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辟地開天：中國共產黨誕生乃辛亥革命的超越     王杰　賓睦新    2022年02月16日15:53

 

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110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的探索。……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斗爭旗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在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黨人和無數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旗幟之下，廣泛傳播革命思想，積極興起進步浪潮，連續發動武裝起義，推動了革命大勢的形成。……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譹?訛

 歷史經已明証：辛亥革命的歷史變革和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引領，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探索和孕育干部等先決條件。換言之，沒有孫中山等革命先驅發動的辛亥革命，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文的旨趣在於說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對辛亥革命的承傳和超越﹔這一超越的過程，是在承傳的過渡中逐漸完成的。

方死方生：辛亥精神並未戛然而止

　　辛亥功成，民國肇建，然而，“由於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由於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辛亥革命之后，在這場革命中接受洗禮的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繼續探尋救國救民道路。”②民國成立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實落入披著擁護民主共和外衣、實際上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手中，民族危機未見化解，社會矛盾依然尖銳。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鍥而不舍，於艱難頓挫之中，為捍衛民主共和而奮斗。

　　1912年8月25日，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等合並，組成國民黨，孫中山當選總理，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黨務。孫中山旋出任全國鐵路督辦，規劃十年修筑二十萬裡鐵路，以實現民生主義。宋教仁則努力踐行“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緣於宋教仁的主持經營，國民黨於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取得勝利，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國民黨共獲392席，宋教仁將以黨首身份組閣。豈料，宋氏於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乘車赴北京時，被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派人刺殺。③3月26日，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立即興師討袁。7月，江西、江蘇、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廣東等地相繼宣布獨立，舉旗討袁，發起“二次革命”。討袁於9月初失敗，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秘密組織中華革命黨，於1915年再次發動討袁戰爭。1916年6月，袁世凱死后，段祺瑞執政，聲稱“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1917年7月，孫中山從上海赴廣州發動護法戰爭，由於黨人內部復雜，思想渙散，所倚重者乃是地方軍閥，以致屢戰屢敗。

　　嚴酷的事實是，辛亥革命后，革命黨人一直在擘劃的“憲政”途路上尋覓“卻虜”和“送窮”的方策，但由於北洋政府和外國勢力的干擾與破壞，這條道路一直未能走通。令人敬佩的是，於軍閥割據、戰亂連年、民生凋敝的十年間，辛亥革命的精神並沒有戛然而止，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辛亥志士還保持著革命氣節，革命沒有停步，仍在繼續探索。一次護法受挫，孫中山潛心著述《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實業計劃》三大巨作，而這三者也正是其鍥而不舍、探求新途的見証。毋庸諱言，辛亥志士在民國建立后的十幾年間（含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幾年間），孫中山及中國國民黨仍是民主進步潮流的代言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和革命的主力軍。他們披肝瀝膽為中華民族的進步浴血奮戰，期待著有志振興中華的同盟軍和支持者，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盡事業。

方起方興：共產黨人尚待開天辟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了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點亮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燈塔。”④

　　馬克思主義東來與中國共產黨的孕育需要歷史土壤與環境。辛亥革命從正反兩個方面都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培育了歷史土壤。辛亥革命所推動的思想覺醒，促助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產物。民國肇建，伴隨著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亦在增加和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積聚了階級力量。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或直接投身辛亥革命運動，或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過持助作用，或受辛亥革命的深刻影響。辛亥革命沒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促使許多參與者和受訓者重新思考和尋找新出路，從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盞明燈。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啟蒙，哺育了工人階級，培養了革命干部，其未及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務，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始使命。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黨員人數57人。平實說來，這還是一個極小的政黨，而且處於秘密狀態，在社會上還缺乏轟動性的影響。無疑，從歷史意義上說，共產黨的橫空出世，卻是中國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緣於早年幼嫩，隊伍弱小（1922年6月，二大，195人﹔1923年6月，三大，432人），未及拔地而起、光芒萬丈。正在百般思索，尋找盟友，聯絡同道，期待“蓄發”，謀求崛起。

 果爾，及至1923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還強調：“我們的團體還一直這麼小，談不上是一個政黨。”中共一大的綱領提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理想目標看起來“高大上”，實踐上欠缺接地氣，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狀。因為，斯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根本不是資產階級掌權，仍是封建軍閥的專制統治。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發展，聯合一切力量，壯大自己，才能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如何才能推助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支持。共產國際對中國各黨派的認識比較清晰，正視弱小的中國共產黨需要扶持。共產國際看准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各黨派中是傾向於反帝反封建的，但也存在向軍閥和帝國主義妥協的傾向，如果共產黨能夠同國民黨合作，就可以讓國民黨擺脫與軍閥、帝國主義的聯系，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正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極力“撮合”，鋪就了國共聯手、合作發展的前提。

 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攜手合作，幫助國民黨完成改組，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掀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給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以沉重打擊。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願，同一切忠於他的事業的人們繼續奮斗，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⑤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達桂林，與孫中山會晤。馬林建議孫中山建立一個能聯合各階層，尤其是工農群眾的黨﹔要有武裝核心，要辦軍官學校。孫中山深表贊同。

　　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表示願與革命的民主派——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7月，中共二大正式決議組織民主聯合戰線，並再次邀請國民黨開代表會議。8月12日，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返回上海。8月23日，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赴上海會晤孫中山，“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⑥。是月29日、30日，中共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專門討論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最后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同時保存共產黨。此后，中國共產黨即採取積極步驟，幫助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1923年1月18日至27日，孫中山與蘇聯政府代表越飛經過幾次會談，雙方聯名公開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標志著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

　　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制定國共合作的方針和策略，1923年6月12~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等決議，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要保存並努力擴大共產黨的組織，嚴格執行黨的紀律。

　　國共合作，可謂“天作之合”，中國國民黨需要新生的、有活力的、有新思想的新成員來激活、煥發朝氣﹔中國共產黨需要有號召力的、成熟的、有革命性的同盟者攜手成長壯大。如此，國共兩黨合作，際遇雙贏，開拓超越辛亥革命的歷史，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共行共進：國共合作導引新民主主義征程

 孫中山無愧為民主革命的旗手。當北方傳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炮聲之時，他即敏銳感悟到世界新紀元曙光的降臨。在蘇俄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加之此間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勢力，給孫中山以很大啟發。1920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將控制廣東的桂系軍閥趕走。1921年5月5日，他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出任非常大總統，率師北伐。不料，他所依靠的廣東軍閥陳炯明，於1922年6月16日叛變，政府毀於炮火，國會遂以流離，希望再次破滅。

　 孫中山矢志不渝，繼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促使他對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愈發親近，從而將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作為革命目標，提出以俄為師的主張，逐漸思考“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⑦。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此時也向孫中山伸出合作之手。

　　1922年9月，國民黨改組的准備工作初步啟動。孫中山在滬召開改進國民黨會議，草擬中國國民黨宣言、黨綱、黨章。1923年1月，他發布《中國國民黨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中國國民黨總章》，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強調“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提出“力圖改正新約，恢復中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准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等一整套政策。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結束以后，中共廣東區委積極協助孫中山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由孫中山指定鮑羅廷（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當時受聘為廣東革命政府最高政治顧問、國民黨組織訓練員）、廖仲愷、譚平山等起草《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為國民黨一大的召開作了充分准備。

　　1923年10月，中國國民黨改組籌備工作全面展開。孫中山在11日的廣東支部黨務討論會上指出：過去革命失敗原因是由於“黨中缺乏組織”，黨員革命精神喪失，本黨基礎未固。所以需著手以下三方面的建設：

　　一是加強國民黨改組的組織建設。10月18日孫中山聘請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幫助國民黨改組﹔委任廖仲愷、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會委員，處理國民黨本部改組事宜﹔10月底成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黨改組和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強調“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設法去淘汰”⑨。

　　二是加強黨內思想統一。孫中山痛斥“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強調黨員“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要求“黨員人格高尚，行為正大”，⑩並對鄧澤如、林直勉等人反對國民黨改組、誣蔑共產黨的言行進行嚴厲批評。

　　三是明確革命的方法為軍事的奮斗與宣傳的奮斗。強調“注重宣傳”要到位，指出“必要人人心悅誠服，都歡迎我們的主義，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隻可一成”?輥?輯?訛，進而強調有組織有系統地宣傳的重要性。

　　1924年1月20~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文明路廣東高等師范學校鐘樓禮堂正式召開。陳獨秀（未到會）、李大釗、於樹德、毛澤東、譚平山、李維漢、夏曦、張國燾、林伯渠、韓麟符、李立三、沈定一、李永聲、袁達時、胡公冕、宣中華、廖乾吾、朱季恂、於方舟、王燼美、謝晉、劉伯垂、陳鏡湖等二十多名共產黨員被指定或選為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由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瞿秋白4人組成指導小組，李大釗為小組負責人，統籌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共黨員。李大釗、於樹德、譚平山、毛澤東等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

　　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形成了有鮮明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三民主義，並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相吻合，因而也就成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和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大會還通過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原則。經過改造后的國民黨，實際上已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大會選舉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4人，其中有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3名共產黨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其中有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林伯渠、韓麟符、沈定一、於方舟等7名共產黨員。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總章》、《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紀律問題案》、《出版及宣傳問題案》、《海關問題案》、《制定黨歌案》等10個重要決議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全國性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也迅速開展，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國共合作，促進了國民黨的組織建設。據鮑羅廷的觀察，改組前的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輥?輰?訛。因為國民黨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黨員的信仰也不堅定，更談不上有什麼堅實的群眾基礎。國民黨改組時聘請鮑羅廷加強國民黨組織建設，對此，孫中山強調，“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輥?輱?訛在改組中，共產黨人還直接參與國民黨中央層面的領導工作。在中央各部中，組織部長為譚平山、農民部長為林祖涵。在北京執行部，李大釗、於樹德參與領導。上海執行部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向警予等人參與領導。漢口執行部林祖涵、劉伯垂、林育南等人參與領導。在地方省黨部的建設中，共產黨人更是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國民黨組織發展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地方。1925年5月25日上海《民國日報》報道：“國民黨自改組以來，組織日益完備，主張日益鮮明。”到1926年1月，國民黨已有正式省黨部12處，特別市黨部4處，臨時省黨部9處。全國除雲南、新疆、貴州等少數省以外，絕大部分省區都有了國民黨組織。?輥?輲?訛關於國民黨組織建設的成就和共產黨人的作用，毛澤東有個總結：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輥?輳?訛。后來蔣介石等人發動“清黨”，則從反面反映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影響及其作用。

　　國共合作推進了國民黨的革命化，溝通了國民黨與底層民眾的聯系。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認識到依靠工農是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對民眾運動給以相當的重視，多次號召其黨員“到民間去”，“從下層多做工夫”，旗幟鮮明地提出聯合農工的主張。他破天荒地與農民開聯歡會，發表演說，到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演，多次宣稱：“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輥?輴?訛正是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之后，農民運動驟然高漲起來：“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輥?輵?訛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自覺地深入民眾當中，強調“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佔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至對於政策上，我們決不稍讓，以保存我們的固有精神”?輥?輶?訛。通過共產黨的扎實努力，國民黨的群眾基礎有了顯著的改善。

　　國共合作推進了國民革命進程。統一戰線的推動，使中國革命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國民政府迅速平定兩廣﹔創建了黃埔軍校，造就國民黨自己的軍隊——國民革命軍，同時為國共兩黨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工農運動蓬勃興起，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形成世界影響﹔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造成了農村大變動﹔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10萬人正式誓師北伐。在半年多時間內，迅速地把國民革命運動推向高潮，革命力量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為國民黨統一中國奠定堅實的基礎。在以五卅運動為起點的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張難先評價說：“十五年北伐成功，即得力此一支生力軍也。”?輥?輷?訛在這個意義上說，是中國共產黨人扶助了孫中山，將舊民主主義階段推進至新民主主義階段，而孫中山可以譽為是這一革命轉變的扭轉者。

　　江流百轉東匯海，歷史曲折向光明。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盡管經歷艱苦與磨難，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不移，逐漸接過了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高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繼承孫中山遺願，繼續推動革命運動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升華了革命的內涵和底蘊，從而超越了中國國民黨，完成了孫中山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業，實現了辛亥革命沒有實現的歷史使命。

　　習近平指出，“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願，同一切忠於他的事業的人們繼續奮斗，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打敗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輦?輮?訛。

　　承傳與超越，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奠禮，也是歷史的必然！■

　　（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顧問﹔賓睦新，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