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勇：逆轉生育趨勢需要生育成本社會化     張棟    2022年02月16日15:52

      人口是社會發展最根本、最基礎的要素。隨著“七普”數據發布，生育率下降再次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和廣泛憂慮。同時，生育下滑也是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的普遍結果，在不同國家，或早或遲，或急或緩，都呈現出共同的趨勢。這也意味著普遍性的問題，也需要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就此我們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王智勇老師，請他分析探討，以饗讀者。

　　

　　本刊編輯：我國生育率自90年代低於更替水平，至今一直處於整體的下滑趨勢之中，您如何看待我國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的人口趨勢？

　　王智勇：少子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生育減少事實上主要是發展的結果。人口學用人口轉變描述這個過程，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人口模式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繼而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這是普遍的人口趨勢。我國處於這種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出生率降低，死亡率低而穩定，呈現出的現象就是高齡少子化。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和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知識技能的要求不斷提升，這也意味著教育撫養的成本不斷提升﹔同時生產力的提升也意味著生育和撫養的機會成本的提升，勞動力脫離工作照料子女所放棄的職業機會和收入代價日益提升。生育撫養的成本不斷提高，生育意願隨之下滑，是難以避免的。隨著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進入城鎮，他們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不斷上升，故而他們的生育意願也日漸下降。就整個社會而言，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生育意願的下降是一個必然趨勢。人口轉變的早晚、緩急有別，但趨勢一致。

　　

　　本刊編輯：在當前，少子化以及由其帶來的未來人口問題已經是一個普遍的憂慮，您如何看待這種少子化的憂慮？

　　王智勇：生育撫養成本上升，也意味著在培養和教育上更高強度的投資，出生人口數下降，但新一代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人力資本是數量和質量的乘積，數量下降，而質量提升，社會總人力資本並不一定下降。一方面，隨著技術的進步，基於體力的、重復性的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在轉變。另一方面，我國的人口基數大，盡管出生率下滑，2020年1200萬左右，2021年受疫情因素影響預期1000萬左右，每年的出生人口數仍然可觀，總量大意味著適應和調整的空間、回旋余地更大。我國城市化並未完成，地區差距仍然很大，勞動力在地區間，城鄉間，產業間的流動和再配置，還有很大的供給提升和效率提升空間。

　　事實上，對人口的擔憂，並非只是當代的獨有現象。比如19世紀初期，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理論就是擔心人口過多的問題，人口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和土地產出以算數級數增長，人口的增長速度遠超生活資料的增長，將導致貧困、飢荒和戰爭。事實上，馬爾薩斯的憂慮不僅是合乎邏輯的，在技術水平基本穩定的歷史階段，也有很強解釋力。但也恰恰在馬爾薩斯的理論提出前后的歷史階段，工業革命的影響顯現，經濟和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巨大變革，世界人口開始突破馬爾薩斯陷阱的限制。再比如，從工業革命至今，另一種普遍的憂慮也一直存在，機器生產大量代替人工，使人們憂慮人口過剩，造成廣泛的失業和動蕩。在當代，人工智能技術逐漸顯現其廣闊的應用前景，能夠被新技術所取代和消滅的職業名單迅速擴展，這種憂慮也就更加加深，甚至有些頗有影響力的學者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未來發展將使大部分人口變成“無用階級”。但事實上，在過往的200年裡，機器普及，人口爆炸，但普遍失業從未發生，無數職業和工作被淘汰和消亡，但同時也有無數新的職業和工作創造出來，其中大部分都是之前無從預見，無法想象的。

　　不論馬爾薩斯人口論，還是技術失業論，都沒有變成現實，並非因為他們沒有道理，而是他們都是基於過往經驗的線性外推，而現實的社會和經濟一直處於迅速而深刻的變化之中。同樣，人口萎縮憂慮也是如此，它和“無用階級論”是相反的憂慮。同時，他們各自的邏輯也存在對沖關系。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社會中，隻接受簡單教育、知識技能層次較低的勞動者對社會來說可能確實將沒什麼需求了，這樣的人也不太可能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所以我們必須在下一代人身上不斷提升教育培養的投資強度，以至於教育培養后代已經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而這恰恰也是當前生育意願降低，生育率不斷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經濟社會和人口之間一直在相互適應、自動調節，未來這種相互適應仍將會持續。我們不必過度憂慮。

　　

　　本刊編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口規模是怎樣的關系？

　　王智勇：規模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去年我的一篇研究論文基於我國地級市的數據分析了規模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結論比較明確，城市規模越大，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具體來說，對第二產業而言，城市規模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一個基本條件，兩者之間呈現 U 型曲線關系，當城市規模達到一定的臨界值后，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會有迅速的提升﹔對第三產業而言，城市規模同樣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兩者之間呈現倒 U 型曲線關系，當城市規模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時，勞動生產率達到其峰值。對於第二產業主導的城市來說，實現迅速提升勞動生產率的臨界規模為市區210萬人口，對於第三產業主導的城市來說，要實現高勞動生產率，則需要市區達到230萬人口。由此可見，城市效率的提升是以一定規模的人口為基礎的。

 規模是效率的基礎因素，這個結論適用於城市和區域經濟，在一定條件下對國家和社會整體應該也是適用的。回顧歷史，在近兩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總量、勞動生產率、人口規模是同步暴漲的。在近四十年的中國崛起過程中，最直觀的展現就是中國成為擁有全產業鏈的世界工廠，這無疑和我國巨大的規模優勢息息相關。對於經濟而言，人口規模是需求規模，也是發展的動力，同時人口規模也是產業分工程度最基礎的約束條件，而分工則是創新和效率的基礎。人口規模大不一定帶來發展，但是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和優勢。

 亞當斯密在解釋分工帶來的效率提升時，使用了制釘廠的經典案例。制釘廠效率百倍於個體鐵匠，但維持制釘廠，使機器的投資有利可圖，也需要遠大於鐵匠的需求規模。或許制釘廠的規模需求是易於滿足的，但還有很多重要的產業和基礎設施必須要有非常龐大的人口和需求規模才能實現，才能具有競爭力。比如電商，這個產業隻有在中美兩國才得到重大發展，一個依托英語世界的龐大人口和需求，另一個依托中國國內龐大的人口規模和需求﹔再比如高鐵，沒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和相對集中的分布，高鐵很難具有經濟性。隻有我國建立了大規模的高鐵網絡，日本、歐洲、美國則沒有。很難說它們不具備必要的技術能力和投資能力，重要的是人口規模和分布能否帶來足夠的需求。擁有必要的需求規模，我們的高鐵產業才能得以發展，才能有后續的技術創新和成本的進一步下降。再比如大飛機和芯片產業，我國缺少產業和技術優勢，也可以保持投入。如果沒有國內市場的需求規模基礎和前景預期，面對技術和市場封鎖，后發國家投資於這些產業是難以想象的。在一般制造業中，很多領域的生產，只能在中國找到足夠規模和響應速度的產業鏈和配套體系，這也離不開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的億級人口規模的連片城市化、工業化區域，以及他們所依托的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和物流網絡。這些都可以認為是我國的規模優勢。

 更大的人口規模通常意味著更大產業容量和分工程度，更高的基礎設施使用效率，和更大的創新涌現概率基礎。一個經濟體融入現代產業體系的人口規模越大，優勢越強，越難以撼動。

　　

　　本刊編輯：那是否可以說，人口規模達峰繼而縮減將對我國未來發展產生制約？

　　王智勇：可以說人口規模縮減對發展不是一個有利因素。但少子化的趨勢，已經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盡管我們期待生育率回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上，但人口趨勢是具有較強穩定性的，在短期內改變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扭轉生育趨勢是不現實的。在政策層面，人口目標首先應當是穩定生育水平，遏制、減緩生育率的進一步下滑。在當前，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鼓勵生育，已經明確體現出了這種政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規模是一個基礎性因素，但並不能和發展直接關聯，更直接的變量是人力資本規模。否則，發展最強勁的經濟體就應該是人口增長更強勁的印度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非中國。人口轉化為生產力，需要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人力資本的規模由人口規模和他們的知識技能水平共同決定。

　　這也代表了少子化的另一個應對方向，加強在教育和人力資本上的投資。1998年我還是研究生在讀，面對當時剛剛開始的大學擴招就感到疑惑，這會不會讓大學教育質量變水，社會能為大學畢業生提供足夠就業崗位嗎？但今天回顧，正是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為我國后來的經濟騰飛和產業升級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基礎的人力資本。

　　在當前，持續投資教育，投資人力資本，仍是我國在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中保持發展動力的基本辦法。這包括更有效率、更加均等化的基礎教育，更加普及、更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還包括終身學習體系的建立，有效的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訓練體系﹔還包括產業體系本身的維持，無數難以言傳的經驗和技術細節、應對問題的思路和眼界，隻有在生產實踐中獲得和維持。如果產業流失，則相應的人力資本同樣也會流失，且難以恢復。事實上，這些問題很多已在我國的政策議程之中。整體而言，盡管面對高齡少子化的前景，但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我們仍然可以抱有信心。

　　

　　本刊編輯：低生育的經濟社會影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被技術進步、被教育投資所對沖，但這種生育下降趨勢的延續仍然是令人憂慮的，這種趨勢還能夠被逆轉嗎？

　　王智勇：“七普”數據，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1.3，在東亞，韓國是0.84，日本是1.34，歐美國家雖然生育水平較東亞更高，但也早已低於更替水平，且穩定下滑，亞非發展中國家生育率較高，但下降趨勢同樣普遍且顯著。

 從根本上講，生育決策的主體是家庭。在前現代社會，自然經濟條件下，家庭是生活的單位也是生產的單位，生育就是家庭的勞動力再生產，子女無需成年就已經是家庭經濟的一部分，家庭對生育有明確的經濟回報預期，生育不僅是血脈延續的本能，對家庭來說也是一種經濟上的理性決策，個體的經濟理性匯聚成為注重生育，追求生育，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但在現代社會，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家庭不再是生產的單位，生育和撫養子女成本高昂，但卻不再有經濟回報的預期，勞動力再生產是社會的，而非家庭的，生育和撫養后代能獲得情感滿足和血脈延續，但不再符合經濟理性。隨著從自然經濟狀態繼承的生育文化在現代生活中逐漸消融，生育意願，繼而是生育率的下滑因而成為必然的趨勢。

　　但這種趨勢並非不可逆轉。在北歐，通過生育補貼、兒童補貼、育兒假、社會化照料和撫育機制等一系列措施，生育率從1.3到1.4的低點回升到1.8左右，下滑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被扭轉。

　　這些政策措施的本質意義就是由社會和財政代替家庭承擔部分生育、撫養成本。實質上，在現代社會，生育撫養后代是一種家庭和私人的需求。但同樣是，甚至更主要的是社會和公共需求。生育和撫養后代在純經濟意義上，對社會是必要的和理性的，但對家庭來說卻並非如此。這是一種結構性矛盾，如果生育和撫養后代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擔，作為一種私人支出，那麼生育率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國家和社會以提振生育率，維持代際平衡為目標，那麼就必須將生育和撫養后代的成本的相當部分變成公共開支。

 目前，我國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探索，已經初步展現出了這種生育、撫養成本社會化的政策方向，我個人認為這對於遏制生育率進一步下滑，維持出生人口數穩定是可能的。但逆轉生育率下降趨勢，把生育率提振至更替水平以上，則需要更多地政策探索和更大的政策力度，這很困難，但是並非完全不可能。■

　　（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