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中共對孫中山的認知與抉擇     胡　波    2022年02月16日11:03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國民黨章程》，《宣言》重新闡釋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確認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選舉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於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約佔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譹?訛成立不到四年、黨員不到400名的中國共產黨，竟成為國民黨內一支重要的組織力量，並進入到國民黨領導機關的最高層，?譺?訛這一現象固然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強力支持分不開，但也與早期中共黨員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的理解和認同有著密切的關系。

 目前，已有不少的專家學者注意到中共對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態度，甚至專題討論了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的孫中山，?譻?訛從宣傳策略的角度考察了孫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傳策略，?譼?訛還有學者從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和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的角度，探討中共在國共合作前后對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不同態度。?譽?訛更有學者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角度，考察了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的交往以及共產國際對孫中山的認識，為我們了解中共對孫中山的認識提供了重要線索。?譾?訛但是，中共在國共合作前后對孫中山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國共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甚至對中共后來的發展亦產生持久的影響。本文試圖從中共在國共合作前后對孫中山的認識和理解這一側面，考察中共對孫中山的態度變化及其特點，為深化人們對中共在首次國共合作中的作用和影響提供一點參考。

 一、革命認同：革命的孫中山與落伍的國民黨

 現代中國革命話語的形成，最初與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有關。民初短暫的民主憲政一度沖淡了“革命”的主題，但經孫中山的不斷推動，“革命開始由過去的一黨獨導發展為多黨競舉的局面”。?譿?訛最典型的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幾乎同時並起，“革命”迅速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而又逐漸凝固的普遍觀念，“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實現國家統一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國途徑（如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學術救國等）被視為緩不濟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於一切，甚至以革命為社會行為的唯一規范和價值評判的最高標准”。?讀?訛

　 中共對近代意義的“革命”的認知，並不是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宣傳引領，而是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陳獨秀、李大釗、董必武、林伯渠、張國燾、張太雷、毛澤東、葉挺、楊殷、蘇兆征、林偉民等中共黨員就曾程度不同地參加過辛亥革命，並與孫中山有過直接的交往。?讁?訛其對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任務，以及方式和方法等的認識，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孫中山的影響。

 陳獨秀早期追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民國初年孫中山組織的反袁、護法和護國等運動，在陳獨秀看來是最“富於革命性”的，?輥?輮?訛認為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的行為就是反革命的表現。?輥?輯?訛尤其是在南方參加孫中山護法斗爭的李大釗，對孫中山及其思想主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輥?輰?訛甚至為維護孫中山的革命地位，對日本中島端發行《支那分割之運命》詆毀孫中山的語句逐條批駁，明確指出孫中山就是“造時勢的英雄”。?輥?輱?訛

　 不過，共產黨人最初是在參與和反思中認同辛亥革命的。1919年8月，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使用了“辛亥革命”的詞語，並指出辛亥革命的局限，在於沒有發動群眾。1923年，毛澤東在《外力、軍閥和革命》一文中指出，孫中山建立的國民黨屬於革命民主派的主體。?輥?輲?訛1920年11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國慶紀念的價值》，認為“十月革命，廢黜君主，建設共和，在中國歷史上不能說不是空前的盛舉。在這一點上看起來，我認為全中國人都應該覺得雙十節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紀念日”?輥?輳?訛。陳獨秀所指的“十月革命”就是辛亥革命，稱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紀念日”，表明他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充分肯定。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不僅再次使用了“辛亥革命”的提法，還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使封建政治下的改良運動進步到民主革命運動，推倒了幾千年因襲的帝制，“在中國政治史上算是開了一個新紀元”。?輥?輴?訛雖然這些較少涉及對孫中山個人的評價問題，但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肯定辛亥革命也就是肯定了孫中山的革命性。

　　但是，中共也對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做了深刻反思。早在1921年5月，施存統就撰文指出：“辛亥革命，自有彼歷史上的價值﹔吾人斷不當因為彼沒有成功，就根本否認彼底價值。至於造成袁世凱等專制魔王，其實乃是社會底罪惡，斷難歸咎於民主主義者，尤其不能歸咎於辛亥革命﹔因為這些東西早已存在了。‘越革命越壞’乃是一般反對國民黨人無常識的話。”強調“我所不滿意於辛亥革命的，乃因為彼是不徹底的革命，不完全的革命”，“我們現在的問題，決不是過去革命好壞問題，乃是將來革命如何問題”。?輥?輵?訛張太雷則進一步認為，“不管其手段是用武力的是把清朝推倒了，不能說其在國民革命上有重大意義”，彭述之也說：“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了的，至少可以說沒有成功”。?輥?輶?訛顯然，“反思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則為早期共產黨人建構革命話語提供了重要資源” ，?輥?輷?訛也為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推進找到了相同相通的思想話語和精神動力。1919年，董必武就感慨地說，“同朋友們對照辛亥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切磋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才逐漸認識到“中國的獨立，走孫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須走列寧的道路”。?輦?輮?訛

　　雖然國共合作時期，國共雙方在合作的方式和工作的側重點上有所爭論，甚至產生分歧，中共對國民黨內部的反共排共的言行和孫中山“聯俄”“容共”等舉措也有尖銳的批評，?輦?輯?訛但是並不影響中共對孫中山的積極評價和對國共合作的支持態度。

　　1924年8月21日，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國共黨員糾紛問題，會議決定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之下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負責協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與中國國民黨有關系者的聯絡方法。上海中共中央獲悉這一消息后，馬上致電廣州鮑羅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國民黨的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不同意瞿秋白以黨的名義在國民黨的會議上發言，拒絕承認國民黨中央為解決兩黨間的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輦?輰?訛在1924年9月7日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指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志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輦?輱?訛

　　當時的孫中山，的確並不認為國共關系是一種黨際之間的對等“合作”關系。其時以當然領袖自居的孫中山，隻願意和蘇俄政府談合作。因為當時的孫中山，不僅對蘇俄抱有好感，也求助於任何一個願意給他提供幫助的列強。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孫中山，對剛剛成立而又力量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缺乏了解和信任，在當時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必須肯定的是，盡管孫中山和國民黨人在不了解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下，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能量，輕視中共作為一個政黨的存在，但並沒有影響孫中山對年輕有為的中共黨員個人的重用，更不會影響中共對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態度。因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國際性”所帶來的優越感，使他們覺得比國內性的國民黨要高出一籌。1924年陳獨秀就不無調侃和自信地說：“以一個革命的黨要取消別個革命的黨，已經是不應該，何況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國民黨若認真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了國民黨之故，便要取消中國共產黨﹔並且中國共產黨若也因此自己承認取消，這豈非中國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鬧出特別新奇的笑話！”?輦?輲?訛

　　正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基於對自己組織的國際性和革命性的高度自信，以及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的深刻認識，早期中共黨人在面對具有20年黨齡擁有20萬黨員的中國國民黨時，並沒有感到壓力和自卑，而是牢記自己的初心，為了共同奮斗的目標，保留對國民黨和孫中山的看法，服從大局，積極融入到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大潮之中，並真心擁護孫中山的領導，承認孫中山在國民革命中具有無上的地位，認為他是“偉大的革命領袖”?輦?輳?訛，“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唯一的指導者”?輦?輴?訛，“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革命家”?輦?輵?訛，“一個實際的革命家，世界革命人才”?輦?輶?訛，在思想和行動上對孫中山及其倡導的革命事業保持認同和支持。

　 二、思想審視：辨析三民主義與擁護三大政策

　　像眾多同盟會員和革命黨人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有不同層次的認識一樣，早期共產黨人也有一個從認識到實踐，再由實踐到認識的發展過程。雖然已有研究者從思想內涵、精神品質、歷史地位和話語邏輯等方面，對中共話語體系中的孫中山進行了初步的梳理，認為中共話語體系中，孫中山的思想概念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即中山主義、孫文主義和三民主義，並指出中山主義、孫文主義逐漸淡出中共話語體系，三民主義最終成為中共指稱孫中山的思想精要的基本概念。?輦?輷?訛其實，除了“孫文主義”帶有歧義或意識形態傾向外，中山主義或孫中山主義?輧?輮?訛之思想核心，仍然不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范圍。歷史地看，中共不僅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內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解讀，而且真正認同和繼承的則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可以說，中共早期對孫中山思想主張的認識和理解，是在不斷總結、反思和爭論中逐漸形成的。

　　20世紀初期的中國，各種新思潮紛涌而至，在如何選擇上，人們不免會有不知所措，甚至片面理解和盲目吸收的現象。胡適對陳獨秀以“德先生”和“賽先生”概括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和意義就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后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輧?輯?訛事實上，無論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民生主義，還是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也無論是國民革命、階級革命，還是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各自都獲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和響應。?輧?輰?訛在比較和研究中，經過民初政治亂象沖擊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逐漸開始轉向革命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就得出結論說：“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莫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之看法，都隻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之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輧?輱?訛雖然俄國革命帶有暴力色彩，但通過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階級的命”，革種種落后風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為的命，?輧?輲?訛是當時立志改造中國的一批諸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認定的方式和手段，選擇社會主義，以俄為師，已成為多數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共識。

 但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當時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能回避的問題。尤其是當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和共產國際向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伸出橄欖枝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就不得不重新審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思想主張。陳潭秋在回憶中共一大時，透露中共一大就曾對孫中山採取何種態度發生過激烈爭論。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把孫中山當做敵人看待，因為孫中山所代表的階級與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具有敵對關系﹔另一種觀點認為可以把孫中山當做朋友，因為孫中山是革命的和進步的。最后採取折衷辦法，“對中山主義，採取批評態度﹔而對於某些進步的運動，則採取黨外合作的形式來援助他”?輧?輳?訛。

 隨著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蘇俄和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頻繁交往，年輕的中共黨人也不得不認真審視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1922年1月，在遠東各國勞動者代表大會上，列寧率先考慮到共產國際和蘇俄與孫中山的關系，希望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這在客觀上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孫中山的思想主張和“三民主義”的看法。雖然在早期共產黨內關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產生的原因眾說紛紜，出現過“經濟狀況”說、“反映社會”說、“問題”說、“根基”說、“維持生存”說、“個人生長地域”說等不同的看法，?輧?輴?訛但中共黨人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理解，在隨著革命形勢變化而不斷拓展。首先，認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是孫中山的發明創造，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獨樹一幟﹔其次，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一個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陳潭秋就認為，“三民主義在興中會已植其基”，而於同盟會時才定為革命團體之綱領﹔?輧?輵?訛其三，認為三民主義政治綱領主要內容，就是尋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張聞天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綱領，其中有很豐富的為民族、為民主、為大眾而斗爭的政治思想。”?輧?輶?訛許多共產黨人甚至開始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辯護。?輧?輷?訛李大釗從辛亥革命時起，就對孫中山及其思想持開放態度，並在1922年西湖會議后第一個加入國民黨。1922年9月20日，陳獨秀也一改過去的批判態度，開始對孫中山的思想主張和國民黨的性質等作正面解釋：“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哪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黨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哪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黨員的分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幾乎勢均力敵。”?輨?輮?訛

 中共黨員對孫中山的思想和主張進行正面解讀和積極辯護，一方面說明隨著形勢的變化和革命的需要，必須不斷地調整視角和立場﹔另一方面表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有著豐富內涵和積極進步的傾向”。有論者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為孫中山的思想、政策做辯護，一方面提高孫中山的思想受眾面，提高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號召力﹔另一方面，引導民眾接受革命思想，吸引民眾進入革命陣營，壯大中國革命力量”，同時還鍛煉了共產黨人的隊伍，提升了黨的戰斗力，實現了黨的職任，擴大了黨的影響。?輨?輯?訛更重要的是為遵照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指示，實現國共兩黨的真誠合作，提前做了思想認識上的准備。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甚至正式決定共產黨員可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此同時，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也改變了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並吸納共產黨中的優秀人才，增強改組國民黨的力量。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等就參與了國民黨改組的策劃、文件起草和翻譯等工作。當時就有人明確指出：“孫中山在滬召集了一些進步分子（當時陳獨秀也在內）起草國民黨改組計劃。”?輨?輰?訛

　　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在民族主義中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中強調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會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共合作后，孫中山又曾多次對其三民主義進行專題演講，並注入了新的思想內涵，尤其是增加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耕者有其田等方面的內容，進一步明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義的革命性質更加突出。這種將“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三大政策結合起來，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方法結合起來”的結果，便是“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義的革命靈魂”?輨?輱?訛，並“樹立了三民主義的新生命”?輨?輲?訛。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聲音甚囂塵上。中國共產黨認真研判了孫中山逝世對於國民革命的影響，採取了積極應對的措施，於3月15日發布《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之死告中國民眾》書，呼吁中國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承繼孫中山遺囑，領導中國的民族自由革命運動﹔呼吁全國民眾繼續孫中山的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肅清南方反動勢力，保衛革命根據地。?輨?輳?訛其實，在孫中山逝世前一個多月，中國共產黨組織就著手布置“孫中山逝世后之宣傳問題”，規定“宣傳中山的三民主義，應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大會宣言、黨綱、政綱為根據”﹔“切戒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作比較，對於民生主義亦不可多作解釋”。?輨?輴?訛192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通告中更明確地指出：“在宣傳上，我們應改變以前的態度，變消極的不談三民主義而為積極的解釋三民主義，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輨?輵?訛隨后又再次強調“不宜宣傳空洞抽象的三民主義，更不要宣傳什麼建國方略和五權憲法”，“宜宣傳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聯俄、聯共、擁護工農利益的民生主義”等。?輨?輶?訛

　　在孫中山的講話和國民黨的有關文件裡，雖然沒有具體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完整表述，?輨?輷?訛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思想傾向和革命實踐的色彩非常明顯。1927年4月8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刊載《我們為什麼要擁護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植農工》一文，稱：“近年黨內的同志和友黨的人們都高叫起擁護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植農工）來了！”國民黨左派甘乃光認為，共產黨分子內存在著兩種成分，一種是純粹的共產黨，一種是跨黨的共產黨。而國民黨既“聯絡共產黨純粹分子，又不容納共產黨跨黨分子”。?輩?輮?訛因此，有學者指出：1926年底1927年初，“聯共”與“容共”雖在國民黨報刊上交相出現，但稱“聯共”者漸多，提“容共”者漸少，意味著國民黨人亦逐漸認同“聯共”的提法。?輩?輯?訛

 不過，國民黨報刊上逐漸增多“聯共”的話語，主要還是與中共積極宣傳三民主義，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有關。1926年1月，鄧中夏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歡迎國民黨二大代表，肯定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制定三大政策的正確性，反對那些否認孫中山正確政策的國民黨內部人士，促使孫中山正確政策的執行。?輩?輰?訛瞿秋白在上海大學講授現代民族問題時，也認為孫中山民族主義政策具有革命性。?輩?輱?訛陳獨秀專門寫信給戴季陶，並撰寫大量文章批駁戴季陶及國民黨內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錯誤認識，駁斥他們歪曲孫中山的思想，抨擊他們分裂國民黨，排斥共產黨，批判他們破壞國共合作的理論基礎，要他們堅定不移地維護孫中山所定的三大政策。李大釗也認為：“孫中山先生所指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全部歷史中，實據有中心的位置，實為最重要的部分。”?輩?輲?訛1927年7月，中共中央發布對時局的宣言，認為堅持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孫中山的遺訓，離開三大政策就是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輩?輳?訛

 可見，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期間，在思想上牢牢把握宣傳的主動權，不僅充分發揮自己在思想理論方面的研究和宣傳優勢，按照共產國際和蘇俄的要求，積極推動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賦予三民主義以新的內涵和革命的意義，而且有原則有策略地同各種錯誤的甚至反動的思想行為作斗爭，維護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引領地位，堅定不移地宣傳和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國民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三、行動自覺：幫助孫中山改組和推進國民革命

 最初，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同意共產國際和蘇俄關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辦法，認為這樣貶低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去函，明確提出六條反對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義不相容、國民黨形象太差、其內部矛盾甚多，且“對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又假以權柄”等。?輩?輴?訛但在充分領會共產國際關於通過黨內合作、利用國民黨的組織，來“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准備基礎”的意圖之后，?輩?輵?訛尚處於初創而且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在力保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積極支持孫中山，助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實現國共合作。

　　首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致力於組織領導工人運動，不僅成立了職工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版《勞動周刊》，而且舉辦工人學校，組織產業工會，開展罷工斗爭。在黨的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為終點，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在持續的13個月裡，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安源鐵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在領導工人運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一批優秀的工人運動領導人如蘇兆征、史文彬、項英、鄧培、王荷波等紛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輩?輶?訛與此同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1921年9月，中國第一個新型農民組織在浙江蕭山衙前村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廣東海豐縣成立第一個秘密農會。到1923年5月，海豐、陸豐、惠陽三縣很多地方建立了農會，會員達20多萬人。9月，湖南衡山縣白果區農民在水口山工人運動的鼓舞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岳北農工會，開展了一系列斗爭，樹起湖南農民運動第一面旗幟。中共還組織了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這些工農運動初步顯示了工人階級堅定的革命性和堅強的戰斗力，為掀起全國規模的大革命准備了條件。?輩?輷?訛

　　但是，在系列工農運動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也看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大，開始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在充分觀察和了解當時中國各階級各黨派的實際情況后，尤其是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指令下，中共把目光集中到了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身上。共產國際和蘇俄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希望中共能夠在推動中國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上發揮作用，“特別是在國民黨上層幾乎隻有孫中山等極少數人能夠接受反帝革命影響的情況下，讓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內孫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輪?輮?訛

 年輕的中共黨人的確不負共產國際和俄共領導人的厚望，積極主動地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迅速成為國民黨內一支重要的組織力量。國民黨一大時，中共黨員及青年團員的人數僅佔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3%，出席一大的人數卻已佔到大會代表總人數的10%左右。在大會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中共黨員所佔人數達到了全體委員的25%。而在大會后產生的國民黨權力機關中央黨部的7個部中，中共黨員佔據了兩個部長和三個秘書的席位，並且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中佔據了1/3的發言權。加上鮑羅廷的顧問身份，共產黨方面在國民黨決策層中，自然就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輪?輯?訛不過，要把國民黨拉到共產國際指定的軌道上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極其小心謹慎地行事，一方面主張爭取領導權，一方面又告誡黨員“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一方面主張在國民黨內組織中共黨團，統一行動，一方面又擔心中共代表集中活動，可能產生消極后果，故不得不秘密集會。?輪?輰?訛應該說，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以其真誠合作和精明強干，還是得到了孫中山及國民黨多數人的認可。

　　既堅決接受孫中山的領導，在斗爭中求團結，又在堅持原則前提下，保持黨的獨立性，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過程中的基本態度。

　　事實上，在與國民黨合作期間，中共黨人很快發現，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他們深信國民黨的領導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斷言在國民黨內，“如果說還有一些左派的話，他們都是我們的同志”，令他們擔憂的是國民黨右派已經“控制了國民黨的全部機構”。?輪?輱?訛對此，陳獨秀十分不滿地告訴維經斯基：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有“許多勞工反對的東西”，其“對外政策中則有許多反俄的東西”，如果聽任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並且無限制地給予支持，將會對遠東革命產生巨大的影響。他要求共產國際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新的政策，再“不應當毫無條件地或無限制地支持國民黨”了。?輪?輲?訛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甚至發布了《對國民黨右派的斗爭》的通告，明確指出：“自吾黨擴大執行會后，國民黨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急進分子，以和緩列強及軍閥對於國民黨的壓迫。”並採取針鋒相對的策略：公開譴責右派，並在國民黨內形成派別斗爭﹔今后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不應介紹加入國民黨，同時努力爭取“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以鞏固和加強共產黨人的力量，削弱右派勢力﹔准備迅速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使其成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以便必要時取代舊國民黨而做“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輪?輳?訛8月2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討論了國民黨中監委提出的彈劾共產黨案，形成了關於共產黨應將自身的活動，尤其與國民革命和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於國民黨的決議，並決定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便直接負責了解和協商共產黨的有關活動。?輪?輴?訛對於強調黨組織獨立性和斗爭性的中共中央來說，國民黨人干預自己內部事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中共中央不僅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表示強烈反對，同時陳獨秀還向維經斯基通報了這一情況，對鮑羅廷的妥協和包容國民黨的態度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場。?輪?輵?訛廣州商團事件后，蔡和森更尖銳地指出：“一個革命黨隻有積極促成全國革命形勢的成熟才能奪得全國的政權，隻有奪得全國的政權，才能實施其政綱以系民眾的信任。”“所以革命黨不拿政權則已，要拿便要拿一個全的，部分的政權不僅於革命黨無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廣州革命政府便是鐵証。”?輪?輶?訛

　　1925年1月舉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旨在重申和強化1924年5月執委會擴大會議方針的決議：堅決徹底的反帝，爭取中派，反對右派的策略﹔建立獨立的工農組織，特別是把產業工人掌握在自己手裡。為此，中共黨員及其領導下的產業工人，今后一般不再加入國民黨。?輪?輷?訛可以說，中共四大“成功地改變了中共黨員自國共合作以來一直存在的激烈的憤懣情緒，以及要求國民黨放棄廣東根據地，放棄軍事斗爭，甚至要求從國民黨中央乃至整個國民黨中退出來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開始從被動消極的防御態勢，轉入積極進取的進攻態勢”?輫?輮?訛。尤其是孫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形勢的變化，要求全黨注意借孫中山逝世之機為國民黨“征求黨員”，不惜改變四大關於在產業工人中一般不發展國民黨員的決定。在他們看來，若能乘此機會“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宣傳和組織”，就可以使中共在“該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和右派中派競爭”。?輫?輯?訛雖然中共中央的態度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但由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實力有限，且產業工人在全國人口總數或城市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微不足道，因此要在短時期內取得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和反帝斗爭的勝利，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十分難得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合作，推動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向全國發展的同時，始終保持黨的獨立性和革命的戰斗精神，敢於同錯誤思潮發起攻擊，勇於面對各種困難和風險，善於抓住歷史機遇迎難而上，不僅以年輕的弱小的黨組織在國共合作中發揮了積極的甚至主導的作用，而且也使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合作與斗爭中迅速成長壯大起來。

　　總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受共產國際和蘇俄的領導，但能審時度勢、揚長避短、積極作為，不僅實事求是地客觀評價孫中山及其思想主張，有理有據地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辯護，不斷地凸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性和戰斗性，而且敢於面對風險和挑戰，有策略有組織地去應對和化解。在組織上保持嚴密性和思想上保持革命性的前提下，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充滿自信、在斗爭中求團結，在實干中求合作，主動作為，大膽作為，不斷地把國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胡波，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專職常委，廣東省台灣研究中心中山台灣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