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本性”     李廣良    2022年02月16日10:50

 

      中國人不可不讀《詩經》。

　　古人有所謂“詩書傳家”之說，此處的“詩書”，實即《詩經》和《書經》，此處的“家”也不僅指“家族”，而是“家國天下”之“家”。對於“中華民族”之為“族性”來說，《詩經》是一個“經典性”的標志。沒有《詩經》，就沒有“中華”，就沒有“中華民族”。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詩經》是唯一塑造“中華民族”的東西，而是說，《詩經》獨屬於“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經典標志之一。

　　《詩經》本來稱《詩》，乃是從商代至春秋中期的“詩”的匯編或選編。這些“詩”的作者來自於廣大的社會階層，有的是貴族士大夫，有的是朝廷樂官，有的是民間人士。他們在各種情境之下所作之“詩”經由“採詩”和“獻詩”而匯總到朝廷，然后由樂官加工后，演奏給君王，最早的《詩》大概就是樂官們整理的本子。樂官們使用的本子后來流傳出來，經過孔子（或其他人）的“刪定”，遂成為秦漢以來傳世的《詩經》文本。《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之時，周室衰，而禮樂廢，《詩》、《書》缺。……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歷之缺，始於妊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再經過孔門弟子如子夏等人的傳播，成為華夏文化各派共同的學術背景和思想源頭，成為生活、思想、學術乃至政治活動的“詩意源頭”。

　　《詩經》共包括311篇詩歌作品，其中6篇僅存篇名而亡其辭，分別是《南賅》、《白華》、《華黍》、《由儀》、《崇丘》、《由庚》，皆用笙來伴奏演唱，故后人稱之為“六笙詩”。其余305篇詞句完整，自古以來被分為風、雅、頌三類，其中風詩160篇，雅詩105篇，頌詩40篇。

　　風詩分為十五國風，依次是：周南，11首﹔召南，14首﹔邶風，19首﹔鄘風，10首﹔衛風，10首﹔王風，10首﹔鄭風，21首﹔齊風，11首﹔魏風，7首﹔唐風，12首﹔秦風，10首﹔陳風，10首﹔檜風，4首﹔曹鳳，4首﹔豳風，7首。

　　雅詩分為大雅和小雅兩類：小雅74篇，大雅31篇。

　　頌詩分為三類：周頌、魯頌和商頌，合稱三頌。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

　　《詩經》原本是“音樂性”的，《詩經》之三百零五篇都是樂歌。《史記·孔子世家》雲：“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論語·子罕》記孔子之言曰：“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所謂風、雅、頌之分別本質上也是音樂形式的不同，國風是各地的樂調，雅是朝廷的樂歌，頌樂則是舞樂，唱時連歌帶舞，是祭祀宗廟時所用的樂歌。今人從“純文學”的角度用普通話朗讀《詩經》，《詩經》之原始的“音樂性”徹底淪沒。事實上，《詩經》原本就與“樂”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孔子的“弦歌之”，還是何休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都表明了《詩經》之“源始”的“音樂性”。此“音樂性”堂而皇之地回蕩在天壤之間，回蕩在華夏的歷史長河之中：回蕩在孔子的“在齊聞《韶》”之時，回蕩孔子周游列國的顛沛之中，回蕩在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雜劇之中，回蕩在秦腔京劇黃梅戲越劇之中，回蕩在西南聯大的“盡笳吹弦誦在山城”之中。我們今天提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從此原本的“音樂性”入手。

　　《詩經》的“本性”不僅是“音樂的”，還是“詩的”、“詩性”的和“詩意”的。“詩言志。”這個源自《尚書》時代的命題是華夏詩學的靈魂，不理解這個命題就不能理解華夏世界的“詩性”、“詩意”、“詩魂”。“志”者，從“心”從“止”，乃心所停留之地，或曰靈魂之棲息地。“詩言志”，“詩”是“言”所發出的“心志”，是“心”在“言”中的展開和實現。《爾雅》：“大簫謂之言。”從“言”的這個本義看，“詩言”原本就是一種與音樂有關的藝術化的言說方式。“詩言志”，這個“志”也不是什麼抽象的觀念，而是心靈自身的感動和生發（即“興”），它在一切觀念化和意識形態化之先。子曰：“不學《詩》，無以言。”這是要人們去體會《詩經》的那種原本的“言說方式”，那種純粹由“心志”自身生成的充滿尺度感或“韻律感”的“興言”。也隻有以這種“詩性”的觀念，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所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意義。《詩經》中有各種各樣的詩，這些詩按“意識形態”的標准恐並非“無邪”，故所謂“思無邪”一定是原本的“詩性”意義上的。在此意義上，“思無邪”就是在《詩經》所打開的意義空間中的“思”的“天真化”、“純粹化”、“興化”。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學術中，《詩經》一向被看作“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關於《詩經》的研究一向被歸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即使《十三經導讀》中的“詩經導讀”也是由文學教授所寫的）。各種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幾乎都有關於《詩經》的專章，也有很多關於《詩經》的總論之作，如張西堂的《詩經六論》、余冠英的《詩經略論》、高亨的《詩經引論》、林義光的《詩經通解》、聞一多的《詩經通義》、謝無量的《詩經研究》、劉立志的《<詩經>研究》、向熹的《詩經詞典》等等。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可以概括為“為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分析這部詩歌的思想與藝術成就，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產，為建設現代化的新文化服務”。與此相應，現代《詩經》研究的主要特點就是：不把《詩經》看作“經”，而是把它看作一部“最早的詩歌總集”，對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論証，對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對古代詩歌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給予應有的肯定與評價。

　　那麼，現代《詩經》研究所揭示的《詩經》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什麼？就思想性來說，現代學術的重點往往集中在“國風”和“二雅”中那些“真正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上，認為這些作品主題主要是“反抗剝削與壓迫”、“傾訴征戍徭役之苦”、“揭露統治階級暴政與丑行”、“反映愛情與婚姻問題”。就藝術性來說，現代學術認為《詩經》有多方面的藝術成就，而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現實主義精神”、“賦、比、興的表現手法”、“精煉生動的語言”、“重章疊唱與和諧的音韻”等。誠如《十三經導讀》中所說：“總而言之，《詩經》的思想與藝術成就不僅為我國詩歌開創了一條現實主義的發展道路，也為詩歌創作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藝術表現手法。”

　　現代《詩經》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文學化”，基本格局是以文學為主而以史學、哲學、宗教學、政治學等為輔。在這種格局的控制下，《詩經》的“經典性”主要就體現在其“文學性”上。李維《詩史》：“《三百篇》為中國純文學之祖，學者無不知之，其中之十五國風，蓋純粹的平民文學也。書時書事，寫情寫景，狀人狀物，以至敘述平民生活之狀況，刻畫普通社會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無不恰到好處，數千年來一流之文學，未有能出其右者。一般文人學士，得其一家，即足名家，故均視為文學之巨壑也。”朱自清《詩三百探故·緒言》：“吾國文學導源於《詩》三百五篇，不知《詩》三百五篇者，不足以與言吾國文學之流變。”（劉志立，《詩經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版）這種僅從“文學性”或主要從“文學性”確立《詩經》之“經典性”的做法，並不符合《詩經》與華夏文化中的關系之實際。

　　其實，《詩經》之“經典性”恰恰是由“現代性”所欲極力摧毀的“經學”確立的。沒有經學，不管《詩經》在時間上多麼古老，它在文學上也就只是和“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元雜劇”、“明清小說”等並列的中國文學的歷史形式之一而已，而不具有“根源性”的“經”的意義。“經者，常也。”“經”的存在意義既在於其各自所獨具的形式和內容中，更在於“經”的整體性上。“經”的文本系統和意義系統從整體上塑造了華夏民族，華夏民族的信仰、思想、思維方式的根本就在“經”中。華夏學術之“大宗”、“正宗”之所以是經學，不是因為經學的“宗派性”和“意識形態”性，而是因為經學的“義理性”，是因為經學開顯了天地萬物之“大道”、“常道”，確立了華夏民族生存於世的偉大意義。脫離開經學的系統研究和理解《詩經》，固然是一種“治學”的現代路徑，但我們不可把這種路徑視為“正宗”而反以“經學”為“異端”。

　　我們可以《關雎》為例來看現代學術之《詩經》研究與經學之《詩經》研究之不同。《關雎》為《詩經》之開篇，現代人之論《關雎》者，多以其為“愛情詩”。如聞一多《風詩類抄》中認為《關雎》不過講述了男子在河濱偶遇女子而相思不已的故事﹔胡適《談談詩經》一文說：“《關雎》完全是一首求愛詩，……這是描寫他的相思苦情……。”劉大白的《白屋說詩》認為《關雎》是一首求愛的詩﹔高亨《詩經今注》：“這首詩歌唱一個貴族愛上一個美麗的姑娘，最后和她結了婚。”袁梅《詩經譯注》說是古代的一首戀歌﹔程俊英《詩經注析》認為是一首貴族青年的戀歌。這些觀點皆以現代人的情感生活為據，認為《關雎》中的愛情是獨立的、純粹的，與家族倫理、禮儀制度均無關系。而在經學之視域中，《關雎》的大義就不是現代人所謂的“愛情”，而是通過“四始”的結構安排所揭示的“陰陽變化之理”及“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生命情調”。

　　在我看來，《關雎》作為《詩經》之“始”所打開的，既是一個男女情愛的世界，也是文化的世界、歷史的世界、生命的世界。古典《詩經》學無論是毛詩還是三家詩之所以比現代的《詩經》學高明者就在於此：它所要揭示的不是某種“學科性”的東西，而是華夏文明和華夏生存的“深層意義”，是無限的家國秘密，天地玄機和生命意蘊。

　　更重要的是，在經學傳統中，治《詩經》從來就不是一件脫離“教化”的單純學術事業，而是為“求仁”而行的神聖化導，即“詩教”事業（從孔子以來歷代仁人志士莫不致力於此“詩教”）。馬一浮先生說：“今治六藝之學，為求仁也。欲為仁，須從行孝起。欲識仁，須從學《詩》入。”“六藝之教，莫先於《詩》。於此感發興起，乃可識仁。故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一切言教皆攝於詩。苟志於仁，無惡也，心之所之莫不仁，則其形於言者亦莫不仁。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於此會得，乃可以言《詩》教。”明乎此，《詩經》對於華夏人就可能意味著更多、更深邃的東西：“心”、“言”、“仁”、“天下和平”、“天地萬物之情”……■

　　（李廣良，雲南師范大學法學與社會學院教授/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