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時度勢，長久之道     王學斌    2022年02月16日10:58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教訓與經驗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進行的。國際上，十月革命勝利之后，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開展它的東方戰略，打破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封鎖，便開始著手指導中國的革命，而馬林的來華加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

 從國民黨角度來看，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逐漸意識到需要對國民黨輸入新鮮的血液，而中國共產黨積極向上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正是國民黨所需要的，同時，通過與共產黨合作，國民黨可以獲取共產國際對國民黨在革命上的支持，以促進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由於力量較為薄弱，經過一系列的失敗斗爭后，黨內逐漸意識到必須聯合國民黨這樣的大黨，才能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能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

 正是在共產國際、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都有利益考慮的基礎上，於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國民黨、共產黨開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並隨之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三方利益博弈的產物，在合作過程中，雖然發生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是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推進了國民革命的向前發展。

 回顧既有研究，對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探討已極其豐富，灼見迭出。筆者私以為就國共合作期間的諸多矛盾進行分析，似尚略有余地。從理論上來看。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用矛盾的觀點去分析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社會各階級之間矛盾，不但有利於進一步深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規律，而且還有利於開辟研究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矛盾新視角。從現實來看，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有利於正確認識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各種矛盾，為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提供強有力的經驗總結和智力支持。

　　一、形勢所迫，時不待我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進行的。國際上，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打破孤立無援的國際環境和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蘇聯不得不考慮尋求國際同盟者。國內，中國共產黨在經過一系列失敗后逐漸認識到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難以完成革命任務，必須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才能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方面，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在經歷了護法運動的失敗后，深刻地感覺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譹?訛。另外一方面，孫中山也發現英美並不是真正的朋友，不得不尋求國內外的其他合作伙伴。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全國共有50多名黨員，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且國共第一次合作前半年內，“出席大會的代表有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譺?訛。從軍事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雖然非常重視工人運動，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但是並沒有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這種情況下的中國共產黨與同一時期的國民黨相比，還是一個歷史很短、人數很少、力量很小的政黨。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不少黨員與國民黨成員有著深厚的私誼。國共兩黨早期著名領導人物中的蔡元培、邵力子、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私交甚篤，他們之間彼此熟悉、互相了解，如蔡元培和陳獨秀、孫中山與李大釗等，還有部分領導人物有過跨黨的經歷，如林伯渠，這也為第一次國共合作起到了橋梁和溝通作用。

 早在1904年，陳獨秀就參加了蔡元培組織的暗殺團和光復會，給蔡元培留下了“一種不忘的印象”?譻?訛，從此二人保留著經常聯系。蔡元培被委任為北京大學校長時，就聘用陳獨秀做為文科學長，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蔡元培給予積極支持和無私幫助。孫中山與李大釗的情誼也非常深厚，陳炯明叛變時，李大釗專程去上海找孫中山廣泛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譼?訛，給予孫中山鼓勵和支持。孫中山還力主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主盟，表示“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譽?訛。這些言語充分表現出孫中山與李大釗之間親密無間的友誼之情。林伯渠原來是國民黨員，后來在與廖仲愷等人的交往中，思想發生了變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林伯渠與國民黨許多重要人物私交甚篤，所以共產黨委任他參加與孫中山的合作，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此可見，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之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親密關系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展打下了較好的感情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全黨號召要積極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這一措施有力的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全黨以擴大國民黨之組織及矯正其政治觀念為首要工作”，“在組織上努力擴大國民黨”，“國民黨無組織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爾濱、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處，同志們為之創設”。?譾?訛1923年，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三號》，要求全體共產黨員積極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逐步確定幫助國民黨的過程中，使得不少黨員干部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克服重重困難，積極推進國民黨改組工作。

 與此同時，國民黨此際的狀態並不樂觀。早在1896年，孫中山就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並研究社會主義，他在旅居倫敦期間，還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並閱讀當時的社會主義書刊。?譿?訛1911年12月，孫中山從日本回國后，帶回《社會主義之理想》《社會主義》《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一批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著作，並把這些書籍贈送給好友。孫中山還應邀參加了關於社會主義的專題演講，指出：“社會主義者，人道之福音也，主張平等、博愛，即人道主義之根本也。”?讀?訛

 孫中山在廣泛閱讀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的基礎之上，結合國民黨與中國實際情況，創立了主觀社會主義，也就是民生主義，他還曾經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朱執信也是較早宣傳社會主義的國民黨領導人。1905年，朱執信撰寫了《德意志社會科學家革命列傳》一書，對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介紹，還對《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社會主義的著作進行了系統的介紹。並第一次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讁?訛雖然朱執信對社會主義的介紹有一些片面之處，但也起到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國民黨的早期領導人如廖仲愷、胡漢民、戴季陶等人也對社會主義進行宣傳和介紹，雖然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由於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廣泛宣傳和介紹，加之他們在國民黨內部地位顯赫，很容易影響到他人，因而也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客觀而言，當時的國民黨是中國較為革命的政治力量，但也是一個成分比較復雜、組織較為鬆散的資產階級政黨。1919年10月，孫中山對其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以后，雖然在規模上有所擴大，但是在組織上並沒有完全統一起來，各地組織力量較弱，而且缺乏統一有效的指揮和領導。孫中山領導國民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很多挫折，但是仍然沒有放棄其理想，與同一時期的南北軍閥相比，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現有的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輥?輮?訛。因而，共產黨對國民黨抱以較為友好的感情。

　　反觀共產國際，亦是在形勢逼仄之下選擇適時而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帝國主義忙於戰爭而無暇東顧，使得東方各國家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東方人民的壓迫，激發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強烈反抗，因此在東方形成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基礎。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蘇聯的友好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看到了希望。另外，由於亟需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西方戰略的失敗等原因，也促使蘇聯把目標轉移到東方，因而制定了東方戰略。

　　1920年7、8月間，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表明積極支持中國革命。1923年1月，孫中山會見蘇聯政府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確立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10月，蘇聯政府派鮑羅廷到達廣州，孫中山委派鮑羅廷作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參加對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國民黨的改組成效顯著，全國范圍內凡是有黨員的地方和組織都進行了改組。

　　由上不難看出，是一戰后的時局與形勢促使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三方合作，時與勢的因素至為關鍵。

 二、時移世易，須知順逆

　　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合作前，經歷了三次政策上的轉變：第一次從拒絕聯合一切階級到主張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第二次是從與國民黨的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第三次是從少數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到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三次轉變推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順利進行。在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力量，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又給予了三次重大的讓步。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共存。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形成之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給予了肯定的態度，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順利進行，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是因為孫中山輕視共產黨、對右派的妥協退讓等原因，造成了對共產黨的打壓，牽制了共產黨的發展。

　　更需了解的是，蘇俄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發揮著重要影響和積極作用。在蘇俄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蘇俄之所以積極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也有著自己的獨特的原因及目的。

 從理論上看，是基於列寧的殖民地理論形成了蘇俄的東方戰略。十月革命之后，列寧依據本國的革命實踐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艱難的探索，先后撰寫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等關於民族解放斗爭的著作。這些著作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根據列寧的殖民地理論，被壓迫民族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是打擊帝國主義最堅決最徹底的力量，因此要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斗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彼此接近起來。?輥?輯?訛列寧又根據共產國際在東方的發展形勢，提出：“由於要對世界帝國主義進行漫長而持久的斗爭，所以應該把東方各國的一切革命因素動員起來。”?輥?輰?訛根據列寧的觀點，隻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組成廣泛的對抗帝國主義的重大力量，才能堅持與帝國主義做堅決的斗爭，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勝利。中國是列寧筆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也是蘇俄團結的重要對象之一，需採取一定的方式與中國黨派進行合作才能達到聯合的目的和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蘇俄自然積極地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從軍事安全上看，蘇俄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之中。1922年蘇聯成立后，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昔日沙俄的盟友瞬間變成了敵人，以英、美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了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干涉，使得蘇俄處於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蘇俄東南部分別是朝鮮、中國、阿富汗、伊朗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都可以在關鍵時刻充當帝國主義進入蘇俄的緩沖帶。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進攻，為了打破孤立無援的國際環境和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蘇俄不得不考慮尋求國際同盟者。列寧較早地覺察到了這種形勢。他說：“雖然極不可靠，極不穩定，但社會主義共和國畢竟能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下去了。”?輥?輱?訛為了打破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包圍狀態，列寧提出了必須積極支持和援助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並加強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聯系的方式來解決蘇俄的危機。而當時在中國境內，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把目標轉向蘇俄，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自然而然的就把盟友的目標投向了中國。另一方面，國民黨是進步的黨派，是若干個革命階級聯合的政黨，可以喚起各階級的斗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因此，蘇俄選擇了與國民黨聯系、積極推進國共第一次合作。

 蘇俄的西方戰略遭到失敗，而把方向轉移到東方。十月革命成功后，歐洲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希望，相繼爆發了一系列革命。1918年1月，芬蘭爆發了革命運動，9月，保加利亞士兵發生起義事件，11月，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根據歐洲的革命形勢，在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提出旨在進一步推進歐洲革命發展的西方戰略。然而，隨著歐洲革命力量被鎮壓，歐洲革命陷入低潮，因而共產國際提出的西方戰略已經不可能實現。而與此同時，東方各民族、國家的革命運動卻持續高漲，根據此消彼長的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決定改變原有的西方戰略為東方戰略。1922年11月5日，共產國際四大召開，會議通過了《東方問題總提綱》，指出“東方革命運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輥?輲?訛，共產國際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東方建立聯合的戰線，黨的革命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否則是不能取得勝利。因此，革命不能忽略東方”?輥?輳?訛。中國是東方重要的國家之一，因此，在東方戰略的影響下，蘇俄自然會考慮到東方戰略中的中國因素。

 綜上可知，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共產黨和蘇俄三方在戰略利益上各有考慮，是三方的戰略利益需要。因此，對於三方來說，國共合作隻不過是戰略利益互動的結果。正是基於三方不同的戰略利益，在合作過程中不免會出現一些矛盾。縱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原因及目的、合作過程來看，其間存在著蘇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矛盾，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等三對基本矛盾主體。這三對矛盾錯綜復雜的交織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前、中、后的所有環節中，在推動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發展的同時，也促使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向破裂。

　　具體而言，雖然孫中山接受了蘇俄、共產國際的援助並改組了國民黨，開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孫中山贊成聯俄，並不是完全認可了馬克思主義，也不代表著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發生了變化。孫中山的目的在於通過蘇俄、共產國際的援助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任務。國民黨進行改組后，孫中山曾發表談話指出：“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不通。故共產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斷乎不能。”?輥?輴?訛從談話中可以看出，孫中山並不贊同蘇俄式的革命模式，而要堅持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觀點。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輥?輵?訛然而，在大革命時期，蘇俄、共產國際卻“看不到中國的階級關系的復雜化”?輥?輶?訛，沒有弄清楚這一基本問題，這一點也是導致蘇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產生矛盾的決定因素，同時也是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向破壞的主要原因。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由於中國共產黨對“黨內合作”的認識不清等原因，曾與國民黨發生過一些矛盾，但是這種矛盾隨著“黨內合作”方式的確立便不復存在了。雖然如此，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完全終結，反而始終伴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全過程，這一矛盾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自從確立與國民黨開展聯合統一戰線的政策以后，就在與國民黨右派的接觸中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其中，斗爭焦點主要集中於領導權與政治綱領兩個方面。

 此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內部也存在著一些矛盾，突出表現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這些矛盾雖然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主要矛盾，但是也對第一次國共合作有著重要影響。

 三、審時度勢，長久之道

　　綜上，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存在著三對矛盾，分別是蘇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矛盾、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這三對矛盾錯綜復雜的存在於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同作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發展和破裂。

　　關於蘇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二者之間新舊利益的矛盾、基於物質援助的矛盾兩個方面。對於這兩個矛盾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是蘇俄、共產國際過多抬高、依靠國民黨的右傾錯誤方針，對國民黨性質認識不清造成的。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其焦點主要是領導權應該掌握在誰手裡、是否堅持國民黨一大提出的政治綱領兩個基本問題，就其產生矛盾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因為孫中山的實用主義思想，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為“容共”、“並共”，不平等的合作方式阻礙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常發展等。關於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主要集中於以下兩個方面的矛盾，即是否允許共產黨加入到國民黨的問題、領導權的問題，導致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產生這兩個矛盾的原因在於孫中山對國民黨右派的態度不堅決、國民黨階級成分復雜，右派力量大於左派等。

 基於此，第一次國共合作給我們留下了如下三點寶貴經驗。

　　其一，擱置分歧、求同存異是國共合作的一條寶貴經驗。國共兩黨畢竟是性質不同、信仰和世界觀相異的兩個政黨，即使后來雙方合作后，兩黨的政治綱領中仍有部分內容存在著明顯的原則性差異，其中最主要的不同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除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並且要經過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這些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綱領中是沒有的，並且與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相悖。但這種差異並沒有成為雙方合作的障礙，兩黨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從反帝反封這個共同目標著眼，採取了立足當前、回避長遠、協調求同、擱置相異的做法，最終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這是雙方合作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的根本保証。中共同意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實現兩黨的合作，孫中山則希望中共的加入給“正在死亡中”的國民黨注入共產黨這一“新鮮血液”，以重振“革命精神、士氣與勇氣”，從而實現兩黨合作。在國共兩黨合作共事的三年多時間裡，大量的歷史事實表明，兩黨合作帶領人民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其二，合則兩利、分則兩傷是國共合作的基本經驗。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實現國家統一和富強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律。國共兩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經過雙方共同努力，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勝利地進行了北伐，使孫中山致力於國民革命40年未竟的事業，在僅僅兩三年內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體現了“合則兩利”的原則。1927年，國民黨右派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致使合作破裂，結果內戰連連，國家元氣大傷，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大規模入侵，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險境。歷史經驗表明，隻有合作方能實現國家獨立、富強和統一。在20世紀，國共兩黨有過兩次合作的經歷，並推動了國家和民族的進步。歷史上的成功經驗是社會發展的巨大財富，這對於我們今天台海兩岸的交流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要吸取歷史經驗，相信國共兩黨既然能夠“相忍為國”，為完成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大業而合作，也一定能夠為完成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大業而再次合作，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開辟出一條和平、平穩之路。

 其三，正確的政策和戰略是保証統一戰線正確有效運行的條件。國共兩黨的性質不同，利益與斗爭目標也不完全一樣，其合作自然是建立在求同存異基礎上的，必然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較量與斗爭。所以，同國民黨的妥協性和右派勢力斗爭的藝術，有時比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更加重要。正如后來毛主席所總結的那樣：“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中，共產黨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應該通過斗爭爭取統一。在領導問題上，中國革命的歷史選擇當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共合作。當1927年右翼勢力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時，共產黨人之前的革命努力紛紛歸於失敗，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也因此迅速瓦解。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就是要堅持同統一戰線的資產階級斗爭和合作的原則。在統一戰線，二者雖為了共同的目標聯合在一起，一些矛盾得以暫時隱藏，但當情況發生變化時，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可能顯現。革命成功后，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破壞國共合作，壟斷革命成果。共產黨人的血本告訴我們，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有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戰略。■

 （王學斌，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史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