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嶄露頭角：早期共產黨人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王杰　賓睦新    2022年02月16日10:42

 

      本文所說的早期共產黨人，有特定的涵義，即指曾經歷辛亥革命洗煉，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者的先驅者。這些人包含兩個層級：或直接投身辛亥革命運動，並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或接受辛亥革命熏陶，並在反思辛亥革命中吸取經驗教訓，逐漸走上共產革命道路的。所說的“貢獻”也涵括身先的“參與”與后起的“反思”兩個層面。

　　拯國救民乃早期共產黨人的終極追求，鐵肩擔天下是他們最寶貴的品格。對於他們而言，辛亥革命像一把“火”，淬煉了起義參與者的心智，照亮了后來反思者前進的征途。“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具有直接或間接參加過辛亥革命經歷的人數約佔三分之一，頗能凸顯中共創黨群體先知先行的革命覺悟和敢想敢干的行動性。”（吳海勇，2012年）以是，“參與者”與“反思者”於辛亥革命十年之后殊途同歸，合力演出一幕開天辟地的大驚劇——創建中國共產黨。

金戈鐵馬　同掀辛亥革命風雷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人，如陳獨秀、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早年便追隨孫中山，作為同盟會一員，在領導或參加辛亥革命中各顯風騷。

　　陳獨秀1902年參與發起東京青年會，及至1903年春先后三次舉辦愛國演說會。是年5月17日，陳獨秀聯絡300多名進步人士，在家鄉安慶拐角頭藏書樓集會。與柏文蔚等人登台演說，痛斥沙俄帝國強佔中國領土野心，揭露清政府腐敗無能。演講結束，發起成立愛國會，136人當即簽名入盟，決議創辦《愛國新報》。會議宣告：安徽愛國會擬與上海愛國學社一道，聯絡東南各地志士，創國民同盟會。當時的《蘇報》稱當日集會“規則整嚴，精誠團結，此吾皖第一次大會，而居然有如許氣象，誠為難得”。但愛國會很快遭安慶知府查封，強行解散，70多名學生被開除。陳獨秀連夜避走上海，而反清決心尤加熾熱。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回安慶與房秋五、吳守一等創辦《安徽俗話報》（后遷蕪湖），宣傳愛國，表面上普及常識，暗中做鼓吹革命的工作。該報經營一年半左右，計出版23期，最高發行量達三千多份，“為海內各白話（報）之冠”，影響巨大。1905年2月，陳獨秀偕柏文蔚等人在蕪湖發起岳王會，借弘揚岳飛精忠報國精神，宣傳鼓動革命。1907年秋，勵學會、同心會、維新會等岳王會外圍組織相繼成立。翌年11月，熊成基、倪映典、宋玉琳等岳王會成員發動安慶新軍起義，未果。其后倪映典發動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壯烈犧牲，宋玉琳在次年黃花崗起義中就義。陳獨秀在辛亥革命期間堅持革命宣傳，凝聚革命組織，策動反清起義，乃名副其實的革命宣傳家和領導者。

　　朱德是辛亥革命運動杰出的參與者。1909年1月，朱德偕同學從四川樂山徒步70多天至昆明，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因不招外省人而落榜。旋寄身川軍習步兵，11月將原名朱建德改為朱德，假借蒙自籍應試，考入丙班步兵科。講武堂乃雲南革命的重要據點，監督李根源，教官方聲濤、趙康時、李烈鈞、羅佩金、唐繼堯、劉祖武、顧品珍等多是同盟會員或追隨者。朱德得益教化，大量閱讀進步書報，思想日開，曾憶及：“我就是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於1909年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參加同盟會的。”朱德於1911年8月畢業，入新編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第七十四標第二營當見習，期滿，任左隊司務長、排長等職，對士兵講述清政府對內殘酷統治、對外賣國投降，以啟發士兵的革命覺悟，宣傳革命主張。10月30日，為響應武昌首義，蔡鍔指揮雲南新軍發動昆明起義，朱德任七十四標二連左隊排長，率兵攻佔總督府，活捉雲貴總督李經羲。11月1日，雲南都督府成立，蔡鍔任都督，朱德受命負責昆明的警戒、巡邏，以防清軍殘部叛亂。隨后，雲南軍政府遣兩個梯團援助四川革命。朱德編入第一梯隊，任隊官，沿路擊敗了清廷的巡防營，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所向披靡。1912年4月，成都和重慶兩軍政府合並，四川宣告統一，朱德隨軍回師雲南。在5月的慶功大會上，蔡鍔贊揚朱德“指揮有方，戰功卓著”，授“光復”、“援川”勛章各一枚，晉升少校營長。“雲南起義是重陽，下定決心援武昌﹔經過多時諸運動，功成一夜好開場。”——朱德1961年10月7日回憶辛亥革命的詩句，正是他血戰沙場的寫照。

　　董必武是在武昌起義后入伍的。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起響應。董必武得悉，即告別任教的黃州府中學，趕赴武漢投軍，服務於蔣翊武屬下的軍務部，帶領市民支前送飯送水，援助義軍在漢口與清軍作戰。他回憶到：“革命軍和清軍作戰的英勇，以及武漢市民男女老幼對革命軍的幫助，那種自動饋糧食、送子彈、抬傷兵，踴躍歡欣的情形，是難以用筆墨和口舌來形容的。守藩庫和官錢局的是學生軍，真是秋毫無犯。婦女投身革命者雖不多而能努力看護傷兵。參加革命隊伍者抱著推翻清朝政府爭取革命勝利的一顆純潔的心，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種表現。”漢口和漢陽失陷后，董必武轉入戰時司令部，安撫武昌城內外軍民，協助鞏固沿江一帶防線﹔隨后出任理財部秘書官，以特派員身份赴黃岡為革命募資籌款，並化解了黃岡知事被當地紳士誣告貪污案。期間，加入同盟會，參與重建同盟會湖北支部（設會長及執行、評議、司法三部），被舉為評議部評議員。

　　吳玉章於1903年赴日本留學，接受民主思想啟蒙，組織進步活動，1906年入同盟會，積極參與會中謀劃。1907年，與焦達峰、孫武等人在東京創立共進會，在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活動，創辦《四川》，宣傳革命思想，策劃並參與針對清朝權貴的暗殺活動。1911年4月，吳玉章投身策動廣州“黃花崗起義”，秘密從日本購運軍火，27日，他隨援馳軍火到廣州，起義已經失敗，即折返日本。旋返回四川，策動和領導榮縣獨立、內江起義，首開辛亥革命地方起義獨立之先河。辛亥革命后，他追隨孫中山，擔任參議院議員和大總統秘書。

　　林伯渠也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與者。他於1904年赴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師范科。次年8月20日，同盟會成立，不久，經黃興和宋教仁介紹入會。11月，日本應清王朝的要求，由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林伯渠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罷課抗爭，隨后回國。1906年春，入長沙振楚學堂任教，與譚人鳳、黃興等人保持聯絡，負責在湖南秘密發行《民報》等進步宣傳品。1907年，他作為新任吉林巡撫朱家寶的隨員，以“吉林省勸學總所兼宣講所會辦”“主持師范傳習所及四關小學”為掩護，秘密聯絡綠林，策劃推翻清朝統治的活動。1911年“黃花崗起義”事敗，林伯渠回到湖南，在新軍和巡防營開展革命宣傳，從事軍運工作，參加了辛亥革命。

　　蘇兆征與孫中山同鄉，受孫中山的影響，加入同盟會，協助運送軍火、傳遞情報等，直接投身辛亥革命活動，是“廣東方面的積極分子”，獲孫中山的表彰。此外，蕭楚女直接參加了武昌起義，19歲的劉伯承參加了學生軍，張雲逸參加了攻打兩廣總督衙門的戰斗。其他如李六如、孫炳文、熊雄、李蔚如、史可軒、耿丹等早期共產黨人，都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軍事斗爭。（張正光，2011年）

　　從推翻清朝專制、創建民主共和國的視角看，辛亥革命是勝利了﹔但從反帝反封建兩大民主革命任務未完成的視角看，辛亥革命又失敗了。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辛亥革命之后，陳獨秀等一輩先驅們沒有停步，繼續探索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道路，並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

繼往開來　發蒙辛亥革命精神

　　長江后浪推前浪。在陳獨秀等先驅的身后，李大釗、毛澤東、張太雷、瞿秋白、趙世炎等后起之秀，雖未直接參與辛亥革命，但讀過進步書刊或間接受過民主革命的啟蒙，接受了辛亥革命的熏陶，從而走上反思辛亥革命的道路。

　　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遠大志向的熱血青年，在長沙求學期間，有過半年從軍經歷。他在同斯諾談話中，談及自己青年時代常讀《民報》，“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從而“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他第一次在學校的牆報上發表政見，主張共和國應該讓孫中山做大總統。武昌起義爆發后，18歲的他棄筆從戎，加入湖南新軍，當了半年士兵。民國成立后，離開軍隊，回校繼續學習。通過閱讀孫中山擬定的《同盟會革命綱領》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文書，對“主權屬於人民”“人民一律平等”等條文印象深刻，直接影響了他的思想發展和政治走向。（范忠程，2012年）

　　李大釗於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預科學到正科，關心國運興衰，向往民主進步。他的老師白毓昆，參加灤州起義、被俘犧牲、獻身革命的形象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期間，李大釗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負責出版《言治》月刊。他目睹了辛亥革命起義在北方的爆發和失敗，有過勝利的歡欣和憂患的痛苦，寫下《隱憂篇》和《大哀篇》等政論文章，開始反思辛亥革命的得失，逐漸由一員普通的愛國學生成長為一個憂國憂民的志士。此間的思辨與反省，探索與求真，為李大釗后來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基。

　　瞿秋白和張太雷就讀江蘇常州府中學期間，校長屠元博和幾位教員都是留日學生或同盟會員，經常在學生中宣傳民主革命思想，講述鄒容、秋瑾和黃花崗烈士的故事，還組織學生進行軍事訓練，閱讀《革命軍》等革命書籍。瞿秋白意氣風發，激情有加，在武昌起義前帶頭剪掉了辮子。張太雷通過閱讀《革命軍》，對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黨的主張和思想十分向往，成為學運的急先鋒。

　　蔡和森思想趨新，英氣勃發，以孫中山為革命楷模，在長沙讀書期間，先后與毛澤東、鄧中夏是同學，同時受到同盟會員徐特立和留日歸來的楊昌濟的影響，逐漸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在求學期間就有機會與同盟會成員接觸，有幾位參加過1906年萍瀏醴起義的同盟會員，失敗后潛伏於李立三求學的會館任職，暗中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李立三通過他們了解到秋瑾、徐錫麟等革命黨人的事跡，認同同盟會綱領，接受了民主主義的啟蒙，開始革命的探求。

　　朱紅墨黑，兄弟手足。早期共產黨人大多是在親友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趙世炎的二哥趙世玨和地理老師王勃山是同盟會員，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鉞也是同盟會員，他們在兄長和師長的帶動下，思想日進，成為學生的革命骨干。同盟會員陳樹三經常向弟弟陳潭秋講述革命黨人的故事，宣傳革命主張，陳潭秋受益不淺，思想由是煥發。任弼時的堂叔父任裕恆，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在漢口創辦《民國日報》，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任弼時受其引領步上革命道路。賀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投身湖南反袁斗爭。周恩來的歷史老師高戈吾是革命黨人，悉心向周氏引薦進步書籍，其革命思想得以發蒙。

　　李大釗、毛澤東、何叔衡、任弼時、惲代英、張太雷、趙世炎、向警予、瞿秋白、周恩來、劉少奇、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王若飛、蔡和森、陳潭秋、賀龍、陳贊賢、施洋等青年志士，都是主動接受了辛亥革命及其先輩的引領，民族意識、革命意識、道路意識、信仰意識逐漸覺醒，進而滿懷豪情，朝著新的革命道路進發。

后來居上　超越辛亥革命志向

　　道路決定命運。辛亥革命以后，面對民主共和徒有虛名而無實質的現狀，不僅孫中山在苦苦探求民主共和的走向，一批早期的共產黨人（含辛亥革命的參加者和參觀者），也沒有因困惑消沉，而是鍥而不舍加入了反思的行列。他們懷抱著共同的志向，探索民主革命的新出路！“共產黨人的老一代和年輕一代都從辛亥革命中受到深刻教訓，在思想上比前人跨出一大步，隨后發現辛亥革命的嚴重不足，記取它的教訓，繼續向前探索。”（金沖及，2016年）最終接受了蘇俄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毋庸諱言，辛亥革命無形的巨大成果，就在於它為中國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使許多外來新潮思想得以引入，進一步開闊了國人的視野，從而開啟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思想啟蒙。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馬克思主義也適時在中國得以宣介與傳播。徹底反帝反封建的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好為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儲備提供了溫床。

　　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從孫先生開始的革命，五十年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

　　林伯渠揭示了尋找共產主義的艱辛：“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來，經過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還是那麼遙遠，於是慢慢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經驗，在革命隊伍裡面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董必武的回憶，也可印証林氏的說法：“過去我們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了，結果叫別人搞去了。於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吳玉章也如是說，“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后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安全。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制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當時中國革命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革命實踐的發展使我日益明確地感覺到舊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發生給我啟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新的途經。……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

　　疾風知勁草，浴火再重生。辛亥革命錘煉了一代民主革命的先驅，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人才准備，也為共產黨人孕育了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從辛亥革命出發再繼續向前邁進的。正如《中央關於紀念雙十節的決定》中所說：“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尤為關鍵者，他們堪稱辛亥革命的超越者。■

　　（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顧問﹔賓睦新，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