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輩呂集義的故事剪影     鄧騁    2022年02月16日15:58

呂集義是廣西陸川縣人，年少時便離開家鄉，工作和生活均不在陸川，人們對他的生平事跡知之甚少。近年，經多方調查探訪，獲悉呂集義有一子，名叫呂祖望，已80多歲高齡，現住南寧。得到這條重要線索后，我們即刻趕往南寧，在自治區政協文史委的協調下，我們與呂祖望先生進行了深入交談，並收集到關於呂集義的一部分實物及珍貴史料，也因此機緣得以知曉一些關於呂集義的意蘊雋永的歷史。

——寫在開頭的話

 呂集義（1909—1979），字方子，廣西陸川人。曾在陸川縣的小學、中學上學，1926年至1927年赴穗就讀於廣州執信中學。呂集義思想進步，積極參加當時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清黨時，呂集義兩度被捕入獄，經呂煥炎保釋（呂煥炎，廣西陸川人，新桂系將領，1927年7月時任國民革命軍少將副師長，12月升任中將師長）后，1928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攻讀，恢復共青團組織關系，繼續參加學生運動。1934年，到廣州中山大學借讀。1934年至1938年上半年，歷任廣西容縣政府教育科長，陸川縣立中學、蒼梧國民中學教員。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在遷徙到北流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教。1940年，到桂林任國民黨廣西省政府咨議。1941年至1944年，在桂林廣西通志館任秘書。1947年赴香港，參與籌建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委員兼副秘書長。1949年6月，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並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后曾任政務院參事、廣西交通廳副廳長、第三屆和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一、苦尋民主，探索抗日救國道路

 1937年10月，李宗仁組織廣西建設研究會，為廣西當局提供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面的意見。建設研究會還設置一個專門研究委員會，作為聯絡中共人士及各界進步民主人士的活動基地。1939年間，桂林已成為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雲集。據統計，抗戰期間遷到桂林的數十個文化團體匯聚了數以千計的文化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位。薈萃桂林的文化人士及各文化團體，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運動。呂集義作為廣西省政府咨議，為聯系各方文化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避居在港的民主人士大都轉到內地。呂集義在中共組織的指導、幫助下，先后到桂林、昭平、賀縣，繼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協助一批文化人克服重重困難撤回內地。當時，李濟深常以時事座談會名義邀請呂集義等民主人士相聚討論時局，謀求抗日救國辦法。大家一致認為，要爭取抗日斗爭勝利，必須改變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內戰、實行獨裁的錯誤政策，恢復孫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抗日。這不僅要靠國民黨外部的政治力量，還要聯合一切不滿現狀的國民黨人士，從國民黨內部進行斗爭。呂集義在研討中，總是直抒已見，出謀獻策。

 1943年，呂集義以私人秘書身份，跟隨李濟深到賀縣八步視察，並在當地公開講學，宣傳抗日救亡。他很受歡迎，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方子先生”。

　　早在陸川中學讀書時，呂集義就以善寫作和演講而聞名，被稱為“南方才子”。他特別喜歡詩詞，閑暇時經常與人詩詞唱和，還曾籌資重刊《醉白堂詩文集》（《醉白堂詩文集》為明末清初廣西全州人謝良琦的詩文集。謝良琦善詩文，但在清初一段相當長時間內未引起詞壇重視，其《醉白堂詩文集》也一直未能得到整理和研究。清末民初著名詞家王鵬運，推崇謝詩，集資刻印《醉白堂詩文集》。抗日戰爭時期，呂集義集資重刊《醉白堂詩文集》。詩集的刻印出版，對於把握清代廣西文壇面貌是一個重大貢獻），足見他對詩詞歌賦的喜愛。

　　抗戰時期的桂林，詩歌創作活躍，不僅傾訴著民族的苦難，而且歌頌了祖國的戰斗﹔筆觸雄渾，氣勢壯闊，滲透著時代的氣氛。作為“八桂詩群”詩人之一，呂集義與友人結伴深入民間，創作了許多詩詞歌賦。一次，行至漓江九馬畫山處，他仰望石壁上斑駁的石痕，隱約間似有數匹奔馬或立或縱。船上的人說，按照當地人的說法，能夠認出九匹馬者，便是狀元郎。呂集義說，我一匹馬也認不出，不過是指鹿為馬罷了。他隨即感嘆大半個中國失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甚至望風而逃，有龍馬尚且沒用，更何況這石壁上的神馬呢？悲憤之時作《過畫山》詩一首：

 　　三年兩過畫山下，舟人細指山上馬。

　　九駿吾乃不辨一，頗念當時指鹿者。

　　世間何物偽與真，千騎萬乘埋風塵。

　　即有龍媒將安用，嗟爾圖壁空嶙峋。

　　1944年，日軍兵鋒直逼桂林，呂集義由桂林乘船去往平樂，夜泊興坪，想起眼下時局不明，山河日非，心中空有濟世報國之志，中華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頓時惆悵之情涌上心頭，在舟中作《夜泊》詩一首：

　　夜宿江村不敢嘩，流離天遣是天涯。

　　千峰如魅星為眼，孤艇圍鷗水作家。

　　尚有蘿魂縈鼓角，不辭鬢發敵風沙。

　　明宵更泊知何處，獨聽荒雞意欲加。

　　淒涼悲傷之意溢於詩句之中。

 二、反蔣聯共，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1944年，日軍沿平漢、粵漢、湘桂鐵路沿線進攻中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對於戰局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預測，桂、柳終將落入敵手，兩廣也將成為敵后。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是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呂集義積極響應中共的建議，配合李濟深轉戰桂東南，呼吁組織民眾武裝，以民眾自衛的形式，配合地下黨游擊隊共同抗日。

　　1944年6月，在日軍進攻衡陽、桂林吃緊、准備大疏散前夕，呂集義等8人參加李濟深在建設研究會八桂廳召開的秘密會議。會議主題是研究抗戰形勢和日軍進攻戰況，研究國內進步力量發展狀況，廣西民主勢力對當前形勢的對策。最后決定，李濟深不到重慶而是回蒼梧大坡山組織武裝，在廣西的民主黨派和中共及其他民主進步人士則沿漓江順流而下，先到桂東昭平縣，一方面就近加強聯系，另一方面便於在日軍入侵廣西后，在桂東南組織武裝自衛，進行反蔣抗日，建立桂東南獨立民主解放區。

　　1944年冬，抗戰形勢依舊十分嚴峻。呂集義陪同李濟深巡視桂東南各縣，沿途就地開展抗戰救亡講演，號召和動員廣大民眾團結抗日。期間，李濟深致電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黃旭初，建議廣西全省迅速建立人民武裝，提倡人民自衛。隨后，呂集義陪同李濟深到陸川縣，在陸城中山公園的中山紀念亭前公開演講。各界人士、學生及當地民眾冒著嚴寒慕名而來，把中山公園圍得水泄不通。李濟深看到這熱烈的場面，再一次表示絕不與國民黨中央同流合污、負禍國殃民罪責。李濟深、呂集義號召陸川青年要積極參加抗日游擊隊，抗擊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相信抗戰最后必定勝利。現場群情激昂、掌聲雷動。次年二月元宵節后，陸川、博白、興業、貴縣先后舉行震撼廣西的桂東南抗日武裝起義。在中共廣西省工委和桂東南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3000多抗日武裝隊伍與日頑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建立了一批縣、鄉村抗日民主政府，誓與日寇抗爭到底。

　　1945年，李濟深、呂集義前往岑溪、容縣、北流、玉林等縣。他們所到之處，均慷慨陳詞，為抗日救國鼓與呼。雖時刻受到國民黨特務陰謀暗殺的威脅，但他們仍然堅守抗戰必勝的信念與決心，深入民眾進行抗日救亡的活動。在廣東，他們還與中共東江縱隊、郁南抗日民兵武裝指揮部密切聯系合作，發動民眾共同抗日。

　　終於，1945年9月18日，抗戰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的消息傳遍世界。陸川各界人士和民眾聽聞喜訊，再次聚集在中山公園，隆重慶祝。

　　1947年，呂集義任廣西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由於不滿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旋赴香港追隨李濟深，繼續從事反蔣和開展民主人士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活動。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開始戰略反攻、國民黨統治集團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形勢下，1947年11月12日，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代表齊集香港，舉行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會議，有110余人出席會議，決議成立民革組織。

　　當時，在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起草過程中，一些參會人士出現了意見分歧。李濟深鑒於民革急於建立，認為這些分歧都是可以協調統一的。只要有利於民革成立、有利於團結一切國民黨內愛國軍政人員聯合起來反對內戰、推翻蔣介石集團政權，一切分歧都是小事，日后再做統一。於是，他請呂集義等人對兩個文件進行了反復修改，在修改原則上堅持“適當保留不同意見，做到能保留的要盡可能保留，文件要達到博採眾議”的目的。最終參會人員統一了思想，會議得以繼續順利進行。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呂集義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任副秘書長。

　　1948年1月9日，民革中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在香港創辦《自由》半月刊。1月24日，民革中央再次召開常委會議，提議在《自由》半月刊的基礎上再辦一份報紙，定名為《現代日報》。正當民革中央為辦報注冊時，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文匯報》總主筆徐鑄成來港求見李濟深，商討合作事宜。3月17日，民革中央常委會繼續討論辦報事宜，認為《文匯報》在國內外已打開局面，若能與其合作，比創辦《現代日報》更為便利，於是一致同意民革與《文匯報》合作的方案。4月3日，李濟深召開了創辦香港《文匯報》籌股會議。據民革老前輩朱學范回憶，在此次會議上，呂集義等人提議：（一）近來本會與國民黨軍政人員聯系日增，應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一切重要文獻進行重新整理，以適應形勢所需。（二）據以研討在新形勢下的實施方案。（三）鑒於《文匯報》一時尚不能復刊，擬先出一本宣傳小冊子。在7月24日舉行的常委會上，會議決定9月1日出版《文匯報》，並決定出版民革《會訊》，以資交流，由梅龔彬、林倫彥、陳此生、朱蘊山、呂集義、吳茂蓀、黃夢醒負責。

 9月1日，民革中央主辦的香港《文匯報》正式出版。該報大力宣傳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號召國民黨內愛國軍政人員認清形勢，作出明智的抉擇，同時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輿情動向，及時作出反應。這些宣傳，對於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分化國民黨政治勢力、孤立國民黨反動派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8年6月4日，呂集義、陳此生、莫乃群、周鋼鳴等在香港參加簽署《在港各界民主人士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熱烈贊同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提議，號召國內同胞及海外僑胞迅速團結起來，促成新政協會議早日召開，爭取實現民主和平。

　　三、毅然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國偉業

　　1949年1月底，平津解放后，香港到天津的直航開通，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為護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慮路線。但當時在天津登陸面臨內外兩重困難。一方面，天津解放時，天津港遭受了嚴重破壞，不但港口設施被毀，航道也布滿了水雷，亟待修復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進出渤海的長山島要塞仍然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國民黨艦隊也牢牢控制著渤海、黃海附近的制海權。作為進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來往船隻的動向勢必被國民黨嚴密監視、封鎖，此時冒險直航天津危險很大。隨著蔣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國民黨當局迫於內外壓力，表示願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與中共進行和談。和談期間，局勢趨緩，有利於租用外輪從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以后，成功開辟了香港-天津-北平這條北上路線。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即將在1949年6月召開。為此，從3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香港黨組織通過租船、代買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將要參加會議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從香港安全直航天津。這幾個月成為整個北上期間行動最密集、運送人員最多的階段。呂集義參加了組織轉移的工作，為民主協商建國作出了貢獻。

　　1949年4月3日，呂集義離開香港，經天津抵達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並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五小組參與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大會宣言(后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

　　1949年9月10日至30日，呂集義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幾十年辛苦奮斗，不懼流血犧牲，終於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鄧騁，廣西玉林市政協文史委干部/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