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的共同追求     鄭大華    2022年02月16日10:54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實現合作的重要標志。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兩黨的共同追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願望和追求。與此相聯系，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或思潮也是近代以來的主流思想或思潮之一。

孫中山的民族復興思想

　　孫中山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了他的畢生精力乃至生命，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追求者。1894年夏，甲午戰爭前夜，孫中山懷揣一封洋洋洒洒八千余言的《上李鴻章書》和鄭觀應、王韜等人給他寫的推薦信，信心滿滿地與好友陸皓東一起歷經千辛，不遠千裡來到天津，希望李鴻章能接見他，並採納他在《上書》中提出的建議，“步武泰西，參行西法”，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因時局的緊張，李鴻章隻叫人給他傳了一句“打完仗后再見吧”的話，並沒有接見他，更沒有採納他建議的任何想法。上書的失敗，使孫中山認清了清政府的頑愚腐朽，同時也認識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國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而此時又適逢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空前嚴重起來。他目擊時艱，已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於是去了他少年時代求學的檀香山，並於這年的 11月在檀香山創建了中國的第一個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在《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提出了“振興中華”這一具有民族復興思想內涵的口號，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民族復興思想之先河。他在《章程》中寫道：“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孫中山之所以能提出“振興中華”口號，開啟“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之先河，首先，就在於孫中山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孫中山之所以要創建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要革清王朝的命，就在於清王朝已成了帝國主義列強奴役和掠奪中國人民的傀儡和工具，隻有推翻了清王朝，革了清王朝的命，才能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他曾在《駁保皇報書》一文中沉痛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側目也。”因此，中國“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別無挽救之法”。所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寫道：“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民所以要革清王朝的命，是因為清王朝是帝國主義走狗。”孫中山一生都與挫折和失敗相伴而行，但他從不畏懼，並能從挫折和失敗中吸取教訓，而不斷前進，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是推動他越挫越勇、屢敗屢起的強大動力。其次，在於他有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孫中山始終堅信，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和充滿智慧的民族，落后是暫時的，是清統治者的閉關保守造成的，只要敢於和善於向西方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就能夠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不僅可以趕上歐美強國，而且還可以“駕歐美而上之”。他曾多次贊美過中國的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憧憬過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比如1905年，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就熱情洋溢地演說道：“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措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因此，他希望聽他演講的留學生們能和他一起，“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他並舉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為例：“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為之原動力耳，僅三十余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為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在中華民族正被一些自我感覺良好、地位優越的西方人視為“劣等民族”和“東亞病夫”的年代裡，在一些中國人面對歐美的發達和中國的落后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滋生出民族自卑心理，認為中國一切都不如人、西方的月亮甚至都比中國的月亮圓的歲月裡，一個缺乏對祖國和民族深情之愛的人，一個視挽救民族危亡為與己無關的人，能說出如此熱情洋溢的話，憧憬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這是孫中山能提出“振興中華”口號的重要原因。二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梁啟超在《自由書·憂國與愛國》中指出：“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憂之，“使人作激憤之氣”﹔愛之，“使人厲進取之心”。?譹?訛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口號就是建立在“激憤之氣”與“進取之心”的基礎上的。隻有憂國憂民的人，才會對祖國、對人民產生深厚的愛﹔而隻有對祖國、對人民愛之愈深，才能對祖國、對民族的悲慘處境痛之愈切，也才能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投身於“振興中華”亦即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從此，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領導和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中華民國﹔民國建立后，他又先后發動和領導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和護法運動，並在晚年改組國民黨，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可以說，“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孫中山的一生追求，並為此貢獻了畢生精力。

中國共產黨人的民族復興思想

 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是李大釗。早在1916年8月，李大釗在《晨鐘報》創刊上發表《<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提出了“青春中華之創造”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他以“白首中華”來象征中華民族的過去和現在，而以“青春中華”來喻意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以“青春中華之創造”來激勵廣大青年“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17年4月18日，李大釗又在《大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他在批判日本人提出的“大亞細亞主義”后指出，“吾中國位於亞細亞之大陸，版圖如茲其宏闊，族從如茲其繁多，其勢力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勢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實舉世所公認”。因此，要實現亞洲的自強，“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

 李大釗不僅提出了“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而且還探討了如何實現“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問題。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把實現“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青年的身上，這也就是他寫下《<晨鐘>之使命》和《青春》等文、呼吁青年努力於“青春中華之創造”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受十月革命的影響，他把實現“中華民族之復活”的希望寄托在了馬克思主義的身上，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道路，這便是李大釗對實現“中華民族之復活”或“復興”的道路選擇。

 繼李大釗之后，毛澤東、陳獨秀、瞿秋白等人也先后提出了民族復興思想，如毛澤東1919年8月4日在《湘江評論》第4號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其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自成立之日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

民族復興是國共合作的思想基礎之一

 正因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以孫中山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的共同追求，這就給兩黨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李大釗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就與他的民族復興思想得到孫中山的高度認同無不關系。1922年8月下旬，也就是陳炯明事件后孫中山從廣州回到上海后幾天，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大釗專程趕到上海和孫中山進行了多次交談，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等種種問題。李大釗的廣博知識，對形勢的精辟分析，尤其是他關於如何使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思考，加上他的真誠態度，深得孫中山的好感，有時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幾乎忘食”。一天，孫中山送走李大釗后，興奮地對夫人宋慶齡說，共產黨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后的革命斗爭中他們能夠成為自己的依靠。因此，在一次會談時，孫中山當面邀請李大釗加人中國國民黨。李大釗告訴孫中山說，自己是第三國際的黨員。孫中山回笑說：“這不要緊，你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譹?訛表示出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的願望。依據中共“二大”和西湖會議精神，李大釗同意了孫中山的提議，隨即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之后，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張國燾、毛澤東等一批共產黨員也以個人身份陸續加入國民黨。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雙方就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達成了三點基本共識：

 第一，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同盟會時期孫中山提出了民族主義，他這時的民族主義雖然也包含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他所以要發動和領導辛亥革命，革清王朝的命，是因為清王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反對清王朝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但他並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但到了1923年前后，他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明確了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的“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並且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軍閥的后台老板，正是由於它們對中國封建軍閥的支持，才“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規定中華民族解放之斗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不久，孫中山在《北伐宣言》更進一步強調：“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翻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第二，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須依靠廣大工農群眾，工農群眾是中國民主革命、實現民族復興的主力軍。早年孫中山對工農群眾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認識不足，沒有做深入發動工農群眾的工作，這也是導致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運動相繼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但到了晚年，1923年前后，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他對工農群眾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有了新的認識，認識到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就離不開廣大工農群眾的參與和支持，因而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第一天起，甚至在成立之前的共產主義小組時期，就把動員和領導工農運動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明確提出，“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國共合作共同發動和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並取得了北伐戰爭的決定性勝利，而國民革命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北伐戰爭之所以取得決定性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和積極參與。

 第三，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結成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聯合戰線”決議案》，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方針，說明了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與方法，要組織“民主主義同盟”，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並強調“在戰爭中不可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即在聯合戰線中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而孫中山經過不斷的挫折，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也逐漸認識到了建立廣泛的反帝反封聯合戰線的重要性。他曾一再強調：“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 這也是孫中山在陳炯明發動叛亂的最困難的時期，決定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代表的建議，聯合共產黨，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反帝反封聯合戰線的建立，才開創了國民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新局面。■

 （鄭大華，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