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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鋼:一個在時間裡耕耘的人         2017年12月12日13:55

來源:《親歷者贊》第一輯 作者:吉朋曉 發表日期:2015-12-01

朱成鋼,男,1958年11月生,漢族,上海市人。大學學歷,經濟學學士,EMBA,教授。2011年2月加入民革,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副主委,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朱成鋼1977年10月參加工作。歷任上海市商業會計學校副校長,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商委秘書長,上海市經委秘書長,上海愛建股份公司監事長,上海市靜安區副區長。現任上海市徐匯區副區長。

2010年,上海市靜安區發生了震動全國的“11·15”大火。時間已經過去了5年,但那次事故的陰霾似乎仍未消散。對於曾任靜安區副區長的朱成鋼來說,更是畢生難忘。“到現在想起來,我心裡還是覺得內疚。”畢竟,他是當時的政府班子成員之一。

“在火災的那一刻,沒有人告訴你該怎麼做。分管衛生工作的我得知消息沖到醫院的搶救現場,看到的場面真是驚心動魄!救護車一輛接一輛地進來,傷員被不斷地送入搶救室,一具具尸體也在那一刻被無奈地推出……你不知道后面還有多少,連在場的醫務人員都開始面面相覷起來。當時我是現場職務最高的官員,大家都在看著你。你可以不懂醫術,但你不能沒有主心骨。很幸運,在那一刻我沒有退,我做出了至今為止都自認為正確的幾個決定——雖然那一刻我的嘴裡咬著好幾粒麝香保心丸。”

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所作出的決定:首先是向市衛生局求助。當時傷員主要集中在靜安區中心醫院,救治水平和資源都不夠。在他的協調下,上海市幾家燒傷特色的三甲醫院全部就位。第二個命令是對已經判斷死亡的人員繼續觀察。“火災中喪生的人多數是因為窒息,但有可能是臨時性的休克,不能輕易就放棄。”第三是要求衛生部門立刻對遇難人員遺體進行身份辨認,以滿足家屬們的迫切需求。

越是危急的時刻,越是能體現出一個為政者的能力。在大火面前,朱成鋼的表現無疑是合格的。人如其名,如今的為政者朱成鋼,正是在不斷的實踐和思考中,在經歷了經濟學者、政府官員、黨派領導、政協委員等種種角色的考驗后,百煉成鋼的。

 

經濟學者——“精彩時代”的“精彩作為”

 

八十年代初,從上海財經學院貿易經濟專業畢業后,朱成鋼在上海商業會計學校、上海市商業一局職工大學從事教育工作,從一名普通教師一直做到副校長。90年代末,朱成鋼調任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商業信息中心,歷任副主任、主任,直到2006年,期間他還兼任了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朱成鋼被任命為市政府商業委員會秘書長。2003年8月,市商委與經委合並,朱成鋼留在新的經委繼續擔任秘書長。

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一直充當著上海市商業領域智庫人員的角色。這二十年,用他的話說,是上海商業發展最快也最精彩的年代,上海商業實現了由傳統商業向現代商業轉型。這期間,他參與過各種政策的研究、制訂,也參與了商業領域的改革實踐。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他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証者。這也使他積累了深厚的經濟、商業專業功底。

“我學的是商業,曾經教過商業經濟與管理,還當了十年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市政府工作的幾年中,也主要是從事商業的規劃和管理,雖然已經離開這個行業有好幾年了,但每當提起商業來心裡總有一種割舍不去的感情。”如今的朱成鋼,仍然對那段屬於自己“老本行”的歲月如數家珍:“我經歷過上海商業第九、十、十一 三個五年發展規劃的制定,一個主持,一個執筆,一個參與﹔我主持編寫了《國際商業發展報告》受到業內的好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認為這個報告在數據上填補了國內九十年代以來的十年空白﹔我還擔任過全國消費市場信息網絡的理事長,為推動全國城市消費市場信息的交流做了很多事。”

其實當時他所做的,遠不止他提到的這些。當時,上海商業有三個‘化’的需求:現代化,比如連鎖經營等﹔國際化,比如建立中外合資的現代百貨公司﹔市場化,政府的補貼要逐漸減少,國營公司要變成企業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朱成鋼或是發表文章創新商業理論,或者組織項目實踐最新理念,或是參與政策制訂,充分發揮出了他近20年積累的商業領域的理論和實踐能力。在此期間,他還推動建立了長江三角洲城市市場信息協作網, 擔任過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商業經濟學會會長,也是如今蜚聲海內外的上海國際商業論壇的元老和主辦者之一……

可以說,那段上海商業“精彩”轉型的歲月,也是作為商業經濟學者的朱成鋼,專業能力發揮得最精彩的時期。

朱成鋼喜歡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有一句話:“人總是不斷消失在過去的日子裡的。” 歲月沉澱了過往,如今離開商業領域多年的他,即便回想起曾經的辛勞,恐怕也會感嘆那份忙碌中的充實,是再也拾不回了吧。

政府官員——“水深火熱”與“知民不易”

2006年11月,48歲的朱成鋼被調至靜安區任副區長,分管科教文衛體等社會事業,這位曾經的學者,最終被推上了政府的領導崗位,從此開始了他的區長生涯。

由大學教師一步一步做到區長,在外人看來,朱成鋼的從政經歷可謂一帆風順。他對此卻連連搖頭:“遠沒表面看上去那麼一帆風順和光鮮,特別是區政府的工作,可以說每天都在‘水深火熱’中!”

“水深火熱”的形容,並不是因為對這份工作的抱怨,而正是出於對這份工作的責任感。

初到靜安區,在經濟行業摸爬滾打多年的朱成鋼分管的都是不曾接觸也並不熟悉的領域。他還清晰地記得,第一天上任時桌上有份計劃生育文件,看慣了經濟文件的他下意識地以為這份文件與自己無關,順手放在了一邊﹔很快他發現,文件又被自己擺回了辦公桌的正中……容不得半點思考,他便以極快的速度適應了新角色。

身居“高位”,不是做決策就是擔責任,那份隔膜與壓力不難理解。於是,這些年,這樣的鏡頭一次次出現:寒冬烈日,他走街串巷忙調研﹔重大節慶,他與居民們一起坐在“上街沿”看街頭演出﹔突發事件,他第一時間奔赴現場﹔每到年三十,他的行程總是早上下裡弄檢查節日安全,中午探望社區名人,下午到居委會和居民一起包湯圓,晚上趕往寺院維持敬香群眾秩序,最后在漫天的迎新爆竹焰火中結束一天、也是一年工作,並迎接下一年工作的開始……

在靜安區,朱成鋼表現出了他作為一個學者的創造力,尤其是在他分管的科技領域。靜安區是一個高樓林立,租金昂貴,地域狹小的中心地區,很少有高校、研究所、科技園區等傳統科技要素。科技創新怎麼搞?大家心中都沒有底。“在我分管科技工作的幾年裡,我和區科委一起,解放思想,深入探索,提出了在靜安這樣的中心城區,可以通過科技應用來體現科技創新的推動力。”他明確了自己的工作目標:要把靜安建設成為科技創新的最佳實踐區。最終,經過細化的三個理念誕生了:用科技提升商業價值﹔用科技提高生活品質﹔用科技重塑城市生態。

“我們用生物技術實現靜安老城區化糞池的清潔化,降解以后的糞便沒有異味,可以用手直接接觸,弄堂裡再也不存在糞便四溢的現象了。我們還用生物技術處理樹葉,使之變成有機肥后回歸自然。我們用新的數字技術改善交通信號系統,使城市交通減少擁堵。我們積極鼓勵樓宇做節能改造,使靜安區每萬元GDP能耗在全市最低的基礎上繼續下降……”朱成鋼和他的同事們用科技的力量,改變了靜安區居民們的生活。

不得不提其任職的五年間靜安區社會事業的收獲:科技創新方面,靜安區獲得了全國科普示范城區、上海市火炬計劃實施二十周年先進集體、2008年度區縣專利保護工作先進集體和區縣知識產權宣傳工作先進集體等榮譽﹔人口計生方面,靜安區連續保持了全國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區和全國計劃生育協會先進集體稱號,還獲得2007-2008年度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先進集體、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文明單位等稱號﹔教育、文體、衛生方面,爭取人財物各類資源加速投入,擴大了圖書館、重修了游泳館、新造了少體校、規劃了老年健康中心、擴建了市西高級中學……

三年前,他由靜安區調到了面積更大、情況更復雜的徐匯區,肩上壓的擔子更重起來。“徐匯區有工業區,工廠多、倉庫多,安全生產壓力大﹔區內醫院多,生化風險高、醫患糾紛多﹔區內電梯運行十年以上數量過半,安全隱患大﹔區內有不少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安全壓力也不小……”這些,都是分管生產安全、食品安全等棘手任務的朱成鋼需要面對的挑戰。

有一些挑戰,真的是未知的。比如去年昆山粉塵爆炸事件后,他立即帶隊走遍了區內相關企業。“我們原來把防控粉塵的危害主要放在對人的呼吸系統損害上,如果不是昆山這個事件,哪裡知道還有這樣的風險?”

“但求無過”。朱成鋼這樣形容自己現在的崗位。對於他來說,無過,就意味著沒有人在安全事故中受到傷害,意味著沒有不安全的食品從區內流出……正如“水深火熱”一樣,朱成鋼所使用的這些詞,讓我們感覺到的不是一種消極的態度,而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為政者對自己責任的清醒認知。

區長八年,感慨良多。“我給自己的要求是:思想上服從大局,工作上明確目標,方法上找准定位,行動上扎實推進。”而談到自己的從政之道,他的話很誠懇:“一句話,別愧對了自己的良心。做官也好,做人也罷,都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說,“過去在市政府,我的工作是向上負責,工作的成效往往取決於領導的評價﹔現在當了副區長,更多的是對下負責。知民不易啊,越是基層的工作越是具體細微,不把老百姓的事情解決好你就過不了關。”

一句“知民不易”,道出了這位地方當政者內心的價值砝碼。知民不易,知民可貴。時刻把人民放在心裡,這不正是我們對領導干部的期待麼?

 

政協委員——“不求提案數量,但一定要有質量”

 

我們把時間再倒退至1998年。這一年,朱成鋼成為了上海市第九屆人大代表。2003年,他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十屆委員,開始了參政議政的生涯。

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后,朱成鋼給自己定下幾條參政議政原則:一是提案與發言不追求數量,但一定要有質量﹔二是每年必須要有自己獨立完成的提案﹔三是發言和提案一定要有充足的事實依據,絕不意氣用事﹔四是反映的問題必須是現實社會生活中人們廣泛關注的事。

聽起來,頗有幾分傳統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使命感。

最初,因為他的經濟領域工作背景,朱成鋼在全國政協的界別是經濟界。翻看他那些年的提案,可以發現他的焦點確實都在他的“老本行”。他的第一份提案是《將擴大就業立為一項基本國策》。“任何國家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就是增加就業,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又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國家,隻有擴大了就業,經濟發展才會有實際的意義,發展的成果才會惠及廣大普通民眾。”

與此相關的議題或提案他還寫過不少,比如:政府部門應該帶頭招募殘障人士,呼吁給殘疾人更多的就業機會﹔國家勞模的評選應主要針對一線勞動者,從而讓廣大產業工人、普通職員、農民、服務業從業著的勞動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建議國家統計局修改失業統計指標,將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以便更准確地反映我國的失業情況……他一直認為,就業是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到現在也並沒有完全解決。所以,他對於就業問題的思考,是一直延伸到現在的。

還有關於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他連續兩年關注,先后提交《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議》和《關於改善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建議》。

對於國家的宏觀經濟,朱成鋼有著自己的認識。“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失衡,包括收入失衡、產業結構失衡、資源利用失衡等等,但最大的失衡是分配的失衡。由於分配失衡,使各類資源的歸屬失衡,從而導致其利用的失衡,資源利用的失衡又引發了投資和產業結構的失衡,最終產生收入失衡,進而形成諸多社會問題。”要開解這一系列的結,政府首先要適度地后退,為經濟的繼續發展創造空間,而具體的辦法之一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在《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議》中,朱成鋼提出應提高個稅起征點,完善征稅模式,降低個人稅負。他把這種收入分配制度上的調整,稱為“休養生息”。

在2011年的《關於改善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建議》中,朱成鋼建議中央政府將“緊貨幣,寬財政”的宏觀調控方針,調整為“寬貨幣,緊財政”的方針,其根本的出發點也是基於“修生養息”的思路。他認為,我國諸多經濟問題的主要源頭在於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度參與,而“緊貨幣,寬財政”的實質是“緊市場,寬政府”反而會加劇當前的矛盾。“財政的寬鬆,前提是稅收的增長。”他指出,“而多年來我國財政稅收的增幅一直大幅度高於GDP 的增長,也大幅度高於人民收入的增長。如果保持寬財政政策,我國的稅負將持續居高不下,這必然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此外,他認為,貨幣政策是通過市場進行公開操作的,因此比較公平,也比較有效率,而財政政策常常由政府部門內部執行,長官意志特征顯著,所以既缺少效率,更無法保証公開透明。這個提案被人民政協報幾乎全文刊登,也得到了經濟界別許多委員的認可。

在此期間,他還結合自己的實踐,提出一些相關的社會議題。如《立法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建議》、《制定我國高等學校學生基本生活設施標准》等。他的這些提案切口小而又關乎民生重大問題,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制定我國高等學校學生基本生活設施標准》的提案就是由他發生在他身邊的一件事引發的。2008年11月,上海商學院學生因在寢室使用“熱得快”不慎引發火災,四名女生在跳樓逃生時不幸身亡。曾參與籌備組建商學院的朱成鋼得知此事后,心痛不已。他立即給當時的上海市教委主任---寫信,建議提高高校學生宿舍硬件水平,改善學生住宿條件,保障廣大在校學生的基本生活質量。他把這些建議進一步深化,寫成了題為《關於制定全國高等院校學生宿舍基本生活設施標准》的提案,建議由國家教育部會同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共同制定《高等院校學生生活設施(或學生宿舍生活設施)配置基本標准》。這篇提案被諸多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熱議。

進入政府部門以后,朱成鋼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府事務上,參政議政的話題自然也離不開自己日常的工作。時間久了,他發現,自己所提的提案和他在政府部門的工作,有時候是會互相促進的。

在靜安區副區長任上,他分管計劃生育工作。很快他就發現:在上海,計生工作的主要問題不是超生,而是優育。他查閱了數據,發現“由於強制性婚檢的取消,實際婚檢人數下降至不到四分之一﹔而我國的出生缺陷率4%左右,每年出生的嬰兒中大約有100萬存在出生缺陷。”於是,到靜安區的第一年,他就提出由政府買單,免費為年輕夫婦提供孕前體檢。在他的推動下,這項工作被列入了靜安區政府實事項目,落地開花。他同時提出的一份關於免費孕檢的提案,當時並沒有被國家計生委採納﹔但等到第二年這項工作在上海市全市推開以后,當初未採納這個提案的國家計生委也來到靜安區參觀考察了。到第三年,國家計生委開始在全國多個省市試點免費孕檢……

去年,他提出了一個疫苗接種社會保險方面的提案。這也是他在平時的工作中發現的問題。不管會不會被相關部門採納,在他的工作規劃中,這個項目都會持續關注下去。

 

黨派領導——“新視角”帶來“新思路”

 

朱成鋼出生在一個中共黨員家庭,父親十幾歲就入了黨。“也許是受了‘君子群而不黨’思想的影響,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加入任何組織。”他還記得,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原部長楊曉渡曾說:‘無論是何界別,我們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國家建設、推動社會進步。’這席話,對我觸動很大。”正是這份揮不去的赤子心,2011年2月,朱成鋼在民革的感召下選擇並加入了民革。

如今,朱成鋼已經成為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上海市委會副主委。他與民革市委機關的同志們也都熟悉起來。這種熟悉,這得益於每年參加全國“兩會”歸來,他都會來到市委會機關,向廣大黨員傳達會議的精神﹔得益於無論是組織由他擔任主任的社會與法制中心活動,還是帶隊遠赴貴州參加那裡的捐資助學活動,他都會積極參與……

而民革的視角,以及民革工作所涉及的領域,也讓他在經濟學理論和政府工作實踐之外,有了更廣闊的思路。

“從社會領域看,簡政放權就是政府要放手,增加社會的自治度。我們現在的政府是一個父母型的政府,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想管,喜怒哀樂也想管,甚至那些屬兒女情長的東西也要管。覺得一放手,社會就會禮崩樂壞,雞飛狗跳似的。社會是有公序良俗的,人間是有公平正義的。殊不知,政府自身就是在社會的道德約束下,在公眾的睽睽監督下才能保持清正廉潔、公義高效。假如沒有了這些約束,政府自己就會變壞。但是現實生活中,政府總喜歡自己來取代社會親自辦點什麼,不能辦點什麼也要管點什麼。設定好政府的邊界是一門大學問,還有待於我們長期的探索和實踐。”

這是作為民革市委副主委的朱成鋼在上海民革內部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文章的標題叫做《政府的邊界》。一位在地方政府主政的官員寫文章來談政府的邊界,似乎更能切中要害。於是,這篇文章后來又被《解放日報》、《聯合時報》和《中國政協》等報刊雜志相繼刊載。

這篇文章,是朱成鋼對現代社會治理問題持續思考的產物,而這種思考,既與他在政府部門的工作經歷有關,也與他在民革分管的領域——社會與法制工作有關。“作為黨派成員,要發揮所長,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建言獻策,為構建國家現代文明秩序、實現中國的‘現代性’盡綿薄之力。”這是朱成鋼在民革上海市委會社會與法制工作者活動中心一次活動中的一句講話。他口中的“現代文明秩序”、“現代性”,就是他內心所深切認同並認真追求的社會治理的狀態。

“從統治到治理,這是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需的跨越。”在不斷的研究與思考中,他愈來愈明確這樣的理念。而與此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要完成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轉變,要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性,就必須有真正的公民社會作為基礎。為此,廣泛的公民教育是必須的,也是迫切的。“還有法律的權威,它是一個基本的保障。在類似社區自治這樣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中,沒有完善、有效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想象的。”他認為,這方面可以向其他國家做某些借鑒。

身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的朱成鋼,專門開設了一個與現代社會治理有關的講座。講座中既有國內外專業研究者的理論,更有他多年政府工作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有理由相信,這個課程將給那些正在探索之中的年輕學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感悟——三個“立足點”

 

從普通教師到黨派領導,從部門秘書長到一級政府領導,朱成鋼的角色跨度不可謂不大﹔從單純的經濟甚至商業領域到如今他需要關心的民生、安全以及社會治理,他的視野和思路的拓展也不可謂不寬。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政府領導,作為黨派領導,作為政協委員,他逐漸樹立起了自己工作的一些總體思路。

“對於工作,我現在有三個立足點:國家情懷,政治善意,個人責任。”他的表述,充滿了學者的條理。

從上海的人大代表到全國政協委員,朱成鋼明顯感覺到了自己角色的轉變。“現在我要關注的,是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甚至要有一些國際視野。”這就說他所謂的國家情懷。他的落腳點之一,正是對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關注。他正在用自己對於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認知和建設性的思考,完成從一個社會治理實踐者到思考者的蛻變。

所謂的政治善意,主要是針對他的黨派領導的身份來講的。“黨派參政議政,不可能回避批評,但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批評是為了推進社會發展,推進人民福祉。”他認為,善意的政治參與,必定是建設性的,它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政治立場上,比如對改革開放路線,中共十八大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擁護等。

而講到個人責任感,朱成鋼給出了這樣的總結:“在自己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中,盡可能地為角色所代表的群體做加法,不做減法。”為此,身上的每一個角色,他都會努力去扮演,從不敷衍了事。比如,根據民革的要求和分工,深入鑽研之前所不熟悉的社會事業領域,並在繁忙的本職工作之外盡量多地參加黨派的社會活動﹔再比如,參政議政,隻提自己所熟悉、了解的領域,並且一定要深入研究,言之有物……

為了這份責任,即使學識積累、實踐經驗豐富如朱成鋼者,也需要不斷的學習。公務纏身,有時候忙到飯都顧不上吃的他,一直保持著讀書的習慣。“除了學習各類文件外,我給自己規定每年至少要完整地精讀十本以上的書,每天還要通過網絡、報刊雜志了解各類信息。”

他的讀書,不是隨性的泛泛的閱讀,而是有規劃、有目標的閱讀。他的閱讀計劃是按季度來劃分的:第一季度,作為政協委員的他要為兩會提案做准備,要讀一些政論性的書籍,還有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年鑒﹔第二季度,是他較為“放鬆”的時間,可以讀一些文藝作品﹔第三季度,作為上海財經大學兼職教授的他,又要准備給學生上課,要讀一些專業書籍﹔第四季度,接近年底,要做各種工作總結、計劃,他就按工作需要來選擇實用性的書籍,以對知識的學習來促進自己的工作……

 

“做一個在時間裡耕耘的人遠比為空間疲於奔命可靠得多。” 《重新發現社會》一書作者熊培雲如是說。朱成鋼說,自己仍在努力成為一個耕耘時間的人,至於能做到什麼樣子,“還是讓時間來解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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