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過程中的障礙及化解     李振武    2022年02月16日11:00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合作推動了雙方實力的壯大，推動了大革命的發展，對北伐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達成並不是雙方一拍即合的結果，而是通過各自努力和妥協，不斷克服諸多障礙的結果。學界有關第一次國共合作起源的研究已有很扎實的成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進入到題無剩義的境地了。本文只能是借用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譹?訛，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及其破解情況再做一簡單梳理，不足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中共對與國民黨合作認識的變化

　　中共成立后，對與其他政治勢力進行合作，在思想認識上有一個從堅決拒絕到慢慢接受的變化過程。

　　1921年中共剛成立時，並沒有與其他黨派和政治勢力聯合的意識，更不用說有明確與國民黨合作的設想了。雖然當時隻有區區50余人，但由於自身所具有的強烈階級優越感和政治使命感，中共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原則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提出“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譺?訛。“對現有其他政黨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在各種斗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隻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譻?訛。

 參與中共創建並出席了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在爪哇從事過工人運動，有著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他通過對中共實力的觀察以及與孫中山等國民黨人的接觸，很快就萌生了讓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想法。1922年4月，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對國民黨作了高度肯定，提議中共放棄“對於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通過這一切，會獲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門徑，黨則不需要放棄獨立”?譼?訛。馬林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共只是一個小團體，“只能非法地進行工作，所以，沒有顯著的成就，與中國南方的民族主義運動也沒有接觸”，“只要他們不願與國民黨聯合，這些小團體開展宣傳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譽?訛

　 馬林的建議遭到中共的強烈抵制。陳獨秀通過共產國際東方部的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提出了六點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理由：“（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各省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五）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譾?訛

　　1922年6月15日，中共根據遠東民族大會的精神及直奉戰爭后中國的政治情勢、各階級動向，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主張“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譿?訛宣言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主張。

　　在此期間，陳獨秀、張國燾、蘇俄代表達林到廣州，召開了一次中共廣州支部的會議，達林提出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讀?訛陳獨秀報告了國共關系問題。林伯渠表示支持以孫中山為中心的國共合作，來自廣東黨組織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多數人批評孫中山，主張支持陳炯明。因為紛爭，會議最終未能達成確切結論。

 1922年7月間召開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方針，指出“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於無產階級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具體方法是：（一）“先行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適宜地點開一代表會議，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團體，及如何進行”﹔（二）“運動傾向共產主義的議員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結合民主主義左派聯盟”﹔（三）“在全國各城市集合工會農民團體商人團體……等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決議案特別強調在聯合戰線中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在多處提到，聯合、援助民主派“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並”，無產階級政黨要將革命力量集合在“共產黨旗幟之下，獨立做自己階級的運動”，“應該號召全國工人農人在本黨旗幟之下去加入此種（反帝反封建）戰爭”，“在戰爭中不可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讁?訛

 中共二大改變了一大會議文件中關於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聯系的規定，這是中共在革命統一戰線方針策略上的一大躍進。

　　會后，中共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等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會晤，商談兩黨合作問題。

　　陳炯明“六一六”兵變事件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公開譴責陳炯明，並強令支持陳炯明的廣東支部負責人立即改變立場，還給了陳公博、譚植棠等以處分。中共為什麼這樣做？黨史研究專家楊奎鬆教授給出的解釋是：注意到越飛、馬林等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代表正在積極謀求與孫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孫中山，贊同與國民黨合作，實乃大勢所趨。?輥?輮?訛

　　1922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內稱：“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堅持辛亥革命的使命，並渴望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共產黨人為完成他們的任務，必須在國民黨內部和在工會中組成從屬於他們自己的團體。在這些團體之外，建議成立一個宣傳機構，宣傳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斗爭，創建民族獨立的中華民國以及組織反對中外剝削者的階級斗爭的主張。”“這一機構的建立要盡可能得到國民黨的同意，當然，它應保持完全的獨立性。……”?輥?輯?訛

　　共產國際8月指示的精神，明確批准了馬林“黨內合作”的倡議，確定中國共產黨必須在國民黨內部建立組織，進行活動，但同時必須保持自己完全的獨立性。

　　根據馬林的提議，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舉行秘密會議，討論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問題。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指示，提議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以此推動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民族民主革命，不能有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無產階級力量、作用還很小﹔第二，孫中山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最有力量的民族民主革命黨，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不能說是資產階級政黨﹔第三，孫中山只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共須學習共產國際推行的歐洲各國共產黨加入社會民主工黨以建立聯合戰線的經驗﹔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可以謀求革命勢力的團結，促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由國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將其從國民黨手中奪過來。

　　討論時，張國燾、蔡和森反對馬林主張，認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共加入無異是混合，會喪失獨立性，主張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合戰線，組織一個聯合戰線委員會，可推孫中山為主席。除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外，更應注意爭取廣大工人農民以壯大自己力量。陳獨秀也反對馬林主張，但當馬林說明這是共產國際既定決策后，他表示隻有孫中山取消加入國民黨須打指模及宣誓服從孫中山的原有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共才能加入進去。李大釗支持馬林，認為黨外合作的聯合戰線不易實行，採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聯合戰線的易於行通的辦法。他向與會人員解釋，說明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和中共少數領導加入國民黨可成為兩黨合作的橋梁，是實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建立聯合戰線的既定政策，並避免與馬林乃至共產國際發生嚴重爭執的兩全辦法。結果，會議未以文字而以諒解形式，原則確定接受共產國際提議。?輥?輰?訛據陳獨秀回憶，當時中共中央5個委員，對馬林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都一致反對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后，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輥?輱?訛。

 會議前后，陳獨秀、李大釗分別拜訪了陳炯明兵變后避居上海的孫中山。9月，陳、李等加入了國民黨。

　　中共西湖會議的召開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加入國民黨，揭開了第一次國共和作的序幕。它標志著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政策上的又一次變更，意義重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主要議程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負責指導會議工作的馬林與中共部分領導人之間再度發生爭論。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國民革命，它包括一切，如在國民革命之外去強調階級斗爭，無異就是放鬆國民革命，中國無產階級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脆弱的，至少5年內中國不會有一個真正有實力的共產黨，而國民黨卻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實力的國民革命的政黨，中國國民黨內集合了中國優秀分子，因此中共加入國民黨用不著按民主方式改組等條件，應老老實實，服從紀律，中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在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張國燾、蔡和森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當前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會喪失獨立性，主張擔任中共各級領導的黨員及工人運動黨員不必加入國民黨，或加入后不擔任實際領導職務。認為職工運動是中共領導的獨立的運動，而不能成為國民黨領導的職工運動，不能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輥?輲?訛大會通過的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因目前“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議決案最后指出：“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同時我們特別的工作，須努力促成全國總工會之獨立組織，從事經濟及政治的爭斗。”?輥?輳?訛

 在共產國際推動、督促下，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正式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前，中共曾有過三次非常重要的政策性轉變，其中第一次轉變是從中共一大提出的排斥其他一切政黨團體到中共二大主張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第二次是從中共二大提出的“黨外聯合”到西湖會議勉強接受“黨內合作”的轉變，第三次是從西湖會議提出的少數黨員（不包括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到中共三大確立的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轉變。經過前后三次政策的轉變之后，中共在認識和處理統一戰線問題上逐步形成較為正確、積極的觀點，並將其運用到實踐當中，及時糾正一些工作上的偏差，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達成貢獻了重要力量。

 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很快就克服內部紛爭，走上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道路了呢？

　　一是由於當時中共剛剛成立，自身力量和社會影響確實還十分弱小，不足以獨自承擔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必須尋找聯合力量。中共召開一大時，全國有50多名黨員，二大時有195名，三大時也隻有420名，因而在數量和規模上，中國共產黨是無法與同時期的國民黨是相比的。1923年2月，吳佩孚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使1922年1月開始的工人運動高潮很快低落下去。“二七”慘案使中共進一步認識到民主革命任務單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難以完成的，“吳佩孚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乃是全國爭自由的人民的敵人”?輥?輴?訛。工人階級應趕快“組成一個極大極強的團體，再聯合農民商界學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敵人軍閥，建設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來代替軍閥政治”?輥?輵?訛。中共開始醞釀同社會上可以聯合的力量進行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壯大革命力量。毛澤東曾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輥?輶?訛

　　二是共產國際的督促、指導、甚至是命令。中共是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且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有義務服從共產國際的指令。那麼，蘇俄和共產國際為什麼熱衷於促成中共與國民黨的合作呢？主要是因為新生的蘇俄政權在實施“東方戰略”以謀求突破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包圍困境的過程中，認為中共力量太過弱小，不能成為其在中國可以依靠的強大盟友，這一點可以從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對中共的評議以及共產國際的相關決議中清晰地觀察出來。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直認為中共勢力太弱小，聲稱“我們的團體還一直這麼小，談不上是一個政黨。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黨組織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會裡與工人有些聯系。黨員人數還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學生。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許多問題，組織得不到發展”。“中國如此之落后，要在當前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只能是一種烏托邦。”?輥?輷?訛列寧也曾稱贊國民黨代表著一種“進步的、戰斗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輦?輮?訛。1922年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東方問題的總提綱》指出：“如果說在西方，在有組織地積蓄革命力量的過渡時期，提出過工人統一戰線的口號，那麼現在，在殖民地東方，就必須提出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這一口號之所以適宜，是由於要對世界帝國主義進行漫長而持久的斗爭，而這種情勢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動員起來。”為此，工人運動“首先應在整個反帝戰線中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因素，……而且有必要同資產階級民主派達成暫時的妥協”?輦?輯?訛。而共產國際執委會於1923年11月12日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則更明確地指出：“一、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二、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輦?輰?訛

　　蘇俄、共產國際不但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組織、思想和干部等各個方面的幫助，而且在指導、促成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達成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

　　三是孫中山晚年在民主革命道路上的不懈探索以及思想認識上的提高，令中共對他領導下的國民黨持更多正面的看法。如中共曾多次指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國民黨雖然有許多缺點與錯誤，然終為中國唯一革命的民主派， 自然算得民主的聯合戰線中重要分子。”?輦?輱?訛當1922年1月由共產國際召集的“遠東民族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時，列寧詢問中共代表張國燾中共是否可以和國民黨合作，張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兩黨合作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問題，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輦?輲?訛

 二、孫中山對與蘇俄合作態度的變化

 聯共就要先聯俄，聯俄是國民黨與中共能實現聯合的前提。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確立聯俄的政策，有一個轉變立場、統一思想的過程。這其中孫中山的態度起了決定作用。

 在蘇俄最初與孫中山接觸時，孫中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伸出的橄欖枝並沒有積極回應。1920年11月間，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到達上海與孫中山會面，這是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第一次當面接觸。在談到怎樣才能把“中國南方斗爭，同遙遠的俄羅斯的斗爭結合起來”時，孫中山表示雖然想與蘇俄聯系，但抱怨廣州所處位置難以實行，隻建議在海參崴或滿洲設置大功率無線電台與廣州聯系?輦?輳?訛。次年12月，馬林應邀到桂林與孫中山會晤，孫中山明確表示，在北伐勝利之前與蘇俄建立聯系會招致列強干涉，待北伐取得勝利后，他會提議與蘇俄建立公開聯盟。有關這時孫中山對馬林建議的態度，留下來的資料不多，但孫中山對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滿自信，無意與共產黨聯合的心態表露明顯。在桂林，孫中山明確告訴馬林：他對蘇俄革命的成功經驗很感興趣，但對中國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刻意模仿蘇俄的做法卻不以為然，因為這些年輕人隻對社會主義感興趣，“他們的小集團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卻毫無用處”?輦?輴?訛。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表示不贊成從西方引進馬克思主義。他直率地對馬林的翻譯中共黨員張太雷說：“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 ?輦?輵?訛1922年4月，達林在廣州拜見孫中山，孫中山表示香港就在旁邊，如現在承認蘇俄，英國人必將採取行動反他，待北伐軍佔領漢口時，再談承認蘇俄、與蘇俄結成聯盟問題。

 1922年6月，陳炯明“六一六”兵變發生后，孫中山離粵赴滬，9月18日發表《告國民黨同志書》，言：“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斗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縷數。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陳炯明兵變對孫中山的打擊很大。在以往長期的革命生涯裡，孫中山一直寄希望於能從列強那裡得到支持，但一直未能如願，尤其是當兵變事件發生后，英國不但援助陳炯明，還以白鵝潭是通商口岸和毗鄰沙面租界為借口，要求支持孫中山的艦隊駛離白鵝潭，要孫中山離粵。美國政府口頭答應支援孫中山，實則支持陳炯明。真正支持孫中山的，隻有蘇俄政府。蘇俄政府全權代表達林，在孫中山被困在廣州軍艦上時，即通過孫中山密友陳友仁轉達慰問之意，祝願他斗爭成功。?輦?輶?訛離行時，又轉告孫中山“盡管有此次令人惋惜的事件，我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勝利深信不疑”。孫中山通過陳友仁轉告達林說：“在這些日子裡，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朋友是蘇俄。”又說：“倘我不得赴蘇俄，……將於此地斗爭下去終此一生。但我確信，蘇俄甚至在危難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決定赴上海繼續斗爭。倘若失敗，我則去蘇俄。”?輦?輷?訛列強的絕情和蘇俄的熱情，令處於事業低谷的孫中山加快了向蘇俄靠攏的腳步。

　　孫中山到上海后，1922年8月，蘇俄政府駐中國全權特使越飛立即派馬林代表他攜函與孫中山會晤，秘密商討以俄為師、蘇俄幫助中國革命的問題。

　　就這樣，在蘇俄的主動聯絡下，孫中山轉變了思想觀念，由幻想英美支持，轉而聯俄。在與英國記者阿瑟·索蘭姆的談話中，孫中山沉痛地描述了他的轉變過程與處境：“國民黨是我的孩子，現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它們站在岸上嘲笑我。這時漂來一根俄國稻草，我在快要滅頂的時候就抓住了它。英國和美國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幫助我嗎？不。……我知道這是一根稻草，可是總比什麼也沒有好。”?輧?輮?訛在這種處境和心情支配下，孫中山與越飛建立了聯系，進行了秘密談判。

　　8月23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釗與林伯渠一起會見了剛到上海不久的孫中山。李痛陳時局之險惡，表示願與孫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孫對李極為欽佩，希望他能加入國民黨。經過李大釗、陳獨秀、馬林等與孫中山交談，孫中山充分認識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輧?輯?訛。他明確表示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和作。當李大釗坦率告訴他自己是第三國際的黨員時，孫中山說：“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輧?輰?訛

　　9月4日，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一起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了國民黨。

　　1923年1月，蘇聯政府特命全權大使越飛到達上海，與孫中山會見。經過幾次談判，雙方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的發表，表明孫中山開始消除對美英等國的幻想，把注意力轉到依靠蘇俄。隨著聯俄方針的確定，孫中山與蘇俄的關系日益密切，並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指導下對國民黨進行改組。

 促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因素、背景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陳炯明的叛變。陳的背叛是對孫中山的一次沉重打擊。該事件讓他認識到，國民黨僅靠主義、道義及本人聲望為維系內部團結的原則是不夠的，必須健全組織，嚴密紀律。必須努力宣傳，使國人和黨員明了主義。必須有一支真正為主義奮斗的黨軍。

　　再則，蘇俄革命的成功，強有力地吸引著孫中山，他決心以俄為師，改造國民黨。“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們之主義，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趨鞏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輧?輱?訛當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遭遇重大挫折時，蘇俄政府的代表達林、越飛等，向他伸出同情、支持、援助之手。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公開譴責了陳炯明，在道義上支持孫中山，而且發表文章幫助他總結革命經驗教訓，使之找到正確方向。從共產黨人身上，他看到國民黨的不足，決心改組。

 另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工人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現的持續13個月之久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大小罷工100多次，參加人數30萬人以上。特別是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給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吳佩孚以沉重打擊。這一形勢使孫中山看到工人力量，影響他從依靠軍閥打軍閥，轉變為依靠民眾進行國民革命。他決心改組國民黨，向民眾敞開黨門，吸收新生力量，擴大黨的勢力。

 羅家倫主編的《革命文獻》對孫中山確立聯俄政策、改組國民黨的過程及原因有明確的記述：“陳炯明叛變，總理蒙難廣州，北伐之師折回受挫，總理於八月十四日偕同志抵上海，籌劃革命大計，審察當時國際之局勢，本黨失敗之症結，國內青年思想之變動，與民眾對於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間蘇俄代表越飛亦派員來滬晉謁，商討中俄新關系，遂下改組本黨之決心。”?輧?輲?訛

 孫中山從被動到主動向蘇俄靠攏，有一段猶豫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正是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處於低谷時期。生存環境的突然惡化，是孫中山轉向“聯俄”的主因。可以說孫中山“聯俄”，既是為現實困境所迫而採取一種實用主義的應對策略，同時又是他不斷總結革命經驗教訓思想認識日漸升華的結果。

　　三、國民黨內部反對國共合作的聲音及孫中山等的應對

 在孫中山實施“聯俄”“容共”策略的過程中，不斷遭到一些黨內同志的阻撓和非議。1923年11月29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鄧澤如、林直勉等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上書孫中山，對蘇俄支持國民黨改組的動機表示懷疑，攻擊共產黨替國民黨起草政綱，陰謀瓦解國民黨，反對國民黨改組。他們攻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標語”，並將其寫進宣言，制為政綱，宣示世界，如此“則我黨永無獲得國際上同情之一日，使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復立足之余地”。上書中還說：“我黨對於軍閥之攻擊，隻限定於曹錕、吳佩孚。今陳獨秀替我黨立宣言，則連及於張作霖、段祺瑞，務使國中實力派因此而與我黨決裂，使我黨陷於孤立無援之地。此陳獨秀共產黨對於我黨陰謀之綱領也。”“故此次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輧?輳?訛

 12月3日，孫中山在呈文上批示：“此稿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對於聯俄的原因，孫中山解釋到：“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扑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黨，所望為同情隻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與我聯絡，非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自動也，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對於鄧澤如等人提到的共產黨對國民黨批評的言詞，孫中山解釋說：“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為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隻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輧?輴?訛

　　正常的黨派團體之間的合作，應該是在彼此承認對方獨立性的前提下，謀求共同利益的合作，彼此間既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又應享有相應的權益。但從孫中山的此番批語中，卻只能明顯地看出，孫中山的“容共”是有條件的，即共產黨要“與吾黨一致動作”，“服從吾黨”，這顯然不是兩個政黨間的正常、平等的合作關系。

　　為了打消黨內同志對“聯俄”“容共”策略的疑慮，孫中山力圖從解釋其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關系方面著手。1924年1月21日，他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做民生主義的說明時說：“本黨多數同志對此重要主義，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生誤會，因誤會而生懷疑，因懷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現象，恐兆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必須再行剖解，庶幾本黨同志因此主義發生之誤會、懷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國民黨。”?輧?輵?訛“本黨全體同志現在思想可分兩種：一屬於老同志，一屬於新同志。老同志為穩健思想，新同志為猛進思想﹔穩健者可說是不及，猛進者可說是太過。其實過與不及之兩種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義之真諦。”“本總理前聞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之主義，便以此為世界極新鮮之主義，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並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同之二主義。我們老同志亦認定‘民生’與‘共產’為絕對不同之二種主義，於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諸民生主義之真諦，雙方均屬誤解。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后，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贊國民黨新主張之三民主義，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為國民黨。本黨舊同志驟聞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消息，頓起懷礙[疑]。蓋恐本黨名義被彼利用。對於此事，懷疑尤甚者為海外同志。本總理曾接到海外華僑數次函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為[改]國民黨為共產黨？如改成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故發生種種懷疑，不能自釋。”“俄國既為各國所承認，故就利害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此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輧?輶?訛“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輧?輷?訛“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輨?輮?訛

 1924年1月28日，國民黨一大開議《中國國民黨章程（章程審查委員會報告）案》第二次修正案，廣州代表方瑞麟發言，略謂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應有明文規定，主張在第一章第二條之后增加 “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 一條文。此案明顯是指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事，用意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加入則須脫離共產黨。既是共產黨員又是國民黨員的跨黨形式，應明文規定禁止。由此引起激烈爭論。

 共產黨員、審查委員李大釗對對方的發言逐一進行了辯駁。他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來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政綱。試看本黨新定的政綱，絲毫沒有共產主義在內，便知本黨沒有因為我們一部分加入，便變成共產黨了。”又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第三）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因為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國民的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聯絡，作個連鎖，使革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黨所希望的 ，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而且“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最后，李大釗鄭重聲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本黨既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輨?輯?訛

　　李大釗的發言，態度誠懇，言之有理、有據，博得大多數代表同情、贊成，主席團成員葉楚傖、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先后發言支持李大釗。廖仲愷即謂：本席反對方君提案，吾人要問我黨是不是國民黨，是否有主義、要革命的。如對於我們的主義能服膺，革命能徹底，則一切皆可不生問題。且加入本黨的人，隻認他個人的加入，不認他團體的加入。只要問加入的人是否誠意來革命，此外即不必多問。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黨一個新生命，是與我們同做國民革命的，不是來拖累我們的。胡漢民說：大家的議論，在怕違反本黨黨義和違反黨德黨章。此種顧慮，只要在紀律上規定即可。現在紀律已訂有專章，似不必在章程上用明文規定何種取締條文，惟申明紀律可也。最后付表決：“黨員不得加入他黨，不必用明文規定於章程，惟申明紀律可也。”大多數舉手贊成，通過。?輨?輰?訛

　　國民黨一大不久，鄧澤如、劉成禺、謝英伯、馮自由等數十人集會，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又准備了警告書，警告李大釗不得“攘竊國民黨黨統”。警告書尚未發出，廖仲愷、李大釗、鮑羅廷等已向孫中山指名控告劉成禺、謝英伯、徐清和、馮自由四人，稱他們不守黨員紀律挑撥國共感情。孫中山召集四人到大本營訊問，嚴厲斥責他們反對改組國民黨、扶助農工與實施聯俄聯共的三大革命政策。據馮自由憶述：“2月16日之夜，弟等奉召赴大本營時，公且聲言‘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之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革除黨籍及槍斃’等語。”?輨?輱?訛馮自由等人其后被迫寫書面檢討進呈孫中山，孫中山閱后於3月1日致函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同志，劉成禺、馮自由、徐和清、謝英伯四人之解釋，本總理已甚滿足，此事當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懷疑，當來直問總理為是。”?輨?輲?訛

 1924年6月18日，國民黨右派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彈劾書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案及宣言》（1923年8月25日刊）、《團刊第七號》（即擴大執行委員會特號，1924年4月11日刊行）等印刷品為証據，指責“中國共產黨黨員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認為絕對不宜黨中有黨”，“非速求根本解決，不足以維持本黨之存在及發展”，“希從速處分”。?輨?輳?訛企圖取消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限制共產黨人的行動。

 繼張繼、謝持之后，“檢舉”、“彈劾”共產黨的風氣在各地蔓延，北京、上海、澳門都有人提出類似彈劾案，要求開除“跨黨”分子，取消共產黨，制裁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彈劾”之風，令兩黨關系陷入緊張。

　　7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討論鄧澤如等人的彈劾案，認為對此事應有表示態度之宣言，並呈請孫中山決定。7月7日，國民黨發表黨務宣言，聲明容納共產黨人的原則。宣言中指出：“數月以來，黨內黨外多有誤會。以為已加入本黨之共產派黨人，其言論行動尚有分道而馳之傾向。於是反動派得借此而肆其挑撥，同志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社會群眾之莫明真相者，更覺無所適從，減少其對革命運動之同情及贊助。此種情狀，若不亟事矯正及補救，恐直接影響於黨務之進行者，亦間接影響於全民革命之發展，關系實至深且巨。”“本黨即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對於規范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重之制裁，以整肅紀律。”?輨?輴?訛

　　8月15至23日，國民黨中央一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重點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在19日的會議上，張繼列舉案中所列事實，說明共產黨派在國民黨中從事黨團活動，“革命黨人應有自尊之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主則不可”，主張“以分立為要”。委員覃振支持張繼立場，主張國民黨員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黨，凡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應專從本黨工作。同時，須在組織上確定，凡關於第三國際及本黨共產派之一切任務，均由本委員會為中心，以期共濟，“庶幾成為有實力有系統之進行”。中共黨員瞿秋白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身份，針對“彈劾案”中最核心的中共黨團問題，進行了辯解。他說所謂黨團作用，即加入本黨的黨員、團員一致行動。既准跨黨，黨外有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且既為之派，則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之處，則彼等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盡可視為本黨黨員，不論其屬於共產派與否，概以本黨紀律治之，否則隻有取決於跨黨之決議。若此次會議決分立，大可謂共產派之發展足以侵蝕國民黨﹔若不分立，則共產黨之發展即系國民黨中一部分之發展，何用疑忌。?輨?輵?訛8月21日，全會通過《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兩個決議案，前者決定在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內設國際聯絡委員會，要求共產黨人將其所進行的與國民黨有關的活動通報於該委員會，以便能為國民黨人所了解。后者規定，凡黨員之行動並未違反黨章者，“本黨殊無干涉之必要”。“中國共產黨乃中國正在發展之工業無產階級在自然的階級斗爭中涌現出的政治組織，既如此，則不能不為國際無產階級政治組織之一部。故本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隻問其行動是否符合於國民黨政綱，而不問其他。”?輨?輶?訛

　　孫中山在會議結束前最后發言，在說明容共政策有時勢之需要后，對張繼進行了批評、勸導，說：“希望你讓我試一試這個既定政策，如果失敗了，再請你來主持黨務，如何？”張繼當場抗辯說：“請遵總理之命，從明天起，我自動停止黨權，暫時不問黨務，以免總理增加困擾。”?輨?輷?訛“彈劾案”風波自此暫告平息。

　　汪精衛后來也向報界談及孫中山與張繼爭辯的情況：“總理謂李大釗加入本黨，系張繼介紹﹔當時張繼明知李大釗為共產黨，反以介紹，及今日何以反對？張繼遂向總理引咎，請辭去監察委員職務，總理謂，此次會議，純為告誡，不處罰一人，故辭職可不必。”?輩?輮?訛

　　四、孫中山極力維持國共合作的原因

　　在國共合作的進程中，波折不斷。一方面，孫中山對國民黨右派阻撓破壞國共合作的活動進行過尖銳批評，如他曾對極力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右派分子，說“你們怕共產黨，不贊成改組，那就解散國民黨，我個人可以加入共產黨”?輩?輯?訛。對於反對改組最為激烈的馮自由，孫中山甚至開除了他的黨籍。另一方面，他對一些共產黨員由衷地佩服，甚至與其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如李大釗。據宋慶齡回憶:“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孫中山在見到這樣的客人后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爭中他能倚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輩?輰?訛同時，孫中山堅決維護國民黨的利益和形象，不允許身為國民黨員的中共領導人公開批評國民黨。他曾對馬林憤怒地表示:“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裡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輩?輱?訛他還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輩?輲?訛

 透過孫中山的這些矛盾表態，我們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極力維持與蘇俄、中共的這種合作關系，有著比較復雜的政治背景和他自身的周密考量。

　　其一，陳炯明叛變后，孫中山的事業深陷困境，在向列強各國求助遭拒后，他決定師從蘇俄，聯合蘇俄，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蘇俄可以給予他財力、武器、軍事政治顧問等方面的援助。而聯俄首先就要聯共，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在中國代表了共產國際、列寧、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蘇俄政府代表，他們都再三提議國共合作，孫中山當然明白這裡面的意思。聯共是聯俄的具體表現，隻有聯共才能取得蘇俄的信任和支持。蘇俄在人力與物力上對國民黨的巨大援助，堅定了孫中山與蘇俄結盟的決心﹔而與蘇俄結盟的意願促使國民黨加快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步伐。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聯共”更多的是為了“聯俄”，換言之，倘若沒有《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所達成的有關中俄兩黨合作的一致意見，國共兩黨是否能達成合作將是一個未知數。

　　其二，通過接觸觀察，孫中山認識到年輕的共產黨雖然人數少，但有嚴格的組織和紀律、高昂的革命熱情和干勁，這些都是改造精神渙散、缺少活力的國民黨所迫切需要的。隻有吸收共產黨人，將工農力量充實到自己的力量中，才能使國民黨獲得新生。當決定同共產黨合作后，宋慶齡曾問孫中山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孫回答說，國民黨可比作是一個就要死的人，國共兩黨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國民黨的血液的流動。對此有學者解釋到：在革命事業嚴重受挫之后，孫中山也已經深切地感覺到“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必要了。“他接受共產黨員，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於俄國的革命經驗，振興國民黨的意圖。這正是為什麼他不僅‘容共’，而且一上來就賦予共產黨人相當職務和權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從俄國人介紹的成功經驗和自己革命的種種教訓中，他不能不意識到，單靠政治和軍事的手段還不夠。要振興中國，就必須振興國民黨﹔要振興國民黨，就必須在組織和宣傳方面下功夫。要做到這一點僅靠國民黨自身的干部顯然沒有可能。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正是孫中山試圖利用共產黨，以汲取俄國經驗的一種嘗試。畢竟，在宣傳組織方面，共產黨人更具奮斗精神。”?輩?輳?訛特別是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國共合作后，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組織、宣傳等各級部門中工作勤奮，成績斐然，因而更堅信引入共產黨員確有必要。他為此嚴辭斥責上海各區分部執行委員石克士等對共產黨持異議者，稱：“十三年來，民國絕無起色，黨務並不進步，皆由爾等不肯奮斗之過。……爾等不奮斗而妒他人之奮斗，殊屬可恥。彼等破壞紀律，吾自有辦法，與爾等何干？”?輩?輴?訛

　　其三，長期的革命經歷造就的領袖地位，令孫中山對自己的革命理論和權威地位高度自信，對自己的黨也有高度自信，認為一切革命力量都應歸於國民黨的麾下。孫中山向來自信地把自己視為中國革命的唯一領袖，是先知先覺者，他的為數不多的長期追隨其左右的親密戰友是后知后覺者，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則是不知不覺者，要等著他這個“革命聖人”去開導、去引領。孫中山認為“在他的革命旗幟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應當將革命的小圈子放在他那個大圈子裡面”，中國共產黨“既要革命，就請加入國民黨”。?輩?輵?訛1924年3月2日，孫中山發出致全黨同志書，勉勵黨員精誠團結，勿再非議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事。強調：“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后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於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俱在，復按可知。”“至於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加入本黨，在前年陳炯明叛變，本黨經一度頓挫后，彼等認為共同革命，非有極大之結合，事不克舉，故欣然同趨一致，以期有益於革命之實行。本總理受之在前，黨人即不應議之於后。來者不拒，所以昭吾黨之量能容物，而開將來繼續奮斗之長途。吾黨之新機於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則團體以內無新舊分子之別。在黨言黨，唯有視能否為本黨、為主義負責奮斗而定其優劣耳。”?輩?輶?訛為了消除對引進共產黨人的疑慮，孫中山曾多次做解釋說明工作，如國民黨一大召開后的第二天，他就專門發表民生主義的講演，說明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其實並無不同，“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耳”，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輩?輷?訛

　　其四，與孫中山對黨的功能的認識有關。長期以來，孫中山始終認為，黨不過是傳播主義的工具，多一些人入黨，就多一些主義的傳播者和同情者。比較孫中山以往動輒宣布接受整隊整隊的軍閥軍隊的士兵入黨，而毫不在意這些士兵實際上仍在軍閥勢力指揮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難想像他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也會有同樣心理。?輪?輮?訛

　　國共第一次合作沒有有效的合作機制。共產黨方面靠組織紀律和來自於共產國際的壓力等因素來維持這一合作，國民黨方面則是主要靠孫中山的領袖權威來推行。所以在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各種反共活動接連出現。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一次基礎並不十分牢固的策略性合作。■

 （李振武，《廣東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