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亦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以史為鑒,方知興替。”舉國上下及海內外華人隆重紀念,是具有劃時代深遠意義的。
我是以一個后代的身份及視角來審視及論述辛亥革命的。從我的外曾祖父張難先,祖父林薰南,父親林上元,從同盟會辛亥革命及武昌首義,東征北伐,抗日戰爭,直至建立和建設新中國,到我這裡已經是第四代了。長達一個世紀以來,我的家庭和億萬中國人民一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前仆后繼,歷盡艱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現就我個人耳濡目染所知、所做的事實,分三個方面與大家分享。因個人水平和局限所致,不當之處,請大家指正。
一、孫中山先生偉大的革命理想與實踐
2016年11月,我有幸受邀參加並親耳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近一個小時的講話。習主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在他生前,中國共產黨人堅定支持孫中山先生的事業。在他身后,中國共產黨人忠實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英勇奮斗、繼續前進,付出巨大犧牲,完成了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
香港是孫中山青年時代學習及革命思想形成的地方。他早年就讀香港大學,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香港大學主辦公樓中的“陸佑堂”至今仍在使用,距此不遠的“孫中山紀念館”正門口,矗立著孫中山青年時代求學的全身塑像,館內陳列著當年孫中山回港大向青年學子講演的照片。2018年8月,由我會(香港黃埔軍校后代親友聯誼會)主辦的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系列活動中,我會組織國內外嘉賓包括“孫中山文化研究會”和“黃埔軍校同學會”等有關人士100余人,參觀了香港大學,重走了孫中山在港的歷史足跡道路。著名歷史學教授陸人龍回顧論述了孫中山早年革命思想的形成與在香港的實踐,使與會者深受教育和啟發。我們還在110多年前、孫中山在港大陸佑堂講演后與年輕學生在大門前一起照像的同樣地方,留下了珍貴的合影。
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感召了一大批志士仁人。外曾祖父張難先早年在湖北參與“科學補習所”的建立,是同盟會的成員,更是親臨武昌首義的斗士。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武漢看到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親赴北京欲向陳獨秀登門請教。得知陳已去上海,他便留在北京大學,就近研聽羅素、杜威講學,在京結認了李濟深等人,成為革命摯友。隨后,應李濟深的邀請,張難先南下廣東,參與籌建西江陸海軍講武堂,及廣東省政府的工作。先祖父林薰南,1916年保定軍校第3期畢業后,在軍中供職。當時的中國軍事人才需求甚渴,在李濟深及岳父張難先的力邀下,先祖父也來到了西江海陸軍講武堂。由於他的工作才干和敬業精神,很快擔任了上校教育長,並且追隨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充任參軍。
二、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偉大成果
鑒於當時軍閥割據、列強覬覦極為復雜的國內情況,孫中山為了鞏固和發展辛亥革命的成果,意識到必須組建一支強有力的武裝力量。在當時蘇俄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幫助下,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和改組后的國民黨通力合作,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新型的軍事學校,孫中山親任校總理,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孫中山為此擬定了電文:“事務所諸同志鑒:已委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請孫伯蘭密電北大李大釗即來滬會商。孫文”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但很多仁人志士仍在孜孜以求:此時的中國向何處去?“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黃埔軍校的建立,吸引了大批胸懷革命理想和抱負的青年。國共兩黨都推薦最優秀青年報考,孫中山在大元帥府親選青年衛士,毛澤東主席也在上海親任初考,並親身授課,張難先也親自推薦了他的長子張少勤入黃埔一期,廖仲愷、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代表擔任建校治校的領導工作。李濟深作為黃埔軍校副校長,深知辦軍校的意義重大,傾盡心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一方面借鑒西江陸海軍講武堂的辦學經驗,對創辦黃埔軍校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建議,另一方面又從他的第一師提取了現款,調出槍支交給軍校,使籌備工作順利展開。在解決軍校干部奇缺的問題上,李濟深更是慷慨相助,把自己身邊的骨干軍人鄧演達、陳誠、錢大鈞、林薰南等人委派去擔任軍校教練、教官,為軍校提供了雄厚的師資力量,又從西江陸海軍講武堂輸送了一批人員去擔任學生隊班長,使得黃埔軍校教學工作有序展開。先祖父林薰南在黃埔,作為國民黨左派,與當年保定軍校同學鄧演達、嚴重、張治中等人共事,結下深厚革命情誼,為軍校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有別於世界其他軍事院校,黃埔軍校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政治工作及教育。老一代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從法國歸國后,第一份公職便在黃埔軍校。他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政治工作系統,為培養中國的新型軍事和政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軍隊的誕生,其中相當部分的軍事領袖和骨干都是源於黃埔軍校。
中國共產黨創建紅軍后,借鑒黃埔軍校的經驗,培養軍事和政治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國工農紅軍為基礎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毛澤東主席在開學典禮上明確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有一個黃埔,他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的成功,我們紅大就是要繼承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力量。”並親自指派了出身黃埔的師生擔任紅軍大學及抗日軍政大學的主要領導及教官。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由國共兩黨的軍事主導、以黃埔軍校師生為主體的武裝力量,兩次東征及北伐,徹底鏟除軍閥割據,初步完成了南方數省的統一。
1924年9月,國民黨發表(韶關)北伐宣言,聲明不僅在於消滅曹錕、吳佩孚,而且更在於推翻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在大元帥府召開籌備會議,決定湘、贛、豫軍全部參加北伐,滇粵軍抽調一部隨行,大本營遷至韶關。20日,北伐軍在韶關誓師,先祖父林薰南也由黃埔教官兼任建國北伐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處長。
1926年,為完成孫中山的遺願,打倒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北洋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現國家的獨立和統一。國民政府籌備再次北伐,先祖父又獲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編審委員會副主任、軍務局副局長,並以國民政府代表的身份爭取唐生智站到革命陣營來。
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當時北洋政府湖北省省長劉佐龍曾是先祖父林薰南上司,祖父與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商議,以國民政府代表策反劉佐龍。得以成功實施后,北伐軍乘勝攻入漢陽、漢口、武昌。革命洪流從珠江流域席卷到長江流域,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掀起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反帝反封建高潮。1926年11月底,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由於林薰南對北伐勝利作出的貢獻,湖北政務委員會主任鄧演達親自任命他為湖北省警視廳長及武漢市公安總局局長。先祖父與國民黨左派一道,與共產黨親密合作,鞏固北伐勝利的偉大成果。他以后的繼任者就是著名的老共產黨人吳德峰。
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后,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8年國民政府選派了數名青中年軍事才俊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名單上報最高當局審定。據台灣“國史館”原始史料顯示,蔣介石親筆將先祖父林薰南名字勾掉,注明理由是親共,有左傾傾向。后由朱培德等大員迂回說項,將原自費改為公費,才得以成行。
我的家父林上元,在家庭的影響感召下,在抗日戰爭最激烈的1941年,投考黃埔軍校,於成都本校十八期畢業后,投身到抗戰的最前線。
2014年7月,作為抗戰老戰士代表,家父和新四軍老戰士焦潤坤,與習近平主席一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為“獨立自由勛章”雕塑揭幕﹔2015年9月,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與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盛大閱兵慶典,並獲得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如今九十七高齡,仍擔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的會長。
三、大格局下的香港“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
我1954年出生在湖北武昌——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的地方,武漢亦是大革命時期的革命中心。兩歲時隨家庭搬至北京,在新中國的首都長大。1980年代初移居到香港至今40余年。從小家庭的耳濡目染,家國情懷,深植我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年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遺訓,至今還有其現實意義。中國還未完成事實上的統一,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早有與台灣“一國兩制”的構想,鄧小平將此構想於1997年首先在香港得以實現。百年前中國走哪條路,怎樣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全新的新中國。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甚至包括流血犧牲,終於走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之路。
與百年前一樣,今天的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作為從未嘗試的“一國兩制”,在香港已實行了24年,這一前所未有的體制改革,在世界上是不曾有過的。我多年生活工作在香港,親身經歷了1997年的香港回歸祖國。40多年的香港生活,前近20年是港英殖民管治,后20多年是中央政府在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因此,我對於香港的變化有深刻的感受和體會。
香港作為祖國的南大門,從一開始就是推動中國革命整個進程中的不可缺少的,極為重要的地域,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發生在1925年6月的“省港大罷工”震動了全中國,持續了16個月的大規模工人運動,在香港歷史留下濃重的一筆。從此,香港一直都是掩護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地方。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這裡建立的紅色交通站,是最安全可靠的。抗戰時期這裡甚至是中共華南分局機關的所在地。新中國成立前夕,李濟深等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從香港北上,為籌建新中國作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這裡更是中國通向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和橋梁,特別是在上世紀中葉長達三十年西方封鎖中國的時期。
改革開放40多年,特別是在前20年,香港自身和間接為內地引進外資、溝通西方發達國家和資本,更是起到了無以替代的作用和地位。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金融、航運、文化,以致情報交換,香港的光輝歷史和對中國革命所起的貢獻,是不可以輕視和忘懷的。
香港700多萬民眾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中國人。百多年來,香港因遭受殖民地統治,對內地的一些誤解,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疏於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教育培養,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國兩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近年來在香港出現的“修例風波”及過激行為,是有其內在及外在深層次的原因的。面對別有用心的反對勢力,我們絕不退讓。首先要從立法、新聞傳媒及學校教育方面入手。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就是總結了回歸20多年來的經驗,從貫徹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層面上給予適當修訂和完善,制定和健全了《國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實施,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今天,祖國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地,對於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有著重要示范作用,意義重大。
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早在2016年,在黃埔軍校同學會(總會)和香港中聯辦的具體指導下,在香港組織建立了香港黃埔軍校后代親友聯誼會。我們的宗旨就是團結聯系海內外黃埔前輩及后代和有關組織,宣傳和發揚傳承黃埔精神,謀求海內外民眾最大的公約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振興中華民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在新形勢下,我們貫徹中央對香港工作新精神,積極配合開展青少年的國家民族認同教育。從去年開始,香港黃埔軍校后代親友聯誼會連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共同主辦的深入校園的紀念活動,採用書畫圖片展覽、研討會及宣講會等形式,講香港革命歷史,講黃埔故事,特別是抗戰期間由國共兩黨黃埔師生為主體的中國武裝力量,他們在抵御外辱和凶殘的日本侵略者中為國家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通過我們在不同的學校巡回宣講、巡回展覽,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在香港學生和家長以及整個社會產生很正面的影響。這一系列的紀念活動,我們將繼續持續下去。
新的歷史時期,世界格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香港依然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新的歷史時期賦予我們黃埔人新的歷史擔當:繼續肩負著黃埔人的責任和使命,為建設現代化的強國而終身奉獻。我們必將秉承革命前輩光榮傳統,高舉愛國愛港的偉大旗幟,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而不懈努力。■
(林際平,香港黃埔軍校后代親友聯誼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