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玫：一顆不變的赤子心         2017年12月12日14:03

來源：《親歷者贊》作者：吉朋曉

 

高小玫， 1961年3月生，女，漢族，陝西渭南人，博士，高級工程師（教授級）﹔1988年2月加入民革。

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政協上海市第十二屆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上海市科協副主席。

1987年的秋天，浙江某地一處安靜的院落。時任民革陝西省委會副主委的高凌雲老人，在夕陽下安靜地打太極拳。26歲的女兒高小玫在一邊陪伴著他。

日影西斜，周遭一片靜寂。看著日漸蒼老的父親，高小玫心中突然涌出一股難言的情愫——“我覺得他很孤獨。我想給他一種支撐。”20多年后，高小玫回憶起那天的情形，這樣解釋道。於是，她對父親說：“我加入你們民革吧！”

父親停下動作，認真地看著女兒。在確定了女兒這是由心底而生的想法時，老人欣慰地說：“挺好的，民革現在需要你這樣的人。”當時的高小玫，剛剛結束研究生的學業，拿到了那時十分難得的碩士學位，屬於名副其實的高級知識分子。

返回上海幾個月后，高小玫在時任民革上海市委會副主委李贛駒的引介下，開始了她的民革人生。

“民革為我打開了一扇門”

高小玫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國民黨愛國將領。祖父高雙成，早年參加同盟會，曾經是國民黨86師師長，后任22軍軍長、晉陝綏邊區副總司令、陝北警備司令。抗日戰爭時期，他以大局為重，與延安根據地友善為鄰，深得中共好評。1942年朱德視察綏德時，稱他是有正義感的軍人，敢於同共產黨合作共事﹔1945年他病逝時，毛澤東指示以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名義致祭吊唁，送挽聯稱：“練兵親勤，驅逐倭寇著功名﹔救國友誼，傳來訃報悼善鄰。”

父親高凌雲，曾在國民黨22軍任職團長。1949年1月，高凌雲率部在陝西榆林起義，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任西北軍區獨立二師師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榆林軍分區副司令員、西北軍區司令部參議，后轉任陝西省水利廳副廳長、農林機械局和機械工業局副局長，以及陝西省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他是民革第六、第七屆中央委員以及陝西省委第四、第五、第六屆副主委、第七屆主委。

因為這樣的背景，別人都說，高小玫是“名門之后”。這話原也不假，但她自己，卻從來沒有什麼出身“名門”的“傲嬌”。三十年間，從人文厚重的西北到日新月異的江南，從普通科技工作者到地方黨派領導，她一步一個腳印，腳不停歇地奔走著、忙碌著，服務著她所從屬的組織，經營著她所熱愛的事業。

高小玫生於1961年，是在“特殊”的年代裡成長起來的。她人生中的第一個記憶，就是“文革”中的“抄家”。“記得是一個周六的中午。寄宿在幼兒園的我午睡醒來，看見被子上放著一包糖果。阿姨告訴我，哥哥已經來過了，說這星期家裡有事，不能接我回家了。”后來她才知道，就是在那天，自己的家被“造反派”抄了。隨后，父親就去了五七干校，母親帶著全家老小，被下放到了延安……

直到十幾歲，她才重新跟父親生活在了一起。對於父親，她有這樣的評價：“律己極嚴，正直、簡朴，非常認真。”“要麼不做，做就要做好”“你講的每一句話，都體現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這樣的話，是他經常對孩子說的，至今讓她難以忘卻。在后面的敘述中我們將會看到，這“認真”二字，正是高小玫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最重要的品質，甚至已經成為她為人做事的一個基本准則。

1982年，高小玫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學的是金屬材料學。畢業后，她被分配到常州一家煤炭機械廠，跟著老工程師實習技術工作。乍從校園踏入社會，況且人生地不熟，高小玫有些不適應。“那時候的我很內向，人又小，又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那一年的生活，很封閉。”

第二年，她考上了北京鋼鐵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后又讀取了北京科技大學金屬材料專業的博士學位）。3年后，碩士畢業的她在上海鋼鐵研究所，真正進入了材料的基礎應用研究領域。她一頭扎進了顯微鏡下的微觀世界，在原子、分子的陣列中徜徉。

然而，對於這位年輕的研究者來說，顯微鏡之外的世界似乎更為復雜。

自20世紀80年代起，科研院所開始進行了擴大研究單位自主權和專家決策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形成科研項目課題制，專家們搞科研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了。高小玫和當時的其他專家一樣，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他們夙興夜寐，紛紛提出自己的研究課題。

可是，在當時企業轉制剛剛起步、管理體制尚未理順的背景下，行業生產情況不容樂觀。高小玫當時所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做鋼材料研究，首先需要取得材料。可在當時的行業環境下，要煉一爐鋼，計劃報上去，等半年都沒反應”。時間就這樣白白浪費掉了。

不難想象，對於一個剛剛完成學業，滿心熱情地要做出一些成績的年輕專家來說，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沮喪的現實。正在這個時期，高小玫的母親突然去世了。老父親來華東散心，高小玫陪父親到浙江休養。於是，便有了開頭時的那段對話。

這段對話，也為高小玫的人生打開了一扇新的門。

“從顯微鏡下拾起目光”

1988年春節前后，高小玫參加了民革市委組織的新黨員學習會，成為當時上海市吳淞區的一名民革黨員。

雖然很快就加入了民革，但她對組織的熱情，卻是一點一點被點燃的。“一開始的時候，作為一個新人，也因為本職工作的忙碌，我只是按例參加一些會議和活動，盡著一個普通民革黨員的義務。” 可是，既有民革淵源，又是高級知識分子，有能力，肯付出，這樣的“苗子”，民革的老領導們豈肯“放過”？

很快，在領導和同志們的推舉下，高小玫從一個基層黨員成為了區委委員，以后又成為寶山區人大代表、常委，並參加了寶山區青年聯合會，任副主席職務。1992年，她以黨員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民革上海市委會第八次代表大會。

那是她第一次參加民革的代表大會，隆重的場面讓她至今難忘。她還記得在會上曾被時任市委會副秘書長的羅華榮臨時“抓去”，讓她為大會宣讀工作文件。盡管領導們會后都笑言她“中氣太小”，但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真正感受到了組織的庄嚴與力量。

1996年，高小玫當選為民革寶山區委副主委。

實際上，在這幾年中，她的角色已在不斷地轉變中了。比如她人大代表的第一個議案，做的是關於上海外來人口租種農地的課題，這與她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她卻做得津津有味。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已經逐漸地“把目光從顯微鏡下納米級別的微觀世界中拾起來，看向身邊更加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了”。

可能連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她的人生，正因此而面臨著巨大的轉變。1997年年底，她收到了一個意外的通知：相關部門要來對她進行約談考察，想把她調到上海市經委工作。

先不說工作環境上的改變。在那時候人們普遍的觀念裡，隻有數理化才是真學問，文史哲，以及相關的行業，都算不得真的事業。高小玫已經在科研領域奮斗多年，要她離開專注多年的研究事業轉行，還真需要點勇氣。

轉變並非不可。但轉變過后，必須有一個真正的舞台——她可不想去混日子。

與當時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丈夫商議之后，她慢慢理出了自己的思路。“當時，國家的各個行業都面臨著從傳統管理方式向現代管理方式的轉變。國家需要科學的管理和管理者。這也是一種事業，也是一種學問。”她很快下定了決心，“盡管不懂，但值得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我投入的。我會把它當成一個事業來做。”對找她談話的工業黨委領導，她這樣說。

沒工夫理會環境、人事的變化，她首先要補上的，是知識。“隔行如隔山。盡管自己整天研究金屬材料，但那時候，我對於金屬行業在社會經濟中到底是什麼地位完全沒有概念。” 產業、行業、經濟、社會、管理……要學的太多了。她腦子裡每天都塞滿各種各樣的額外難題，工作中也留心向同事們學習業務，抓住學習培訓機會惡補經濟管理知識，還利用當時並不普及的互聯網和各類書報，關注相關的時事。

留給她的過渡時間不多，卻並沒有耽誤她迅速進入角色。

有的人，會因環境改變的壓力而改變初衷﹔有的人，卻會使變化的環境更契合自己的理想。高小玫無疑是后一種人。在新的崗位上，她調整狀態，心無旁騖地實踐著自己的理念與追求。

“光有意識不行，還得有能力”

在上海市經委，高小玫先后就任過科技處、稀土辦、投資與技改處的職務。幾年下來，對於行業、市場、經濟，都有了深刻的認知。

2002年，高小玫就任上海建材集團總公司總工程師，開始獨當一面。

在上海建材集團網站對集團的介紹中，有這麼一句話：“集團以玻璃及玻璃深加工、資源利用環保型水泥產業……為核心業務。”其中的“資源利用環保型水泥產業”正是高小玫在任期間著力推進的一項業務，也是至今讓她念念不忘的一個產業項目。

念念不忘的原因，就是它的“循環、可持續性”。

高小玫上任時的上海建材集團，主營業務是玻璃、水泥、硅酸鹽材料等高耗能材料。而在那時的上海，高耗能的建筑材料就已經處於限制發展的位置了。集團必須轉型。作為技術主管的高小玫，肩上的擔子不輕。

高小玫必須尋找順應城市社會發展又能發揮老企業原有優勢的新方向。她這回真的拿起了“望遠鏡”。她邊干邊學，從管理經驗到技術發展前景，站在宏觀層面上為企業發展尋求可持續發展路徑。她首先把目光對准了傳統的高耗能產業——水泥。

“如果能在生產水泥的同時，把城市垃圾處理掉，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高小玫所說的這種水泥生產法，叫作“水泥窯協同處置城市廢棄物技術”。從她知道有這項技術的那一天開始，她就在努力推動這項技術的落地。如今，集團正在浦東建設水泥窯協同處置城市廢棄物示范基地。高小玫雖然已經離開了集團，卻仍在不斷地用提案、建言呼吁著這項技術的進一步推廣。

在上海建材集團的4年，高小玫用許多與可持續、循環經濟相關的項目，回報了信任她的領導和同事。這其中，不能不提一下風機葉片項目。

高小玫在任時，集團玻璃鋼葉片研究方面已經有了多年的積累。憑著對市場的敏感，高小玫意識到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將會受到重視，“市場就在眼前”。

帶著這樣的想法，高小玫全力支持集團葉片項目組，不斷組織調研論証。2004年北京國際風能大會期間，高小玫特意與來自德國的兩位風力葉片設計師進行交流﹔半年后，上海建材集團順利與德國某公司簽署協議，開始了1.5兆瓦的葉片設計制造……項目實施很成功，一時間，上海建材集團生產的風力葉片供不應求。“一片葉片就有三四十米長，場面相當壯觀。”看得出，對於這個成果，她是從心底感到滿足和快樂的。

2006年，高小玫調任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副局長。這又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雖然是個新人，高小玫很快意識到了知識產權在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的戰略地位，也感覺到了自己肩膀上的責任。

在當時，我國經濟國際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原本不被重視的知識產權問題日益凸顯，知識產權糾紛逐步增多，而我國大部分企業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幾乎一片空白，一旦陷入糾紛，很有可能將企業拖垮。“上海處在中國經濟前沿，這方面的工作尤為迫切。”面對許多案例和企業主的求助，高小玫並不難看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如何真正地為這項工作助一把力？一向務實的高小玫有自己的思考：提升意識的同時，更要提升能力。

實際上，早在1985年我國就頒布了《專利法》。但直到21世紀，我國的知識產權相關制度，很大程度上還是仿照外國建立起來的，而在執行與公眾理解上，還與實際要求相差很遠。“在知識產權工作剛剛起步的階段，大家提到的更多是樹立意識﹔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光有意識是不行的，必須有能力。”

很快，她有了為上海知識產權工作提升“能力”的機會。

2007年，國家知識產權局下發指導性文件，希望有條件的地區成立知識產權援助機構，上海市知識產權局積極響應。作為分管局長，高小玫組織局裡幾個相關部門籌建上海知識產權援助中心。中心於2008年3月底挂牌成立，高小玫對它寄予厚望。“作為政府部門組織的援助機構，希望他們能夠通過個案積累提高知識產權援助的能力，再逐步增加企業自身知識產權保護能力。這樣，我們的企業才能在知識產權競爭中站得住腳，並有可能取勝。 ”

組織建立知識產權援助中心，推動知識產權中介機構發展，主管知識產權執法工作……這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內容，為她在知識產權局短短幾年的工作生涯填上了濃重的色彩，也讓她收獲了新的知識、經驗和視野。

正如她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所期待的那樣，一個人要做成事，也必須“意識”和“能力”兼具﹔而此時的高小玫，正值人生中的黃金歲月，亦經歷了多重的積澱，更大的責任，正等待著她。

“做有意義、有價值、值得去做的事”

2007年，高小玫正式就任民革上海市委會第十二屆主任委員。

因為身兼多職、事務繁忙，身為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的高小玫，並不會經常地出現在市委會機關。但很多機關干部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突然接到她的一通電話，或是對你整理的課題報告提出意見，或是對即將召開的會議提出要求，或是要約時間找你談事情……

而在約定時間之前，她總會先反復地問你：“你到時候沒有其他的安排吧？”

她怕你因為不好拒絕她而耽誤了自己已經安排好的事情。

對於機關干部而言，這位主委嚴厲而不缺乏溫暖，認真而不缺乏風趣。她會以一個學者的經驗告訴你，學習是一個慢慢積累的過程，要循序漸進，逐步積累﹔也會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告誡你，作為年輕人，一定要保持創新的精神﹔還會以一個成功職業女性的身份教導你，時間規劃的關鍵，在於你是否願意為一件事情付出時間和精力……

“來自內心的責任感，會讓人更加強大。”在一次和民革市委機關干部談心的會議上，高小玫這樣對機關干部們感慨。你能夠感覺到，對於如今所從事的事業，她正是以這樣的責任感來要求自己的。“要麼不做，要麼做好。”對民革的工作，高小玫繼續秉承了父親當年的教誨。她做黨派工作，絕不是要“錦上添花”，而是要實實在在地為國家、為社會做出一些貢獻來。

不過，在正式就任之前，高小玫對即將開始的工作，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民主黨派，真的能干成什麼事情嗎？

比如，都說參政議政是民主黨派的主要職能之一，可在她長期工作的政府部門，她曾看到過一些黨派的提案，因了解情況較少，提的建議並不對路，以至於常有人說：“黨派啊，他們不懂的……”這些話，她都記在心裡，並引以為戒。

不過，在了解了改革開放以來民主黨派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調研建議，特別是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學習后，她有了新的認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框架下，黨派是可以用參政議政等方式為社會作貢獻的。在這一點上，黨派決不可妄自菲薄。”當了主委以后，她更堅定了這一點，在與班子成員溝通時也多次強調：我們積極履職，不是為了評比，而是為了去做“有意義、有價值、值得去做的事”。

這種信念，體現在她如何增強組織力量的戰略性思考上。

剛剛就任市委會主委的高小玫，面臨著不小的壓力。她的上一任、之后就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厲無畏，曾以他的專業學識聞名全國。事實上，高小玫的每一位前任，從丁超五到趙祖康、徐以枋，再到厲無畏，都是以很高的個人魅力影響著整個組織的。

“民革前輩當中，有太多可以作為標杆和榜樣的人物。但是時代在變化，民主黨派的使命也在變化。我們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僅僅靠一兩個人肯定行不通了，振臂一呼從者雲集的時代過去了。”思索過后，高小玫心裡有了譜：作為一個組織，必須依靠大家、依靠整體﹔而主委的作用，主要就是組織、發動。

所以，如何組織、發揮好各方力量，始終是縈繞在高小玫心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為此，她強調要研究上海民革的特點和需要，將組織發展與履職工作相結合，揚長補短，精建隊伍。她剛上任時，上海民革隻有4000多名黨員，如今這個數字已經超過6000，黨員年齡、學歷結構更是大大優化，尤其在社會、法律等重點領域，近年來引進了許多優秀人才。

她強調要搭建各種平台，充分發揮黨內同志的作用。如今，市委會有更多的黨員得到黨內、黨外挂職鍛煉，有了更完善的專委會工作機構，有了更多的立項課題讓黨員們參與。高小玫熟悉黨內每一位在參政議政、社會服務等領域作出貢獻的黨員，她經常隨口點出一些年輕黨員的名字，並歷數他們的工作業績……

近年來，在新媒體手段日新月異的背景下，高小玫重視以新媒體手段助力民革組織履行職能、凝聚共識。她力促民革市委開發了“黨員綜合履職平台”，集履職工作、交流溝通、思想學習、意見集納等功能於一身，意圖將6000多名民革黨員緊緊聯系起來，為民革組織整體能力的提升和發揮提供新的可能。

她也看重民革組織與社會專業力量的聯合，“借助外腦”。在她的直接推動下，民革上海市委會已經先后與上海市律師協會、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等簽訂合作協議，共同調研、做課題。今年得到上海市有關部門落地實施的關於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提案，就是市委會與市律協合作的一個成果。

她尤其強調民革組織整體能力的提升。“不能讓黨派自身能力成為多黨合作制度的短板”，在多個場合，她都這樣對黨內的同志們說：“我們要不斷加強學習和實踐，練好‘內功’……

”這種信念，也體現在她對民革各項履職工作的具體要求上。

比如參政議政。高小玫認為，參政議政是民主黨派成員的責任，是必須要做、必須做好的事情。她就任主委后，把市委會機關的“研究室”改成了“調研部”，強調了“參政議政工作的研究與落實”，並明確提出要加強能力培養，加強資源整合利用。此后，各專委會、基層組織參與參政議政有了更完備的制度，市委會與社科院、律協等外部力量有了深度的合作，市委會在財政、法律、文史等領域的許多建言得獲落地實施，市委會的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也開始在全國民革組織中“一枝獨秀”。

再如社會服務工作。“民革的社會服務工作，首先要認清我們工作所處的背景。”高小玫在一次關於社會服務工作的講話中這樣說道。她要求民革組織從全面深化改革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高度來認識社會服務工作，尤其在民革重點工作領域——社會法制領域，高小玫強調要注重在社會服務的過程中促動民眾建立法制素養、協商習慣，更大程度發揮出民革在培育基層民眾現代公民理念以及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

這種認知，可謂高屋建瓴。它直接催生了市委會近年來在社會法制領域的創造性工作，比如新時期推進“大牆內幫教”、參與社區基層民主治理、在社區開展各類法律服務和普法宣傳工作等。

“以鞏固思想建設鑄魂，以積極參政履職固本，以加強自身建設聚力。”這是高小玫在紀念民革上海市委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上海民革組織提出的期望。作為主委，她已經把自己關於責任、價值等的觀念深深鐫刻在上海民革組織之中﹔而民革，亦如她自己所言，也已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

“以專業精神履行職責”

高小玫是在擔任民革上海市委會主委的次年當選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

在此之前，她已經先后擔任過區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並在此后成為全國政協常委。高小玫笑稱，她已經差不多把人大和政協的職務“做了個遍”。

到如今，她已經有了二三十年的履職經歷，也提出過不少有價值、有影響的建言。怎樣做好建言履職？“在調研的過程中不斷思考，力求把問題想深想透。”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她這樣總結道。

“想深想透”，意味著履職過程必須有專業化知識和深入調研的支撐。這需要的，是一種嚴謹求實的專業精神。而高小玫准備的提案，往往專業性極強：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國資經營預算，不動產登記制度……自然，這些提案的背后也少不了各領域專家們的身影，知名財政制度專家劉小兵、復旦大學知名法學專家白江等，都曾在高小玫的“高參”之列。

專業是一種力量。由專業精神產生出來的成果，自然不同凡響：

近年，各種食品安全事件頻出，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高小玫一口氣向大會遞交了三份關於食品安全的提案：《建議修改〈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責任體系》《建議修改〈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民事責任體系》和《建議修改〈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刑事責任體系》，有針對性地對現行食品安全法中亟待改進的內容，提出了專業的分析、具體的建議，比如建議加入行政拘留制度，降低《刑法》對食品安全問題的入刑標准，等等。

這些提案，是她與華東政法大學多位法律專家，在深入工廠、商場、社區進行大量調研之后“拿”出的。憑借著專業的高度和深入的調研，高小玫和她的團隊，在這個“老問題”中作出了新意和深度。提案提交3個月后，當年6月，《食品安全法》修訂工作正式啟動，最終的修改內容中，對政府責任的強化、刑事懲處力度的增加、民事責任的進一步強調，在高小玫所提提案中都有提及。

在上海建材集團幾年的工作，使高小玫對生態環保領域的關注保持至今。近年來，她把很多目光聚集到了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上。水泥窯，光伏發電，污水發電，廢潤滑油利用……她笑言：“聽到有關生態文明的課題就興奮！”

在2013年的另一份提案中，她獨辟蹊徑，將新能源利用引入了近年來引起熱議的“南方供暖”話題。“利用各種新能源，採取區域集中的分布式供能方式，將是實現南方供暖的一種可選方案。”她認為，新能源分布式能源供能的各種技術業已成熟，完全有希望應用於供暖。她分析了這種模式的優點，也提到了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新穎的觀念和專業的分析，使這個提議引起眾多媒體關注，被認為是當年全國“兩會”期間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代表性觀點之一。

2015年全國“兩會”，高小玫又把目光對准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互聯網信貸。她提出了一份題為《關於P2P網貸行業管理規定制定的幾點建議》的提案。這個課題，源自於民革市委會與上海市律師協會合辦的一個研討會。高小玫敏銳地捕捉到了它的時代價值。在她的關注下，由民革黨員紀海龍等組成的課題組先后赴上海銀監局、上海金融服務辦公室、上海市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等調研，並與行業從業人員面對面交流，獲取大量信息。高小玫與紀海龍等深入研討、精心打磨這份提案，提案提出后，迅速成為業界討論的熱點。

還有關於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的提案，也是她多年關注行政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問題的一個成果。2013年，在她的力推之下，民革上海市委會與上海市律師協會合作開展了這個研究課題。在課題基礎上，高小玫又組織專家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和建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專門提到了‘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又強調‘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這個課題的研究可謂正逢其時。”談到這個課題的價值，高小玫曾這樣說道。

果然，這份提案被上海市政協列入2014年度重點督辦提案，高小玫以政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督辦。它創造了上海政協的一個“第一次”：作為重點督辦提案，承辦單位主動“上門”反饋推進情況，聽取政協委員意見，這在上海政協是頭一回。今年5月，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又專門向高小玫匯報：上海將很快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推行法律顧問制度的指導意見》。提案距離最終的落實，已越來越近了。

“找到全社會意願的最大公約數”

在上海市政協領導班子的分工中，高小玫負責聯系社會、法制、經濟等領域的工作。如何讓人民政協在這些領域中更好地發揮民主協商職能？高小玫在不斷地探索、思考著。

在高小玫作為副主席所聯絡的政協工作范圍中，有兩項工作，是她最為推崇和贊賞，並“欣慰於直接參與其中”的。

一項是“立法協商”。2010年，上海市政協開始與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合作，每有一項行政法規醞釀，就邀請政協委員中的法律專家提出意見。在上海市政協社法委的工作總結中，記錄著幾年來立法協商工作的足跡：之前，委員隻圍繞法條增減、修改提出意見﹔現在，他們的意見可以從源頭上影響地方性法規的“立與不立”。2013年上海五年立法規劃（2013—2017年），上海市人大年度立法計劃，都到市政協聽取了意見。委員們的意見專業而又實用，接受意見的單位拍手叫好。

另一項是“預算編制協商”——委員們在預算編制過程中，而不是預算發布之后參與協商，這也是一個全新的做法。從2012年開始，上海市政協經濟委牽頭，開展財政預算協商監督機制的探索和創新，盯緊納稅人的錢怎麼花。此時，高小玫也正是負責聯系經濟委的分管領導之一。

2015年上海“兩會”前，一份市政協“對上海市2014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5年預算草案的意見和建議”呈上了人大和政府部門的案頭。薄薄6頁紙的協商建言，傾注了委員半年的心血。他們建議，完善全口徑預算體系，要做好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一般公共預算的工作，加快機關運行經費實物定額和服務標准……

“上海政協的這些探索，全都是基於政協的協商職能。”高小玫說，“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又強調‘人民政協要發揮作為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這是對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的進一步定位。”

對政協在國家進步過程中將發揮的作用，高小玫充滿期待：“通過人民政協這一重要渠道，可以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人民群眾可以有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以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群眾還可以借此監督政府，幫助政府發現問題、減少失誤……”

在她表露這種期待的時候，她給你的感覺不是一個官員，而是一個對社會進步充滿熱情的公民。這種期待，與她多年前調任政府部門時的毅然決然、調任建材集團時的滿腔熱忱，以及就任民革主委時的忐忑不安一樣，都是出於她內心深處那股恐怕辜負了時光的認真勁兒，那份不肯敷衍了事的責任感。

是的，地位在變，職責在變，不變的，正是她那顆對待人民、對待事業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