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隻隔著一道小小的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同胞的來往受到了種種限制,可是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始終維系著兩岸同胞的情感,沒有任何改變。
20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關系開始出現了緩和的趨勢,兩岸人員來往逐漸多了起來。1987年,台灣《自立晚報》的兩名記者首先沖破台灣當局禁令前來大陸進行採訪,打通了兩岸新聞媒體交流的路。此后台灣記者大批前來大陸,可是由於台灣當局設置的政治限制,大陸記者卻很難進入島內。
經過幾年的波折,到1992年,大陸記者才得以組團赴台。這是大陸記者第一次正式組團赴台採訪,宣告打開了兩岸新聞媒體雙向交流的大門,具有歷史意義。
大陸記者團由17家新聞機構的18名記者組成,當時我作為《團結報》的記者,成為大陸記者團的成員之一。
經過種種曲折,大陸記者團於1992年9月5日至12日,在台灣的台北、高雄、台中、彰化、新竹、花蓮等6個縣市,訪問了30多個工廠、農村、學校、醫院和居民住宅等單位,採訪了張學良、陳立夫、辜振甫等知名人士,參加了數不清的歡迎和交流活動,讓我們感受最深的是台灣各界人民對大陸記者的熱烈歡迎和真摯友情,是台灣人民對大陸的強烈關心和與大陸分不開的鄉情親情。
大陸記者團中有幾位是台籍同胞,這次到彼岸圓了多年與親人團聚的夢。
初次到台北,大陸記者卻沒有陌生的感覺,這不僅因為一路上看到的“南京路”、“四川路”的路牌給人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更主要的是,無論接待我們的海基會工作人員,還是賓館服務員,人人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使我們北京來客,頗覺鄉音悅耳。
參訪中,我們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情的歡迎。9月6日下午,我們到高雄市四維社區走訪民宅。當時下著濛濛細雨,社區居民們紛紛打傘一趟又一趟地來回接送我們。住戶互助委員會主任委員房連城以“風雨故人來”的詩句歡迎我們,並邀請我們去他家看看。
房先生是一個儲運服務中心的人事科科長,住三室一廳,共約80平米。室內布置也還雅致,家用電器較齊全,家具陳設並不算太高檔,大約相當於北京中等水平的家庭。
我們還參觀了另幾家住戶,有些戶的室內布置有些民俗色彩。有的大門上貼著“運到盛時須儆省,境當逆處要從容”之類的對聯,室內的潔淨處供奉著祖先牌位。這幾戶夫婦都有工作,孩子上學,屬台灣的小康之家,在十幾年前買下了自己的一套住房,這在台灣算是幸運者了。
許多居民都前來與我們交淡,並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坐坐,但由於時間有限,雙方只能在雨中惜別了。
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有熱情的台灣同胞迎上來問候,表示歡迎,像久別的親人見面,互相有說不完的話。
9月11日上午,我們一行18人抵達花蓮太魯閣公園。我正在拍照遠山近樹時,忽聽到旁邊一位女士驚訝的聲音:“啊,大陸記者!大陸記者!”男士的聲音:“是嗎?!”女士又說:“他們會跟我們說話嗎?”那話語是熱情、興奮、疑惑與企盼的迸發,我聽了心裡熱乎乎的,激動得眼眶發酸,急忙放下手裡的相機,緊走幾步上前招呼:“先生,太太,你們好!”看到還有兩個孩子和他們在一起,我又高興地說:“看得出來,你們是一個幸福的家庭。”那位先生和太太頓時一陣驚喜,過來和我握手。他們說,從報紙上早就知道大陸記者來了,“真沒想到見到你們大陸記者啦!看起來,你們和我們一樣啊!”我說:“都是中國人嘛!”我們都大笑起來。那位太太趕快招呼兩個十多歲的孩子過來叫我“伯伯”。那位先生40多歲,一副忠厚樣子,太太很開朗,很健談。他們都難以抑制興奮激動之情,跟我攀談起來。先生告訴我,他姓林,在船舶公司工作,太太是小學教師,兩個孩子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國中”(初中),都很可愛。他們家在台北,趁今天中秋節假日,來太魯閣旅游。他們都是本省人,沒去過大陸,對大陸的一切都感興趣,問起大陸來沒完沒了,並表示一定要去大陸好好看看,否則枉為一個中國人了。
這時傳來海基會朋友招呼我們上車趕路的聲音。林先生一家趕忙與我合影,相期再見。我們的車開出很長一段路,林先生一家還站在那裡,向我們頻頻揮手致意。
在太魯閣,我遇到兩個林先生這樣的家庭,並與一些游人交談,他們都關心大陸,關心大陸同胞,希望兩岸更多更方便地來往,向往中國統一,盼望中國富強,台灣同胞的親情與善意,使我久久不能忘記。
在台灣,我們廣泛接觸了各界各階層人士,其中不乏當代中國知名人士。
回想起來,對張學良將軍、陳立夫先生等人的採訪,令人印象深刻。
9月10日,我們在台北市北投區的公館見到了張學良將軍。我們緊握張學良的手,向他轉達大陸同胞對他的思念之情,並對他在台灣首次接受大陸記者採訪表示感謝。張學良笑著連聲說:“謝謝,謝謝!”
當時92歲的張學良身體很好,精神也不錯,態度親切,很高興地與記者交談,並表示:“有機會就回家鄉看看。”談起東北老家,他說:“不經常知道老家情況。我的家我當然是很挂念的。台灣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國。每個人都會想到自己的老家。”
談到兩岸統一的話題,記者說:“兩岸大多數中國人都希望統一。”張學良先生馬上接著說:“我也是大多數之一。”他說:“我看時機到了就一定會統一。國家當然會統一的。歷史上我是從來都贊成統一的一個人。我為統一奔走得也很多了。”
張學良先生還祝願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成功,認為兩岸關系還是“慢慢地往好的方面發展”。說這番話時,張學良先生的情結有些流動,使人感到這位當年為了挽救民族於危難之中的年輕將領的熱血仍在沸騰。他曾不顧個人安危,挺身發動兵諫,力促國共合作抗日。在他幽居的晚年,心中仍然縈牽著祖國統一大業。
我們還對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進行了採訪。在中國現代史上,陳立夫是一個令人矚目的角色,他的經歷與國共兩黨關系史密切相關﹔他晚年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國統一,並提出“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的觀點,更引起兩岸人士的濃厚興趣。
9月9日下午,大陸記者來到了位於陽明山下中山北路的陳立夫寓所。陳立夫平時深居簡出,這次竟然接受大陸記者採訪,也吸引了大批台灣記者跟蹤而至。
採訪時,年逾九旬的陳立夫先生精神矍鑠,思路清晰,滔滔不絕地談起了中國文化。他一再闡述中國文化的偉大、永恆,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無限熱愛,反復強調“應當曉得中國文化有什麼好處”,應當“以中國文化來統一中國”。
當記者請陳立夫談談對兩岸關系的看法時,他表示堅決主張兩岸盡快進行和談、實現中國統一。他認為,現在世界上的一些強國不願意我們中國統一,“我們自己要偉大一點,不要因為小的問題把事情弄得不好”,“依我的看法,全中國的人民,不論海內海外的中國人,沒有不願意中國統一的。……中國站起來,可以幫助全世界,不僅是在文化上政治上幫助全世界,也可以在經濟上幫助全世界”。他還說中國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大家都要為中國的前途著想。
當記者問陳立夫是否想回大陸看看時,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無法出遠門。隨后他又提高音調大聲說:“如果我去中國大陸對中國統一有幫助,兩岸人民需要我去,我就一定要去!”
採訪結束,我特別上前說明我是《團結報》記者,向陳立夫轉達他的老同學孫越崎老先生對他的問候。我說:“孫越崎老先生說,他在台灣的老同學隻有您和俞大維先生還健在,他很想念你們。”陳立夫聽了,目光驟然發亮,顯得有些激動、興奮,說:“孫越崎,我們是老同學。他明年整100歲。”我表示驚佩他的記憶力,又向他介紹了孫越崎近況。陳立夫聽后又說:“在‘五四’運動時,他是我們的領袖!”
盡管陳立夫的一些看法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是93歲高齡的陳老先生仍以高度的責任感關心中國統一、關心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積極倡議國共兩黨盡快舉行和談,力促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堅決主張中國統一的精神是非常可貴、令人敬佩的。
還有一次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活動,就是大陸記者採訪李煥。李煥曾任台灣“行政院長”,1992年還擔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常委。
李煥先生追隨蔣經國40多年,被稱為蔣經國的“左膀右臂”。在談到兩岸關系時,他說:“蔣經國先生1988年去世之前,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尤其重要的是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由於這個政策的決定演變到今天雙方交流密切的情形。”“自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之后,雙方交流越來越密切,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希望能繼續發展下去。”
李煥先生認為:今天我們一定要清楚,“我們應該考慮國家如何發展,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改善,怎麼樣使我們中國人在未來整個世界上扮演一個幫助別人、維護人類和平發展的角色,為此貢獻自己的力量”。
對大陸的改革開放,李煥先生極為贊賞。聽了記者的簡介后,他說:“我對兩岸關系的發展持很樂觀的態度,而且我會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我們的政策是最后國家要統一。怎麼樣達到這個任務,我們有責任,應該推動這件事,積極支持這樣做。這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黨的問題,應該以國家的前途,全中國人民的福祉為目標。大陸上最近幾年改變很多,而且這種改變隻會向前,不會退后。照這種趨勢看來,我對我們國家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採訪將結束時,李煥先生有些激動地說:“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都希望中國的前途是幸福的、光明的,這是相同的看法。”他表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不是中國人耀武揚威的世紀,而是中國人發揮我們的智慧、文化、力量來幫助世界進步的世紀。”
1992年首批大陸記者的訪台之行,開啟了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大門,促進了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互相往來,至今回憶起來仍令人心情不能平靜。讓人感觸最深的是台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的關注與親情、兩岸一家親都是中國人的情懷、企盼中國實現統一的願望,這是任何勢力改變不了、也阻止不了的。后來不久,兩岸達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九二共識”,更進一步加強了兩岸關系。當前一些“台獨”分子聒噪不已,妄圖否認兩岸“九二共識”,並盡力阻止兩岸同胞往來,他們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也阻擋不了兩岸關系的發展,“台獨”分子必將受到人民的譴責和歷史的懲罰。■
(卜林龍,《團結報》原副總編/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