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十年裡，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人口的變化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並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作出重要貢獻。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口的規模、結構、分布與素質的戰略性重要地位已經由歷史証明。在新時期和新時代下，中國人口呈現出新的特征和形態，人口形勢與以往相比迥然不同，尤其在生育領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變遷最為深刻的一幅縮影。在此背景下，對婦女生育水平、影響因素以及人口未來發展態勢的研究和探析，既是人口均衡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經濟建設繼續推進的客觀需要。

中國生育率轉變及政策調整

自20世紀70年代，全國性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推行，我國婦女生育水平由此拉開迅速下降的帷幕，總和生育率從70年代初的6左右下降至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隨后進一步下降至1.6左右（見圖1）。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婦女生育率轉變歷程具有其獨特性，表現為轉變的迅速性、不穩定性、區域不均衡性和外部干擾性。尤其近些年來，我國人口死亡水平基本處於恆定狀態，國際遷移影響微小，生育則成為決定我國未來人口走勢的最重要因素，是塑造未來人口結構和形態的最重要力量。因此，關於生育的討論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

　　為應對新的人口挑戰與問題，近些年我國政府對生育政策進行了諸多調整和完善，如2013年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完善調整的效果主要表現為對二胎生育的刺激作用，通過增加二孩出生人數帶來年度出生人口規模的增長。自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來，二孩出生人數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佔年度出生總量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見表1）。但是，一孩出生數量和佔比出現下降趨勢，甚至導致總出生人數出現下降。2017年，一孩出生724萬，比2016年減少249萬，同期總出生人口僅少63萬。一孩出生的減少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育齡婦女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20-29歲）規模的下降、初婚初育推遲、生育意願降低等。

　　特別指出，出生人數與生育率是兩個既相關又不同的人口學指標。雖然二者均是反映婦女生育狀況的變量，但是出生人數減少並不代表婦女生育率下降，兩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數學關系，后者還受育齡婦女規模、結構以及生育模式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對婦女生育率的判斷需要更加詳細可靠的數據和謹慎的態度。

低生育率現象的成因

從世界范圍看，低生育率現象已經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全球性趨勢。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世界上74個國家（或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在1.8及以下，其中29個國家（或地區）生育率在1.5及以下。有學者指出，生育率轉變可被稱為20世紀對人類社會影響最為深遠和最重大的變化。

　　低生育率現象的背后涉及復雜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宏觀層面，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均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對於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強有力推行顯著加快了婦女生育率轉變的完成。研究表明，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在我國婦女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作用具有階段差異性，在婦女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生育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更近期的數據分析則論証了經濟因素（如城市化、經濟增長、教育水平、嬰兒死亡率、子女養育成本等）在生育率下降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微觀層面，個體/家庭的行為和社會經濟特征直接影響婦女的生育行為，如家庭結構、居住模式、代際關系、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婦女教育水平及工作狀況等。

　　近些年來，我國婦女生育率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除上述因素外，婦女工作-家庭雙重角色沖突、子女養育成本上升、托幼服務市場化程度低、生育意願下降、房價高漲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婦女勞動參與率一直處於較高水平，但同時女性在家庭內部仍需要承擔主要的家務勞動和子女照料，而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趨勢的發展又使得隔代撫育成本增加。在發展成熟的市場化托幼服務不可及的當下，婦女的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受到顯著影響。

中國人口未來發展趨勢

　　學術界和政府部門對婦女生育率的熱烈討論，落腳點在於對我國未來人口走勢及其對社會經濟建設影響的關注。雖然近些年政府一直在不斷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並取得一定效果，但在人口發展總方向既定的背景下，生育政策對人口未來發展趨勢的影響力度並不是無限制的，甚至沒有達到政策調整前的預期。筆者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情境進行模擬，未來我國人口結構和形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年齡結構老化、勞動力供給減少、撫養比上升等（見圖2）。

首先，我國人口總量在未來十余年將持續增長，但隨后將開始下降。自20世紀中葉以來，我國人口規模一直維持不斷增長的態勢，且高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婦女生育率長期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內在增長率由正轉負，近些年的人口增長主要歸於慣性增長。到2027年，我國人口總量將攀升至峰值14.4億左右，隨后將邁入負增長的歷史轉折期。同時，我國人口規模的世界排名也將很快“退位讓賢”，被印度趕超，我國退居世界第二人口大國。2050年，我國人口總量將降至13.4億左右，甚至少於我國目前的人口規模。其次，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不斷縮減，佔總人口比重持續下降。未來數十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將維持不斷下降的趨勢，從目前的10億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8億人左右，降幅達到20%。第三，社會撫養負擔迅速加重，第一次人口紅利已然消失。從1980年代初至2010年左右的三十年間，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中生產性人口佔比較大，少兒撫養負擔和老年撫養負擔均較輕，為經濟增長創造了良好的人口條件。但2010年以來，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社會撫養負擔尤其是老年撫養負擔顯著加重，依托於傳統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然不可為繼。2050年，我國社會撫養負擔將增長至67%左右，增長近一倍。最后，人口老齡化持續快速推進，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在未來二十年呈現近似直線型增長。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3.5億人左右，佔總人口比重約為26%。

低生育率的應對

低生育率現象不僅僅是人口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和發展問題。為應對低生育率帶來的挑戰和問題，如人口萎縮與勞動力短缺等，各國政府普遍出台了鼓勵生育的相關措施。從各國政策實踐看，鼓勵生育政策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財政激勵性政策，如財政補助政策、住房激勵政策、生育津貼制度、兒童補助金等﹔二是促進家庭-工作平衡的支持性政策，如產假/陪產假政策、親職假政策、托幼照料/服務政策、彈性化工作時間制度等﹔三是家庭/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政策，如促進性別公平與平等的政策、榮譽激勵政策、鼓勵婚育政策等。歐洲經驗表明，幫助女性平衡就業和家庭之間關系的政策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生育率的回升。在生育率相對較高的部分北歐和西歐國家，兼職或靈活就業的現象較為普遍，尤其是女性。

　　發達國家在家庭政策方面做出的諸多嘗試和努力，對我國家庭政策改革和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具有良好的啟示和借鑒意義。結合各國實踐以及我國具體國情，在應對低生育率問題、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領域，需要重點關注以下方面。

　　首先，良好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是基本保障。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家庭政策領域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雖然在產假/陪產假方面政府已做出積極努力，但在促進家庭-工作平衡、家庭內部的性別平等政策、托幼服務、家庭津貼等領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甚至缺位明顯。其次，營造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社會氛圍和文化環境，通過宣傳教育、輿論倡導等方式樹立良好的生育文化，“以外攻內”來提升夫婦生育意願。第三，在制定和落實家庭政策的過程中，注重與其他領域政策的銜接與配套，從經濟、文化、政策等多個維度著手，幫助個體和家庭實現生育的權利和自由，讓年輕夫婦“願意生”“生得起”“養得起”。■

　　（張現苓，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講師/責編　張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