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治理：構建相對貧困長效治理機制     張　偉    2022年02月16日11:23

      關於貧困治理問題，學者們曾提出整體治理、網絡治理、元治理、分類治理、多重治理等貧困治理路徑，貢獻了多種貧困治理方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為應對相對貧困環境復雜性、不確定性，避免扶貧“形式主義”、治理“碎片化”，還需反思貧困治理理論與實踐，構建相對貧困長效治理機制。

　　平台型治理強調發揮基層黨組織核心領導作用，強調黨建與貧困治理結合，構建黨建工作和扶貧工作雙促進實踐平台﹔重視貧困戶生存權保障的同時，遵循生存權與發展權平等的價值理念，關注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發展權的實現（李小雲，2013），有助於消除致貧的外在環境因素，打造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及貧困戶等多元主體合作互動平台，促進貧困戶持續發展。構建平台型的相對貧困長效治理機制，促進多元行動者、扶貧資源、運行形式與多維利益之間的治理互動，包括創新完善責任分級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形式協同機制、利益耦合機制等相對貧困的適應性治理平台。

 一、責任分級機制

　　政府、市場、社會、貧困戶等多元主體在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中發揮各自積極作用，構成平台型治理的主體及組織體系。政府是貧困治理的最重要責任主體，在相對貧困治理中發揮傾斜性資源配置職能。另外，相對貧困治理需要依靠市場主體力量，通過產業化發展為貧困戶脫貧提供持續化動力。社會組織作為貧困治理重要主體之一，補充政府、市場在貧困治理中的不足，實現相對貧困治理主體的社會化、多元化、開放化。貧困戶自身在貧困治理中不僅扮演扶貧客體角色，還應發揮主體能動性，積極利用一切資源主動實現脫貧致富。雖然目前多元主體參與相對貧困治理，但各主體的責任並不明確。以扶貧資金投入為例，扶貧資金主要來源於政府，多元化資金籌集機制還沒有建立，並且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對資金分擔責任不明確。總之，相對貧困治理的責任分級機制亟待完善。

 構建完善相對貧困治理的多元參與主體平台，推進黨組織核心領導，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協同的適應性貧困治理平台建設，形成跨地區、跨部門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並明確參與貧困治理的角色和責任。完善相對貧困治理的組織機構，強化貧困治理的市級主導責任、縣級主體責任和貧困鄉鎮直接責任體系。組建貧困治理聯合督查組，對扶貧項目實施前、中、后督辦檢查，確保項目的預期效果。相對貧困治理中市一級負責協調、監管，縣一級負責扶貧政策項目落實到村到戶，鄉、村兩級負責扶貧政策項目的實施。另外，應發揮社會監督作用，加大對扶貧項目違規行為責任追究力度。

 二、資源整合機制

　　政府引導的產業項目扶貧取得顯著成績，但“項目制”實際運行中組織間、項目間的整合力度有待加強。產業項目扶貧能夠解決發展不充分帶來的絕對貧困，而相對貧困更多源於發展不平衡（左停，李世雄，2020），對項目資源整合平台提出新要求。但各行業、各部門在政策制定、規劃編制、資金分配、項目布局上各自為營，扶貧資源及力量較為分散，扶貧開發缺乏整體性、系統性。並且，由於各部門條塊分割，部門規劃不協調，項目資金投向各自為政，整合集中資金使用比較困難。這些問題導致扶貧組織力量分散、資金利用分散、項目規劃分散等問題，阻礙相對貧困治理的進度和實效。

　　化解扶貧資源碎片化問題，需創新扶貧資源整合機制（冷志明，茹楠，丁建軍，2017）。搭建扶貧資源整合平台，推動扶貧產業項目整合，發揮市場機制在貧困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引導工商資本進入貧困地區，利用市場資源推動貧困地區開發式發展。依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大量扶貧“小平台”。農村扶貧互助基金，開展定點幫扶、對口幫扶，形成貧困農戶精准扶貧“輕鬆籌”。依托扶貧基金會、鄉親扶貧協會等社會組織，加大扶貧資金募集力度。貧困治理平台推動財政資金整合，圍繞扶貧開發項目，以財政資金為牽引，整合各類涉農資金，集中服務於相對貧困治理。

　　三、相對貧困治理形式協同機制

　　多年的扶貧開發實踐已形成產業扶貧、行業扶貧、專項扶貧、社會扶貧等多種形式。其中，產業扶貧主要依靠市場主體力量，通過扶持促進相關產業發展，解決貧困人員的就業問題，增加貧困家庭經濟收入。行業扶貧或部門扶貧依靠特定行業力量，實施科技扶貧、教育扶貧、生態補償扶貧等，從貧困地區短板入手，促進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專項扶貧依靠政府力量，利用國家財政，統籌社會資源，以政府項目為載體，是行政主導型的扶貧形式。社會扶貧區別於產業扶貧、行業扶貧和專項扶貧，依靠多元主體力量，凸顯平衡式的扶貧形式。每種扶貧形式都有自身的優勢，而針對特定貧困地區，需協同各扶貧形式，建立相對貧困治理形式協同機制。

　　建立貧困治理形式的“工具箱”平台，根據貧困地區特質分類施策，因人因地、因貧困原因、因貧困類型施策，協同貧困治理形式，實現資源控制下的貧困治理效果最優化。特色農業產業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吸引貧困戶就近就業，在實現企業經濟利益目標的同時，實現當地貧困戶脫貧致富。創新金融扶貧形式，解決貧困地區發展資金不足問題，發揮金融在精准扶貧中的積極帶動作用。項目制幫助沒有主導產業的貧困村積極尋找合適項目，幫助已確定主導產業的貧困村擴大再生產、提升規模效益，努力拓寬脫貧增收渠道，實現貧困村集體經濟收入有所增長，貧困戶收入持續提高。社會扶貧組織是精准扶貧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實現農村貧困地區全面脫貧發揮重要作用。

 四、利益耦合機制

　　構建黨建引領下相對貧困治理的利益實現與發展平台，建立健全“基地+合作組織+涉農企業+貧困農戶”的產業發展利益耦合機制，實現企業、社區、村集體、貧困戶等多元主體利益共享共同體。產業化發展是促進貧困治理可持續化的重要路徑，是增加貧困地區“造血”功能和促進貧困戶發展的關鍵。貧困地區大多由於自然資源缺乏，致使農業產業發展比較效益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受阻，集體事務難以順利開展。另外，貧困地區村級產業發展落后，普遍存在組織化、產業化、規模化程度低的問題，導致產業經濟效益不高，帶動貧困人口致富能力有限。

　　促進相對貧困治理利益協調與共享平台形成，堅持“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按照市場化、股份化合作模式，將貧困群眾嵌入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鏈條，產業發展才能具有持久長遠性，才能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多贏”。產業發展一頭連著企業，一頭連著群眾，隻有正確處理產業壯大、企業發展與群眾脫貧致富的關系，才能最大限度調動群眾參與產業發展的積極性。加強黨建和扶貧相結合，扶持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發展，實現農業企業發展、產業壯大、農戶受益的“三贏”結果。■

　 （張偉，陝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本文為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農村精准扶貧的基層實踐經驗與制度優勢研究”<2020A027>、西安市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西安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評估與提升研究”<FS136>、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邏輯與路徑研究”<20XKS015>的階段性成果/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