而非私有。兩者層層遞進。人心裡先有“博愛”，才會自覺去追求“天下為公”的制度安排。所以贈人“博愛”，是盼他做個有仁心的人。贈人“天下為公”，是激勵他為一個公道的政治秩序去奮斗。它講的是權力的正當性，是一種政治宣示，而不只是道德勸勉。

最后說“大同”，它是理想的終極。三個詞裡它數量最少，分量卻最重。它指向的既不是一種情感態度，也不是一套制度安排，而是一個最終的社會圖景，一個超越階級、民族、國界的和諧共同體。

孫中山對“大同”的理解，有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由泛到精的過程。據馮自由回憶，同盟會成立以前，孫中山就對人說過，自己主張的是“大同主義”，用英文講就是Cosmopolitan，也就是世界大同。可見早年的“大同”，更接近一種世界主義的情懷，邊界還比較鬆。到了晚年，他把“大同”收進了三民主義的體系。他說，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盼望的大同世界，又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大同主義。這樣一來，“大同”就從一個朦朧的世界主義理想，變成了貫通古今的終極概念。

“大同”那種特殊的題詞形態，也正好印証了它的特殊地位。“博愛”二字、“天下為公”四字，都可以信手寫贈。可大同篇全文有百余字，非鄭重落筆不可。這就注定它不能被日常化地隨手送人。它更像一篇庄嚴的宣言，一次對理想社會的完整宣示。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大同篇開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結尾是“是謂大同”。“天下為公”恰是通向“大同”的起點，“大同”恰是“天下為公”的終點。一頭一尾，文本本身就把兩個概念串成了一條線。

於是，三個詞連成一條清晰的鏈條。“博愛”是倫理基礎，“天下為公”是制度保障，“大同”是終極歸宿。這一層關系，也提示我們重新認識孫中山的思想結構。以往不少論者把三者看作同一種烏托邦情懷的反復，當成可以互換的同義語，紀念場合裡也常把三個詞並排挂出。但題詞實踐告訴我們，孫中山用這些詞是有分別、有選擇的。面對不同的對象和場合，他寫下不同的詞，這選擇本身就是思想表達的一部分。三個概念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補充，各司其職。

在近代政治家中，題詞頗為常見，但鮮有人像孫中山這樣如此集中、反復地書寫少數幾個核心概念。這種反復書寫，使他的題詞超越了一般的社交應酬，而具有更深的政治文化意味，它既是維系情誼的贈禮，又是理念的物質化傳播媒介，還是一種政治象征資本。把核心思想凝縮為簡潔有力的符號，使之在社會網絡中廣泛流通，其傳播之效，遠非長篇著述所能比。今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新材料還在不斷被發現、公布。今天再來研究孫中山的題詞，有助於更全面地走近這位革命先驅的精神世界。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