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家庭轉變與低生育率     李婷　鄭葉昕    2022年02月16日15:51

 

國家統計局近期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為1.45‰，雙雙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盡管這組數據受到疫情、年齡結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生育動力不足已經成為當下共識。如何理解走低的生育率？家庭視角也許能夠幫助我們剖析其中的症結所在。在傳統觀念中，家庭是孕育生命及撫育子女成長的搖籃。在代際間責任倫理濃厚的中國家庭，是否生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能否提供持久且穩定的支持與保障。然而，身處社會轉型時期的家庭正愈發成為個體與結構間矛盾與沖突的聚集地。人口再生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低生育率的強化與固化，反映出家庭作為支持生育行為制度保障的作用在弱化。那麼，現代社會中的家庭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將帶來怎樣的后果，國家、公共政策應如何支持家庭、提振生育率，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三個問題。

　　一、理解中國家庭轉變的三條線索

　　1.家庭現代化與個體化進程

　　盡管存在著一定爭議，家庭現代化理論被認為是解釋工業化進程中家庭規模縮小與功能變遷最具影響性的觀點。該理論詳細論証了以技術與經濟變遷為核心的現代化力量是如何形塑家庭結構，使其趨向小型化與扁平化。更加專業的社會分工體系（如醫院、學校等社會結構與福利體系）接替了家庭的部分職能，保障了個體獨立生活的能力。個體逐漸脫離家庭的就業方式，削弱了父代的權威，促進了個體主義觀念的興起。夫妻關系受到重視，以子女為中心的家庭養育觀念得以確定。

　　與此同時，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則從文化規范的角度為后現代化進程中家庭領域的諸多變化提供了注解。該理論認為在更加多樣化和個體化的價值取向下，婚姻和家庭制度將持續弱化，家庭對於個體的意義將進一步下降，從而導致生育率的持續走低。

　　無論是家庭現代化還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都預示著個體主義興起以及家庭向著小型化和簡單化的方向演進，然而這兩個基於對西方世界觀察的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家庭的變遷脈絡。雖然中國也出現了家庭的小型化以及單人家庭增多的現象，但更具傳統意味的三代直系家庭（即父代與子代和孫代共同居住的模式）的比例卻在過去幾十年間保持穩定。這就需要從第二條線索來進一步理解中國的家庭變遷。

　 2.社會轉型與社會風險下的個體和家庭

　　與西方個體化進程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個體化缺乏主動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國壓縮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劇烈地市場化轉型的影響。當單位制瓦解，“鐵飯碗”時代成為歷史，家庭當仁不讓地接管了曾經由單位分擔的兒童撫育、生活照料等家庭再生產服務。這些從單位中“脫嵌”的個人面對尚未建設完全的公共服務，精神和物質層面都在尋求依附。但轉型期的中國也正經歷著價值觀體系的變化，原有強調犧牲與奉獻的集體主義倫理觀向強調權力與自我發展的個體主義價值觀轉向，商品化大潮、食品安全問題和各類欺詐事件層出不窮，如何對待陌生人成為社會的重要議題。家庭作為個體在面對社會風險時的兜底，常常成為人們唯一可獲得的信任對象。

　　另一方面，在技術發生重大變革，世界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下，全球都共同面臨風險社會的威脅。知識技術的快速迭代、激烈的競爭與勞動市場的巨大分化催促著年輕人不斷更新自我，否則就會被淘汰，使得他們無暇兼顧婚姻家庭生活。組建家庭和維系家庭穩定性的成本和難度也在上升。除開時間與精力上的有心無力，基於傳統觀念所形成的情感規范與道德期待也在逐漸失去效力。家庭生活變得愈發不穩定，高攀的離婚率與走低的結婚率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

　　與此同時，面對經濟下行中市場前景的不可預期性，年輕人需要依靠原生家庭來應對高額房價、育兒負擔、以及職業競爭下難以兩全的家庭生活﹔而老年人則需要依靠子女來支撐未來的養老事務。由於家庭對多數普通人而言依然是一種資源、保障方式和安全感來源，個體在面對家庭時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個體將家庭視為理性算計，通過構建家庭內部關系滿足自我需求，妥協、沖突和合作伴隨著情感、金錢和照料，使得家庭成員間關系張力十足﹔另一方面，家庭也是個體奮斗中的精神寄托。這使得家庭成員既對家庭本身及其意涵抱有深情，也會將家庭視為生活合作社，策略性地尋求資源支持，導致家庭的堅韌性與脆弱性同在。

　　3.中國的個體家庭與新家庭主義

　　不可否認，現代化進程與個人主義思潮正不斷侵蝕著傳統的家庭文化，然而在社會轉型與社會風險的作用下，中國涌現出“個體家庭”的模式，即“以個體為中心但受制於社會條件而代際關系緊密的家庭模式”。青年群體，特別是城市青年中出現了以家庭價值穩固和個體意識同時崛起為雙重特征的“新家庭主義”，繼續保持緊密的代際團結。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受現代化影響的中國家庭仍能保持著緊密的代際團結呢？閻雲翔對於“新家庭主義”的闡釋也許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當下中國家庭的精神內核所在。他指出中國的個體仍然處在一個差序格局、以親疏遠近排序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絡中。當以個體欲望和利益為中心的“小我”和以家庭為代表的“大我”發生沖突時候，“小我”需要服從“大我”。因此，盡管個人的欲望和權力在日常生活中獲得許多許可，個人生活的意義仍然深深扎根在家庭網絡關系中。而在家庭生活中，促進這一意識的是第三代兒童的出現。這些孩子的出現吸引了祖父母與父母的關注、愛護和照顧，集齊了所有成年家庭成員實現新的目標——即培育一個承擔家庭希望的完美孩子。代際間也在曾經的爭執后達成了理解，老一輩人接納了“孝而不順”的代際親密關系。另一方面，下一代人被認為掌握了未來的財富密碼，被譽為新技術開發者與復雜問題的解決者。在新家庭主義下，子女承載了整個家庭的希望。但代際焦點的下移也同時意味著對下一代傾注了過多的關注與資源，客觀上增加了養育的成本。

 二、家庭面臨的生育困境

　　由於中國家庭在現代化進程中公共服務體系的不足，以及養育時間和經濟成本的飛速上升，使得家庭面臨了極大的生育困境。

　　1.沉重的家庭照料責任

　　照料的時間資源和人力資源短缺已經成為中國家庭面臨的普遍困境。在照料過程中的母職困境和隔代照料壓力都表明僅依靠家庭內部關系調整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建立起普惠的托幼系統。勞動力市場中尚未健全的生育友好環境和相應的制度支持，加劇了職業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中角色的緊張關系，母職困境凸顯。在漫長的生育過程中，新生命誕生所需要的時間、情感和照顧投入，增加了整個家庭、尤其是對母親的身心壓力。而生育前后的職場環境也很難因為生育而變得略顯寬鬆，在激烈的工作競爭中，理想母親的想象有悖於理想工作者的想象，生育被視為對企業發展的不利事件，這都帶來了女性可能面對的職業中斷、職業發展劣勢積累、職業發展機會減少、母職工資懲罰等困難等。

　　在此背景下，為了最大化家庭利益，年輕夫婦十分依賴長輩幫忙照料，甚至老年人是否能夠提供隔代照料會直接影響其生育意願。愈發普遍的祖輩照料在彰顯直系家庭的重要意義時，也帶來了可持續上的擔憂。不少研究指出，高強度的兒童照顧給老年人帶來了身心上的沉重負擔。

　　2.高競爭環境下攀升的教養壓力

　　當前，家庭規模和價值觀念的轉變伴隨著信息技術與全球化的發展，共同催化了教養壓力的攀升。面對少子化下教育回報率的提高，父母普遍認為子女未來的成長將取決於當下的教育成就。於是一場激烈的教育競爭拉開序幕，教育焦慮感愈發凸顯。

　　在這樣的教育競爭背后，家庭小型化、私密性的增強使得子代的養育與傳統熟人社會發生分離。伴隨著市場化改革國家從私人生活的退場，教育的公共性變弱。母親成為家庭教育的舵手，不僅需要規劃子女的成長，還需充當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協調者。與此同時市場化的教培行業的發展，也進一步催生了子女教育的“軍備競賽”。這種現象的本質可能更多是對教育資源公平化的訴求以及對多元人才發展出路的呼喚，但不乏有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潮的涌動，教育的成本不斷堆高。

　　三、應對低生育率的建議

　　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將會對國家可持續發展帶來沉重的負面后果，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人口快速老齡化后面臨的勞動人口缺失，社會撫養負擔增大，影響社會發展的動力﹔其二，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5以下水平越久，回彈難度越大。低生育率的出現折射出影響生育的家庭制度建設不足，需要通過實施有利於支持與服務生育的家庭政策，構建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型社會。

　　1.公共政策需要有家庭視角

　　當前，中國家庭發展的乏力正在為社會正常運作帶來挑戰。它在社會轉型時期為家庭成員提供了超負荷的物質支持與情感慰藉，但卻很少得到政策和社會的支持，在整個社會政策領域，家庭甚至是一個很少被提及的概念。現有涉及到家庭的政策體現出明顯的兜底性、補充性，內容集中在對兒童的保護與發展和對於貧困家庭的幫扶，覆蓋范圍較小，難以應對轉型時期錯綜復雜的家庭困境。並且，現有關於家庭福利的政策缺乏具體可操作的政策安排，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政策的效力。此外，當前的家庭政策存在碎片化的特征，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門分散化、缺乏有機整合與協商，導致政策本身過於分散、難以實現資源的集中配置。

　　以上情況要求公共政策在制定時應抱有家庭視角。這並不是生硬規定以家庭為單位制定政策，而是強調關注政策對於家庭的影響，發揮出政策對家庭的賦權效應。首先，這要求不僅關注與問題最直接相關的重要因素，解決家庭即時性需求，也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增加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從根源上減少家庭問題的出現。其次，以家庭友好的視角全面評估與審視家庭制度與其他制度的協調，減少政策間的相互制約、避免政策沖突。當前，碎片化的用工制度沖擊著以時間和情感投入的家庭生活，城市中個人導向的積分落戶、教育和福利制度本質是“去家庭”的邏輯。最后，應明確中國家庭作為基本福利對象的角色，改變“工具主義”的家庭政策傾向，建設專門的家庭政策機構以優化跨部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潛在結構性問題，從體制上強勢整合各方資源，有效推進中國家庭政策體系的構建。

　　2.公共政策旨在為家庭鬆綁

　　考慮到家庭作為生育的主要場所，為提振生育率，有必要將傳統的生育政策擴展為家庭政策。在家庭層面減少生育負擔、化解養育壓力，進而提供生育支持、釋放生育潛能。總的來說，存在兩條家庭解綁路徑：第一，恢復與增強家庭功能﹔第二，轉移家庭職能、減少家庭壓力。就前者而言，家庭政策應致力於評估與支持家庭撫育、贍養與照料等功能，應對當下家庭功能負擔過重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例如對承擔照料的家庭成員給予一定補貼或稅收減免、提供生育津貼，探索男性的育兒假等，從而肯定家庭功能的社會價值，鼓勵成員間的相互照顧。其次，探索家庭政策體系從補充型向發展型過渡，擴大服務對象、豐富福利內容，例如面向普通居民提供非貨幣化的福利服務，從而滿足家庭從生存走向發展的內在需求，提振家庭自身的抗風險能力。

　　就后者而言，對於家庭自我保障難以滿足成員間需求的部分，家庭政策需要探索並建立新的福利安排，將家庭職能讓渡於社會服務。例如通過建設社會化的托育托幼制度、建設社會化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更加廣泛地提供生育的社會支持。在這一過程中也應積極倡導新型的婚育觀念，例如塑造良性的托育文化，緩解教育焦慮，倡導子女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重要性，將母親從“密集母職”中解放出來，從而真正地幫助家庭減負。

 3.制定具有性別視角的家庭友好政策

　　將性別視角納入家庭友好政策強調關注女性作為經濟主體與生育主體的雙重地位，緩解女性在生育時所面臨的抑制因素。西方的經驗表明，系統性地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家庭政策能夠避免女性職業發展風險，實現經濟發展、性別平等、生育提振的正向循環。為此，在公共政策上應納入性別視角，倡導多元主體參與、尤其鼓勵男性與企業界的參與，進一步倡導性別平等觀念。當前，東亞其他國家的實踐表明，缺乏性別平等環境下的生育提振措施實際上會惡化女性家庭與事業的平衡，而企業界缺乏對育兒政策的積極合作也不利於改善女性職業發展的劣勢處境。甚至，為了應對生育措施，女性間發生了明顯分化，進入家庭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而不願放棄事業的女性不得不推遲婚育甚至不婚。因此，對於家庭政策應當綜合考慮育兒需求和女性自身職業發展、用人單位的接受與配合。男性和企業對於推動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至關重要，家庭政策應提倡男性參與家務、發展多元家庭模式，減輕女性的負擔，同時鼓勵企業創建相應的家庭友好氛圍，推動落實性別平等舉措，使得剛剛在服務型經濟與小微經濟中嶄露頭角的女性能夠實現經濟、家庭、生育的平衡。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男女性別觀念應起到指導思想的作用，從而多措共舉，實現低生育率的逆轉。■

 （李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鄭葉昕，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責編　張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