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科技大學副校長謝剛的事業與期許
在現代社會之前,在沒有普及化、社會化教育的漫長歷史中,家庭一直是教育的主要場所,知識、技能、經驗幾乎隻在家庭或者家族中代代延續,人所以存世立足的技能和經驗都是來自家庭和家族,相應的人的行為方式、思維習慣也都在家庭中形成。農商醫卜匠,知識、技能代代傳承,職業的家庭傳承也就是一種社會的必然。但在教育社會化、選擇多樣化的今天,社會迅速變遷,知識迅速更新,新的選擇、新的誘惑不斷展現在我們面前,子女很少延續父輩的職業選擇,一種職業在家庭之中代代延續已經不多見。如果一個大家庭的大多數成員在職業上做出代代相同的主動選擇,則必然有一種相通的精神價值、一些共同的志趣追求,在其中傳承延續。這在謝剛的家庭中表現得很突出。
記者:您的家庭是一個“教育世家”,這是您職業選擇的出發點嗎?
謝剛:在我的家庭中,三代從教,這種傳承的起點是我的祖父。祖父謝益棠1946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機電系,畢業后留校任教,一生從教,親身見証和參與了從太原工學院、太原工業大學到太原理工大學的發展壯大。他是太原工學院熱能工程專業的創建者,為國家培養了20多屆發電廠和熱能工程人才。一生從教,教育對祖父來說,並不只是職業和謀生,而是生活的目的和意義。退休后他繼續在太原高等電力專科學校任教,不要代課酬金,這是為了給學校省錢,也是因為執教育人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本身對於祖父而言就是報酬。因為歷史原因,祖父到晚年才得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重那一年被評為優秀黨員,直到臨終,他關心的問題還是學校和學科建設,以及學校的“211工程”建設驗收情況。
祖父的言傳身教,讓我的父親謝克明和二叔謝克昌也都自然而然地走進了教育事業。他倆是太原工學院文革后首屆研究生班的同學,畢業后都留校任教。父親謝克明是控制科學與工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培養了25名博士生和近百名碩士生。二叔謝克昌在科研上更勝一籌,是太原理工大學煤化工學科帶頭人,培養了許多博士生,還成為了成果卓著的能源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我的母親趙玉蘭,1979年到山西礦業學院任教,后來是煤綜系副主任,為學校創建了礦院的煤化工專業和煤化學實驗室。我大學畢業時選擇了電力行業,從事火電廠熱工自動化系統的設計、調試和優化工作。由於從小在大學校園裡生活,對校園的一切熟悉而適應,最終讀研之后又回到大學任教。
我們這個教師家庭,從祖父開始,第二代姑姑叔伯輩有8位是教師,到了我們第三代,一共有11位從教,專業各不同。這樣,家族三代人中一共有20人從事教育事業,其中有工程院院士1位,教授、副教授11位,高級教師、高工4位,中級職稱5位。六十年三代人從教,從事教師職業的,一代比一代多,將來也會一代更比一代強。蘇軾的名句“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可成為我們整個大家庭的自我期許和追求。
記者:您既是執教者也是教育管理者,對學生,您看重哪些方面和領域,有怎樣期許?
謝剛:無論是作為大學教師還是副校長,有些要求和目標是共通的,培養又紅又專、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責任,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們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中一直高度重視的,引導每一位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也是我們工作中始終堅持的第一要務。
作為教師,我迄今已培養8名博士、90名碩士、17屆本科生。其中碩博士聯系較多,有的還在搞專業,留在科研機構和高校﹔有的已經離開專業在黨政機關、企業工作。其中大部分在山西本地工作,包括一部分去外國留學,學成之后基本都回國、回了山西,這種報效國家、家鄉的選擇讓我很欣慰。
作為工科的師生,對我或者學生來說,需要的東西是相近的,這不僅是說知識背景或者必要的數理能力,也是說是嚴謹踏實的品質。我的學生們都還很年輕,事業人生多處於起步階段,也都在各自崗位上踏實努力著。不論在哪個崗位,如果具有目標導向的問題意識,能夠嚴謹對待工作中的事實和數據,那麼只要踏實努力,發揮出自己的學習能力,那麼他們未來必有所成。事實上,我對他們信心很充分,我相信他們基本具備這樣品質和特點。
記者:您從事裝備智能化研究,獲得很多表彰和獎勵,但這不是一個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領域,您可否做一下介紹?
謝剛:成績和榮譽其實都是屬於團隊,現代科研很少有什麼工作是個人獨立承擔,都是整個團隊的協同和協作的成果。目前我主要開展裝備智能化相關方面的科研工作,我們知道工業生產中很多工程機械、高端機床、產線都已實現了自動化生產,開始邁向智能化生產的時代,就需要使這些裝備具有感知環境、分析優化、協同生產等能力。比如工業裝備運行中,會記錄下各種龐大、復雜的運行數據,我們則進行大數據分析,找出其中的模式和邏輯,設計、開發和迭代算法,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實現工業設備的故障診斷、預測與維修決策。舉個例子,機器傳動用的齒輪,它有壽命極限,但這個極限什麼時間達到又隨著運行狀態、工作負荷的不同而完全不同,工業機器的運行是連續不停的,我們不可能隨時停機檢測,但我們也不想被動等待故障,就需要根據歷史大數據形成算法,不斷把實時運行數據輸入,對壽命和故障概率進行預測,繼而做出維修決策。工業機器的每一次停機檢修都是重大的成本,對維修決策的每一分優化,都是成本和效率的提升。事實上,算法的開發並不一定是專用於某一個具體的場景。我們的算法在各種工業領域中使用,比如鋼鐵工業中電弧爐的運行監測和維修決策,比如風電機組智能維修決策和備件優化。
記者:裝備智能化是一個高度應用化的學科,我們會有哪些產業合作?
謝剛:是的,這屬於信息技術領域,是一個高度應用化的學科,同時也是一個與電子、通信、計算機等學科融合度很高的學科。
目前,我所在的學科團隊是山西省唯一的控制科學與工程博士點學科。學科主要針對山西省產業需求,在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煤炭、鋼鐵、電力等傳統產業,與企業開展合作,這是我們的工作方向,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我們面向平板顯示制造裝備行業,針對裝備智能化需求,研究了基於機器視覺的作業環境感知與重建、目標檢測及測距問題,在立體匹配與三維重建、環境感知、路徑規劃、目標檢測及定位等方面取得了很多創新成果﹔針對工業產品缺陷檢測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基於深度學習的缺陷檢測算法和輕量化深度學習模型,降低了檢測模型的參數量,極大提升了檢測性能。這些方向很多已經在應用領域。
記者:作為民革的黨員和領導,在本職工作和民革工作之間,您如何看待和結合二者?
謝剛:作為大學副校長和民革省委會兼職副主委,兩個角色在崗位要求、履職盡責和事業發展等方面是相通的,也是可以互相聯系,互相促進的。
首先,兩者身份都是領導干部,對照新時代的標准和要求,在自身建設上一樣要做到切實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示范引領上一樣要做到以上率下發揮頭雁效應,在自我約束上一樣要做到嚴守紀律恪守規矩。
其次,兩者履職各有側重,但也相互支撐,相互促進。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必須基於調查研究,而我們的本職工作和專業領域本身就是最扎實的調研。比如我分管過留學生工作,在工作中也發現了一些獎學金分配上的問題,在與教育部門溝通后,提出了相應的提案,之后得到了主管部門的積極回應。到現在,由提案批復設立的“來晉留學獎學金”計劃還在運行之中。反過來,在民革履職工作中也會發現很多與本職工作相聯系的問題。比如在“三農”調研中,我們發現了多方面的問題,其中農機智能化也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研發序列,盡管這將是一個比較難、也比較漫長的科研領域,但我們有信心有所成就。■
(責編 張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