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需要重視媒介賦能     王旸之　張鴻俊    2022年02月16日11:25

 

賦能的本質就是給予能力較弱者以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就是要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問題，多方發力，群策共治。在媒介賦能的背景下，農業產業大發展，農村社會和諧穩定，農民的自我意識和內在動力被激發出來，在鄉村治理、產業發展、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媒介賦能鄉村振興具有可行性。

　　現代社會是一個媒介化的社會。媒介的脫域特性，打破了傳統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主要以血緣或地緣認同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一種新的多元共同體形態被建立起來。在以互聯網為特征的新媒介環境下，個體與組織、權利與資源、鄉規與風俗被重新定義與分配，社會結構被顛覆，社會關系被重構，鄉村社會成為一個多元主體參與、多重模式並存的社區綜合體。

　　媒介賦能突破了鄉村傳統的等級傳播藩籬。傳統的鄉村傳播格局是等級化傳播方式，信息的傳播方向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單向流動。而新媒體的網絡化、平權化等傳播特性則突破了等級傳播的藩籬，其低門檻的技術要求吸引了底層村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農民可以直接進行內容發布和情感互動，在公共事務上的參與度和積極性上大大提升，農民的主體意識增強讓“村民自治”多了一種途徑和可能性，最終有助於實現整個鄉村的善治與共治。

　　媒介賦能突破了地域信息壁壘。傳統的鄉村經濟結構是以農業為主，農村生產要素的配置都緊緊圍繞著這一主業展開。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業領域也走向產業調整，農村現代化、鄉村產業化成為發展目標。得益於媒介手段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農民可以多方了解科技信息，助推高科技農業的發展。同時，借助於電商平台、短視頻等新媒介形態，農民可以自己推銷特色農產品，打通產業的上下游，進而走向興旺，走向共同富裕。

　　媒介賦能突破了文化差異隔閡。傳統的鄉村文化根植於儒家倫理。在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尤其是市場化的侵襲下，鄉村文化面臨著社會關系紐帶斷裂、倫理價值評價異化、農民群體心理失落等深層次負面問題。在新的傳播格局帶動下，鄉村文化建設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新媒介賦予了農民自主傳播的表達欲望和可能性，打破了文化差異隔閡，自媒體傳播為農民爭取了較多的話語權，正在悄悄建構著新型鄉村文化格局，重塑鄉村文化的認同與自信。

　　以媒介賦能鄉村振興，關鍵要找到著力點。

　　一是利用媒介賦能，重構鄉村共同體意識。自20世紀90年代，我國農村社區的人口結構出現很大變化，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空心村”現象普遍存在，在鄉村基層治理層面也出現了“權威真空”。過去那種由家族、宗族建構的傳統權威早已失去影響力，隨著新中國成立而建構起的基層國家政權也“懸浮化”（周飛舟，2006）。因而，建立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農村社區治理體系成為一項重大課題。另外，從公共領域視角來看，新媒體的出現，使公共領域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個人也成為公共領域的主體﹔公共空間的界限也擴大了，兼容了“現實”與“虛擬”的兩重空間。

　　因此，在互聯網媒介技術的賦能下，村民可以打破地理空間的隔閡自由地交往，可以打破身份的局限自由討論公共問題。這樣，村民有機會參與鄉村基層治理，有可能凝聚集體共識，重建農村社區的公共性和認同度，促進自治、法治、德治共建的農村社區新的治理體系的形成。如學者牛耀紅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借助於新媒體，村民直接表達意見、傳播社區新聞、參與鄉村事務，改變了“離散化”的鄉村集體記憶，緊密了鄉村社會關聯度，重構了鄉村共同體意識。

　　二是利用媒介賦能，助推鄉村產業結構升級。新媒介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鄉鴻溝、信息鴻溝，在信息傳播層面上實現了平等化，真正實現了溝通、協調、發展的媒介功能。在此基礎上，媒介賦予並強化了農民的主體意識，農民學會了用自媒體等方式直播帶貨特色農產品，直接參與信息傳遞，用短視頻等網絡平台推介鄉村風物，直接帶動鄉村旅游。與此同時不斷拓寬傳播渠道，在政府牽線搭橋下，搭建線上線下平台，聯合電商促進售賣。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況下，“電商+直播”成為鄉村振興發展的新時尚，一時風頭無兩。

　　三是利用媒介賦能，構建新型鄉村文化體系。鄉村文化是中國整體文化的底色和基因。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指出，中國社會的本質是鄉土社會，“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但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鄉村文化被逐漸邊緣化，對人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甚至身份認同都產生了深刻地影響，最顯著的特征是城市中心主義傾向。在信息傳播場，人們習慣於以城市人的視角、以城市生活為范本，衡量鄉村社會的風俗習慣，用“想象”的邏輯，把認為農村人需要的信息傳遞給他們。這種被剝奪“選擇權”的文化宰制閹割了農民群體的“發聲”機會，鄉村文化的存在感也越來越弱了。因此，鄉村文化急需新的傳播途徑和方式，拓展自己的存續空間，傳達出自己的立場與觀念，在保護歷史傳統的基礎上，整合鄉村文化資源，重塑鄉村社會生活，用新型鄉村文化體系的面貌，修復外出者的歸屬意識，吸引外來者的文化認同。

 以數字技術為主要特征的新媒體，拓展了鄉村文化新的傳播渠道，無論是豐富的物質文化遺存，還是以價值觀、社會規范為核心的非物質文化符號，都可以同時在現實實地空間和網絡虛擬空間得以展示、傳播﹔同時，信息時代的多元傳播主體特性，也賦予了農民在新的傳播結構中的主體自覺意識，長期處於“弱話語”地位的農民開始用個體敘事的方式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他們利用新興的短視頻平台展示鄉村生活、傳遞鄉情民意、塑造自我形象，他們不再是被記錄的客體，而是多元行動主體中的一員，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而這些，都有助於新型鄉村文化體系的構建。■

 （王旸之，西北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師﹔張鴻俊，蘭州市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