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此章主要闡述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孟子指出，無論多麼好的治國理念，如果不能落實為合理健全穩定有序的制度，都不可能治理好國家。這跟工匠需要規矩准繩、樂師需要定音的律管是同樣的道理。

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上文的“仁心仁聞”，“法”是上文的“先王之道”。這兩者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能對社會治理產生積極的效用。當時的各國諸侯中，不乏具有仁心仁名者，卻沒有堅決實施先王之道﹔也有諸侯只是高喊先王之道，卻沒有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這兩種情形下都不可能把國家治理好。

在孟子的概念體系中，先王之道或堯舜之道是指將仁義精神具體貫徹於治國理政中的學說。孟子稱“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言“鄉原“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可以“陳”、可以“樂”、可以“入”，都體現了“堯舜之道”主要指思想學說。孟子反復談“仁政”（10次）、“王政”（5次）、“善政”（4次）、“不忍人之政”（3次）、“文王之政”（1次），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個：為政的要義，在於善待百姓。

賈誼在《新書·道術》中雲：“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謂之忍。”孟子所言“不忍人”，即人對同類無法狠心，包括殘害人時難以下手，也包括見到同類遭受不幸時內心會感到不適。按常理說幾乎是對為政底線的要求了。孟子將“不忍人之政”與“仁政”“王政”等同視之，可見君王在行政中能確實做到“不忍人”，也屬鳳毛麟角了。“民之憔悴於虐政”、“倒懸”於“橫政”，是歷史的常態。

　　孟子講先王之道、講仁政，都是著眼於為政的根本目的在於使百姓享有更清明的吏治，享有更安定平和的社會環境，享有更富足美滿的物質生活，同時使百姓更明白人生的道理，更深刻地體會生命的價值。

　　因此，孟子宣揚“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表面上是守舊甚至是復古，實際上其用意所在並不是守舊。孟子發掘了先王之道中的合理要素，宏揚其中的仁愛理念，並圍繞民本思想建立起他的仁政學說。可見孟子打著先王之道的大旗，其出發點是將百姓置於國家本質的地位，指出國家存在的意義在於使百姓幸福。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內涵。

　　行仁政的前提是君王有仁愛之心。前文孟子著重論述了君王僅有仁愛之心還不足以有仁政，更需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和制度上。但是，有仁愛之心的君王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本節孟子又強調必須做到仁者在位。

　　孟子的論証過程中多有跳躍。比如，如何做到仁者在位？他沒說，接著就談無仁愛之德的人處在高位的危害。這是從反面說明“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的必要性，論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的必然性。簡言之，在孟子的觀念中，君權並非神授﹔君王昏庸無能或暴虐無道，為禍社稷百姓，就應當被趕下君位。這其中便隱含了孟子的另一層意思：經過臣民的選擇和實踐証明確實是仁者，才有資格佔據君王之位。

　　孟子的文章不以縝密的邏輯推導和論証見長。不過，他的觀點是鮮明的，他的思考方向是正確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他對怎樣用規矩來限制擁有無限權力的君王的虎狼之心，給出了他的答案。

　　最后，孟子討論為臣之道。值得重視的是，他提出的兩條正面觀點：“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都是在說，臣下對君主起到監督和糾錯功能，是為臣的本分和義務。“吾君不能”既是臣下為君王開脫的借口，又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編織的謊言，孟子痛斥這種為臣之道是“賊”。賊者，敗也，害也﹔敗社稷，害百姓。■

（邵永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責編 王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