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與納雍扶貧工作的一些回憶     楊新人　口述    2018年07月09日15:41

 

我1938年10月生於重慶，1960年畢業於成都工學院（現四川大學）化工系塑料專業，后到吉林工作。我是1984年加入民革的，在此之前，是吉林市石油化工局的總工程師，在1983年時當選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此后連續當選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連著五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這是不多見的。在擔任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時，還擔任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對“三農”及相關問題比較熟悉。

　　加入民革不久后我就在民革吉林市委會擔任負責人。民革吉林省委會換屆，我又當選為省民革的副主委。1985年因工作需要，調入民革中央機關工作，直到退休。

　　我在民革中央機關的工作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擔任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第二個階段，1993年起調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當部長，今天這個部門叫“社會服務部”﹔第三個階段，2001年去了民革中央最晚成立的一個部門——調查研究部當部長，直到退休，“調查研究部”就是今天的“調研部”。在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部長時，我多次到貴州納雍縣考察調研，對當地的扶貧作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在留下勤奮和思考的同時，也留下了對納雍人民的一份深厚感情。這段工作經歷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是我在民革中央工作時期一段非常值得回憶的經歷。

　　1991年底，民革中央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扶貧開發工作的戰略部署，將納雍確定為扶貧聯系點，具體工作主要由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負責開展。這項任務對民革而言是很新的，沒有經驗可供借鑒，只能一步步摸索著開展。

　　當時，我們開展工作時主要遵循以下幾個思路：

　　首先，了解實際情況。之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的部長，也就是我的前任，已經多次去過納雍，了解到縣裡情況：那裡非常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貧困，財政非常拮據，困難重重。但這只是描述，我並沒有切身體會，究竟“困難”到什麼程度呢？接手新工作后，我也很快就去了納雍考察調研，親眼所見，有了感觀認識。納雍真的是一個非常貧窮、發展非常困難的地方，雖然新中國成立已經三四十年了。那時，如果去納雍，需要從貴陽出發，坐吉普車向西北方向前進，花費至少一天的時間，公路非常難走，道路狀況糟糕，路上很是顛簸，很多路段還是盤山路，非常險峻。到縣城一看，雖然是個縣城，卻還不及東部地區的鄉鎮。街上什麼情況？豬，行人，挑擔子的人，都在街面上行走，人與畜混在一起，見不到什麼工業，也沒有像樣一點的房子，用一個詞形容那就是“原始”。這就是我們開展工作面臨的實際情況。

　　其次，認清自己的定位。也就是了解納雍情況后，民革中央作為幫助納雍脫貧致富的幫手，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民革中央幫扶納雍，不是去代替人家管理、發展，不是去充當主力。納雍發展的主力軍是當地的中共黨委、政府，還有當地老百姓，民革中央的角色是“協助”。如果到那裡不停地指手畫腳，言必稱你們應該這樣應該那樣，那肯定是不行的。作為協助者，民革主要任務是想辦法、辦實事，要想到各種辦法去幫助他們。從這一點出發，當時在民革中央李沛瑤主席、分管該項工作胡敏副主席的帶領下，我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研究情況，聯系各方，提出了一些讓各方面都很關注的口號。比如，我們當時提出一個口號：動員全黨的力量去支援納雍。意思是說，納雍不只是我們民革中央的對口扶貧點，更是民革全黨的對口扶貧點。還有“納雍不脫貧，民革不脫鉤，納雍脫了貧，民革也不脫鉤”。至今這句口號都在沿用。這些口號的背后，反映了我們對自身定位的把握。

　　第三，採取切實措施幫扶納雍。有了認識，有了定位，我們就好開展工作了。我們對納雍的支持不是某一個方面，而是全方位的，包括資源開發、公路修建、教育建設、醫療投入、人員培訓，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向中央、政府各部門反映情況。

　　納雍很落后，但情況還不是百分百糟糕，也有令人高興的地方：這麼貧窮的地方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那個地方是有名的織納煤田所在地（“織納”指的是織金和納雍兩個縣，這一帶是貴州省最大的無煙煤產區）。所以，我們以民革中央的名義邀請到煤炭工業部（該部於1998年撤銷——編者注）有關的專家和有關的勘測設計院的專家參與到幫扶工作中，幫納雍勘測自身的煤炭資源，看看織納煤田到底有多少煤炭資源可供開發，分布情況如何。通往納雍的公路很糟糕，沒有一條柏油路通到省級公路上，民革中央李沛瑤主席就親自寫信給交通部（2008年改為交通運輸部——編者注）的部長反映情況，得到交通部部長的支持，專門安排改造了一條主要道路。

　　納雍的教育很落后，雖然全國人大很早就通過法律明確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納雍縣的財政連發工資都不夠，哪裡還有錢辦小學？我曾經實地考察過當地的小學，情況很糟糕：有用茅草蓋的房子，有把岩洞當教室的，有的學校老師背著孩子上課，教一會兒書，又哄一會兒孩子，有的根本沒黑板，在地上比劃著。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千方百計幫助當地辦教育。這段時間，我們用了好幾年的工夫，組織與民革有關系的單位和個人，集資募捐辦了十個鄉村小學。當然，這些小學不能和經濟相對較好的地方的小學相比較，只是普通的鄉村小學，相應的條件也會簡單：只要有一個二層的樓房，六個教室，兩間辦公室，一個廁所，一個小院子就夠了。六個教室對應六個年級的學生，兩間辦公室是給老師使用的，這是最起碼的條件。所用的土地是村裡集體所有的，不需要再征地花錢，修建的任務主要是當地的農民義務從事，有時也會花少量的錢外面請一些工人，所以在那裡建立一所小學成本價大概是十萬塊錢，最多也不過三十萬塊。建學校的這些錢，有些是我們民革普通黨員自己捐的，有些是我們民革黨員中的企業家出資的，還有通過我們的關系從海外的同志朋友們那裡籌的款。總之，就是通過民革，充分發揮各方面的聯系，我們在納雍建了十個希望小學。建好后，“軟件”問題又顯現了：當地老師水平有限。於是，我們又把這些老師組織到貴陽，發動民革黨員中的優秀教師、發動民革黨外有聯系的教師到貴陽，開展培訓教育。

　　納雍的醫療條件也很不好，有些疾病、傳染病在當地依然可見。我們知道情況以后，以民革中央名義向當時的國家衛生部（2013年改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者注）反映了情況，衛生部很快就撥付疫苗等醫療物資給當地。我們還發動貴陽醫學院的民革黨員組成醫療組（他們長期從事醫療研究，具有豐富的醫療知識），協助當地醫生看病治病，並定期對當地的醫生進行業務知識培訓，提升當地醫生的醫療知識和水平。

　　當地的領導干部曾說，因為他們這個地方很落后，自己也缺乏信心、缺乏底氣，有時到其他地方開會，這些當地領導干部就往后排座位坐，既不敢發聲也不敢講話。我們民革中央在幫扶工作中，也會採取多方措施給予他們鼓勵，鼓勵他們奮發有為、迎難而上，幫助他們樹立通過努力改變落后局面的信念與信心。后來這些地方領導干部告訴我，跟民革的同志接觸后，他們覺得底氣越來越足。

　　有時候，即使機會偶然，我們都會去嘗試抓住，想方設法給納雍做一點事情。我講三件小事情。

　　第一件。記得有一次，遇見一位來大陸的台灣朋友。我問他，你們最近到大陸計劃做點什麼事情？他說，要去寧夏參與扶貧工作。我說，是不是考慮一下到貴州來看看呢？他問，你們在貴州有相關工作嗎？我說當然有啊！他說，我能了解一下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把民革在納雍做的事情整理出來形成紙質材料，專門到那位台灣朋友住的賓館送給他。他看了以后說，老楊，下一次咱們就上貴州吧。最終，我們民革牽線，促成了一個台灣扶貧代表團到貴州納雍開展扶貧幫困考察，這個代表團最后向當地捐助了醫療器械，價值一百萬台幣左右，全部分配到鄉鎮衛生院。

　　第二件。在民革中央的推動下，納雍縣成功地建成兩個大的電廠，這對當地經濟發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在進行電廠建立前期准備工作時候，國家提出要壓縮全國電廠、解決電能過剩的問題。當時我們感到很為難：一方面希望當地電廠盡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又與國家的要求精神不符。但經過研究，我們覺得，相關前期准備工作還是要做的，即使眼下不建立，將來還是用得到。所以我們部門請時任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的周鐵農同志親自帶隊調研，同時邀請交通部、水利部、電力公司等有關部委企業的負責同志一同實地考察。納雍實際情況給了他們很深的印象。后來廣東缺電，國家提出需要從貴州這邊引電之時，納雍電廠建設的請示因為之前就准備好了，因此立即報了上去，很快就得到批復。國家有關部門組成的評估組還專門到納雍去評估電廠建廠這件事，我們民革的同志也參加了評估大會，我還在會上發了言，大意是說這個項目一定要搞成，因為納雍有這個需要，也有這個條件，而且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符合老百姓的需要。最后評估組發表了評估意見：可以在這個地方建電廠！消息一出，開會大樓的樓下就開始放鞭炮。后來，民革中央胡敏副主席代表民革中央在中央國家機關的扶貧工作會上做匯報介紹支持納雍扶貧工作時候，還介紹過這個事情。現在想想，很有意思。

　　第三件。我記得，納雍縣一共25個鄉鎮，其中23個我都去過，了解過情況。有一次，去一個苗族村寨。由於公路未修到該村，汽車是開不到這個村寨的，需要步行一段路。我和同行的同事就步行過去了。路途中，我們看見當地的農民正在做營養缽。營養缽，就是把比較好的土裝進小容器裡，做成像小花盆一樣的東西，之后把玉米種子埋在營養缽裡，種子就能早一點發芽，玉米生長時間就能相應提前，種植時間會相應增加，產量也就相應多一些了。看到當地很多村民都在做營養缽，我就和同行的同事研究：向當地捐贈半噸化肥。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既然知道通過制作營養缽來種植增產，說明他們有應該“科學”種田的意識，既然如此，我們就發揮我們的力量支持他們增產。當年，這個村子的玉米就實現了大豐收。村民非常激動，說要給我們慶功，我們說不需要慶功，只要你們能夠繼續科學種田就行。

　　總而言之，就是我們民革能夠想到的、能夠出上力的都盡最大努力付諸於實施，完成了一件件實事，這樣經過多年的努力，就逐漸有了影響。民革全黨在納雍先后開過幾次支邊扶貧工作會，一些很遠的省份的人也都來參會，介紹情況，交流信息。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通過會議先了解情況，以后有些工作也許就可以對接上，就有可能做一些實事。

　　對納雍扶貧，民革中央不僅自己全力在做，同時在全黨發動號召，投身這項工作。民革有著自己的黨員，有知識密集聯系廣泛的特點，黨員中有各方面的專家，我們就通過民革這個組織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參與到幫扶納雍的工作中。比如，組織重慶民革黨員中的柑橘專家到納雍的田間地頭指導當地果農剪枝修枝、培育栽培﹔從浙江民革黨員中請來最頂尖的茶葉專家到納雍幫助當地發展高山茶業﹔民革黨員中有全國最一流的土豆專家，我們就把他們請來組織到納雍幫助當地改良土豆品種﹔等等。這些工作都很實際，所以納雍縣的老百姓對民革的感情也特別深厚。

　　作為當時的部門負責人，我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成績，不是我個人做出來的，也不是我的前任做出來的，這是民革全黨的工作，民革全黨的成績。當時我們在做，今后我們民革還要一代一代做下去，這對民革而言，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借此熟悉社會，了解國情，發揮我們的優勢，報效社會，服務國家，鍛煉自己，體現我們的價值。這樣有意義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當然，我們的力量終究有限，不可能通過幾年的工作就讓納雍實現翻天覆地、徹底脫貧的變化，當地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困難要去克服。但即使如此，我們民革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所取得的成績也已經令人欣慰了。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工作是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

　　（楊新人，民革中央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工作部部長。以上資料由團結出版社採集提供/責編　金綺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