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生育時代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穆光宗    2022年02月16日11:30

近年來，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已然是當下中國的一個共識，但為什麼要構建這樣的社會、如何理解“生育友好”這個新概念以及實現生育選擇型社會的路徑選擇，我們的認識卻依然處在一個不甚清晰的碎片化狀態。

 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布，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本文試圖整合一下現今的知識譜系，努力展示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理想圖景。

 一、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理論內涵和重大意義

 首當其沖的是要正確理解“生育”這個概念。毫無疑問，生育是一個歷史概念，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同時，生育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在不同文明體系中有著不同的理念態度、價值取向和生育方式。在今人眼中，生育概念可小可大，小概念大致是從懷孕到生產再到3歲前，即嬰幼兒期﹔大的生育則是一個生命歷程現象，是涵蓋了孕育、養育和教育三個環節的彈性概念，可寬可窄，特別是教育的年齡上限可以理解為孩子整個受教育期間，也可以理解為上大學前的兒童受教育期，主要是考量了生-養-教的成本，因此是有很強彈性的概念。正確理解生育成本的內容，對於理解婚內生育決策意義重大。

 筆者認為，生育友好型社會是指在價值和權利層面上形成了尊重生育自主性和多樣性的社會共識和氛圍，在政策和制度層面上形成了鼓勵生育、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的人文認同並據此形成了相應的服務保障體系的社會。“生育友好”包含了國家、政府與社會對生育的積極態度和行為取向，包括了生育的價值與權利認同，體現生命至上、權利至上和健康至上三大理念，重視母嬰生命權、生存權和健康權。生育友好必然包含著生育的公共服務支持、福利保障支持，體現了全社會對生育正向的價值取向、服務取向和福利取向。

 特別是，生育作為人類生命再生產過程，關乎人類種的繁衍，是值得高度重視的、有很高價值的社會再生產活動與過程。在1884年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繼承和發展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的“兩種生產”理論。在這部著作的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沒有人類的繁衍，文明就失去意義，文明亦終將不復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深刻地認同“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內涵。同時，生育友好承認生育是值得尊重的特殊社會勞動，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國事﹔而在低生育時代，越來越具備國事的屬性，需要國家、政府和社會承擔起相應的“生育責任”。

　 概言之，生育友好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生育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環境友好。

　　首先是生育的文化友好。傳統是現代的母體，生育友好的現實社會一定與傳統文化具有某種對接性和傳承性，主要體現在社會能夠尊重生命（母嬰一體）的價值，以及包容生育決策的自主性和行為的多樣性。國際共識是，生育權利乃天賦人權，從中華傳統文化來看，崇尚生育（如遠古時的生殖崇拜）、多子多福、母憑子貴、重視婚姻和家庭、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是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動力和核心價值取向。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本意是還權於民，就是把原屬於每個家庭的生育權利還給家庭，做到自主、自覺、自由且負責地生育。把一個生命帶到世上究竟意味著什麼？年輕父母應該認真地思考孩子的權利、負責地掂量養育的能力，自己究竟能給孩子什麼樣的幸福？孩子能不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其次是生育的政策友好。“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另一層含義是造福於民，體現在相關政策的包容性、鼓勵性和福利性上。無論是歐洲各國還是東亞社會，提振低生育幾乎是低生育國家和地區一致的取向，中國作為第一人口大國於2021年5月開放三孩政策也明顯包含著鼓勵生育的意思。

　　再次是生育的環境友好。環境友好包括了服務友好（突出如托幼服務）、設施友好（如公共場所的母嬰室）等等。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相當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經濟負擔重、兒童無人照料，以及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系。與“生”相比，“育”才是年輕家庭真正的難點和痛點。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提法標志著低生育時代的社會覺醒和國家應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具有重大而且深遠的歷史意義。社會學之父、法國思想家孔德曾說過：人口即命運。這一高屋建瓴的判斷帶給后人很多啟發，我國低生育所引發的人口長期風險具有巨大的國家安全含義，必須高度重視，及時化解。

　　人口安全是非傳統安全譜系中的重要一維，在國家總體安全中佔據基礎性地位，舉足輕重。總結歷史經驗，或許可以說，人口、土地與文化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三要素。沒有人口，也就談不上文明的演化。人口安全是人口均衡、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底線、紅線和防線，中國要不斷提高人口發展的安全意識或者說安全系數，牢固樹立人口發展的安全觀、平衡觀和優化觀。而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恰恰應該從筑牢人口安全防線入手，首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提振過低的生育率，促進人口的代際均衡發展。

 二、“生育友好型社會”提出的時代背景

 生育決定人口的未來，人口影響國家的未來。從1990年代初葉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不可逆轉的低生育社會，挑戰巨大。在過去五年來，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堆積效應已釋放完畢，出生人口斷崖性下跌，七普數據顯示，現在平均家庭人口規模跌破三口之家，大國空巢和單身社會已經顯現。與此同時，人口的虧損問題日益突出，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大幅度縮水，生育率下降導致少子化和青少年人口儲備不足，女性人口尤其短缺，而男性人口又相對過剩。

 中國已經進入深度少子化發展階段，生育率、出生率持續下降。2020年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隻有1.3，實際情形可能更糟（大概率是2020年TFR應該低於2010年的1.18），掉入超低的生育率陷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了1978年來的新低。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僅為1.45‰，同樣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也是自1949年以來的新低，換句話說，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是創下72年來新低。

 中國面對的是相對和絕對雙重意義的人口少子化（0~14歲少兒比例下降和少兒人口規模減少）以及生育的少子化（一是水平，二是數量）。與2010年相比，2020年15~49歲女性人數減少了5749萬人，這十年間，育齡女性人數平均每年減少575萬人。2010年，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有11358萬人﹔2020年，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有7895萬。可見，從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間，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數減少了3463萬人，平均每年減少346萬人。

　 自國家推行生育的社會計劃以來，全國人口出生率“跌跌不休”，如今再創新低。數據顯示，2020年的自然增長率不足十年前的25%，特別是自2016年實施二孩政策以來，自然增長率由6.53‰降至1.45‰，2017年以后自然增長率下降速度加快。人口出生率從2016年的13.57‰降至8.52‰，用“斷崖式下降”形容其快速下降亦不為過。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2021年出生率仍將繼續下降。

 出生率跌破1%意味著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來、近在咫尺（原來估計在2027年以后，現在看來恐怕是近兩年的事），人口萎縮大勢所趨，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人口結構失衡的風險顯著加劇。一個人口學意義的風險社會已經到來。

　　三、實現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路徑選擇

　　優化生育政策，不僅僅是簡單地從二孩到三孩的生育權限等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近期，我國實現生育友好的主要著力點是：多生予以政府獎勵，打造0~3歲福利化、普惠性嬰幼兒入托服務，給予育兒假，等等。但顯然還存在短板。《決定》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等措施，就是實實在在地從年輕家庭的需要和困難出發，對症下藥，打通生育“堵點”。以托育服務為例，目前我國0至3歲嬰幼兒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需求，但實際供給服務為5.5%左右。由於我國女性就業率高，這也是人們擔心“誰來帶娃”的原因。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現有托育機構中不到兩成是公辦的、普惠的，大多數是民辦機構，后者價格較高。那麼，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公辦普惠托育服務就顯得尤為重要。嬰幼兒照料問題的疏解一定程度上可為年輕父母解決生育的后顧之憂。

 《決定》的發布表明了中國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強烈願望，但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無法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管生育水平如何，中國都需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甚或可以說，生育水平越低，生育鼓勵就要越友好。鼓勵生育以及服務保障是手段，適度生育是數量目標，優化生育是質量目標。《決定》指出，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嚴格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開展父母育兒假試點，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育兒假導致企業聘用女性員工的成本增加，這在客觀上會加劇女性的就業困難。一些生育了二孩甚至三孩的女性不得不面對就業歧視問題，如何保障女性的就業權益是一個現實話題，也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焦點話題。為此，《決定》中提到，要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落實好《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定期開展女職工生育權益保障專項督查。

 2021年以來，為響應國家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決定，各地開始探索可行的鼓勵生育措施，四川省攀枝花市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截至2021年10月31日，有5347人落戶攀枝花，392個家庭申報育兒補貼金。

 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為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購房方面提供4萬元的政府補助。北京市朝陽區對區內多孩家庭優先配租公租房。

 第一個將育兒補貼擴展到教育和購房范疇的臨澤縣，在2021年6月發布相關問卷，調查發現：學齡前及上學期間孩子無人帶領、經濟壓力大、生育成本高、教育投入大、購房壓力大、就業壓力大被作為不願生育三孩的主要選項。針對調研反饋的難點，臨澤縣於9月15日給出解法：宣布除育兒補貼金外，將在轄區內公辦幼兒園就讀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學年給予1000元的資助，三孩每生每學年給予2000元的資助。對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在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4萬元的政府補助。

　 2021年11月25日，浙江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以下簡稱《條例》），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條例》明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國家規定產假（98天）的基礎上，生育一孩延長產假60天，總計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總計188天。這將在保障生育婦女的身心康復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修改后的《條例》在生育獎勵與保障方面還增設了育兒假。寶媽們休產假，寶爸們可休15天護理假。同時，《條例》明確：在子女三周歲內，夫妻雙方每年可以各享受10天育兒假。《條例》還對休假期間的工資發放問題作出規定：男方護理假、育兒假、獨生子女陪護父母假期間的工資、獎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人單位照發。

　　顯然，“育兒假”無疑是生育友好的正確做法，有利於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但對企業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至少加重了用工成本。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難以平衡的兩難選擇，需要跳出來思考對策。好的政策需要統籌兼顧，考量各方的利益，找到利益博弈的均衡點。追求生育友好的同時也不能過分犧牲企業利益，為此國家應該在稅收等方面優惠這些企業，開展生育友好型企業美譽度評選活動﹔同時國家需要對企業實施生育補貼政策，爭取企業的理解和支持，共同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責任共同體”。應該清醒認識到，產假和育兒假這主要是對二三孩生育的事后補償 ，本身並不是激勵性措施，所以對提振生育率的效果難以預期。

 四、結論與思考

　　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已經掉入低生育意願主導的內生性超低生育陷阱。現實情況是，因為生育的經濟成本、照料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人力成本）、機會成本及心理成本急劇飆升，所以中國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根本性變革，基本是0~1孩的選擇。對有些育齡群體而言，低生育是經濟成本太高緣故﹔對另外一些育齡群體而言，低生育則是非經濟成本太高之故。為此，中國需要對內生性（主導性和決定性）和外生性低生育、真性低生育與假性低生育現象同時關注，雙管齊下，對症治理。

　　生育既關系著千家萬戶的“幸福”，又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國之大者”。國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國，自古中國文化就是家國同構。筆者的判斷是，中國現在的低生育總體上既是成本約束型，也是意願低下型。前者就是生得起養不起的苦惱（理想子女數是2個，但受經濟條件限制不敢生，帶有假性低生育的屬性），后者就是恐懼生育的0~1個孩子（真實低生育現象，即便有福利性入托服務供給，也提供不了生育2~3孩的社會動力）。總體思路是持續性降低年輕家庭的生育成本，提高其生育責任和生育熱情，刺激其生育意願恢復到適度水平。

 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是低生育時代的必然抉擇，其意義將不斷凸顯。需要考慮及時頒布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意義的中央文件。譬如，頒布類似《關於應對低生育風險 保障國家人口安全構建新時代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重大舉措》這樣的文件，防范1990年代初積累起來的持續低生育的巨大低生育人口風險，及早治理相關問題。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責任共同體”，構建生育友好整體性、長期性和鼓勵性社會環境，消除生育主體（家庭或者夫婦）的“生育焦慮”和“生育恐懼”。

 古今中外，生育本質上都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我國，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應該是長期的國家行為，必須從生育文化這個“根本”上做好文章。創建新型的有方向感的生育文化，為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動力。強調生育不僅是家事而且是國事，在低生育時代要凸顯國家、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新型生育文化部分需要回歸傳統，慎終追遠，祖先崇拜，彰顯傳宗接代、民族繁衍的核心價值，開創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美好未來。新生育文化建設的三個方向是鼓勵生育、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丁克文化是人類慢性自殺的文化，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提倡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就要著力於消除制約生育的種種不利因素，最大限度釋放沉睡中的生育潛能，讓人們想生、敢生、樂意生、養得起、養得好。讓生育從苦惱轉變成甜蜜的事業。

 應該看到，實際生育是各方利益主體主動平衡或者自發平衡的結果。中道是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智慧，中國需要主動平衡的發展觀和政策觀。將生兒育女和微觀的家庭發展、個人發展，以及宏觀的企業發展和社會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不能為了二孩、三孩生育而過分犧牲夫婦婚姻幸福、個體（尤其女性）職業發展和企業利益，特別是不能不考慮企業的利益訴求。允許根據每家每戶和育齡女性的不同情形來決策，體現生育的多樣性和自主性﹔同時重視企業的利益訴求，不能讓中小企業成為育兒假社會成本的“買單方”，國事國辦，用公共財政彌補企業承擔的成本甚至是損失的利益，國家堅持全國一盤棋的理念，拿出真金白銀以鼓勵措施打造生育友好型企業。■

 （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責編　張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