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一位哲學家的漫游與奮斗     袁沅    2017年12月11日16:12

彭富春，男，1963年9月生，漢族，湖北沔陽（現仙桃）人，博士，教授﹔2001年9月加入民革。

現任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民革湖北省委會副主委、民革武漢市委會主委，湖北省美學學會會長，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武漢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佛光大學哲學系教授。

“當代思想的任務之一，就是讓‘活著的孔子’說出我們時代的智慧箴言。”2016年4月，民革黨員、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彭富春的新著《論孔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繼《論中國的智慧》《論老子》《論國學》等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專著后，彭富春發表的又一部力作。

從茅屋裡的“四娃子”到考取武漢大學步入哲學大門，再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彭富春先后師從我國著名哲學家李澤厚教授和海德格爾晚期弗萊堡弟子博德爾教授，如今成為武漢大學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回顧自己求知求索的歷程，彭富春說自己是“走在一條漫游的路上，專注而持久地追求光明與真理”，哲學帶給他寶貴的智慧與內心的寧靜。

同時，這位游走中西、返本開新、潛心著書立說的哲學教授還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關懷、關心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彭富春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應隻在講台和書齋做貢獻，還可以走進社會大舞台，讓自己的智慧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身為教授傳道授業、擔任人大代表發揮作用、作為黨派成員建言獻策，彭富春在以自己的行動，努力擔當起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

求學：打開哲學大門

彭富春1963年出生在東荊河畔的江漢平原，他的求知歷程可謂是一個圓夢的勵志范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彭富春除了和動物打交道，和鄉鄰在節日和大事的時候打交道之外，幾乎沒有所謂的智力訓練活動。直到小學三年級，彭富春才真正開啟了對讀書的興趣。當時，彭富春的二哥賣了家裡積攢的雞蛋，把平時用來換油鹽的錢給他買了一本紅色塑料皮的《新華字典》和一本灰色塑料皮的《現代漢語小詞典》。彭富春拿到書高興極了，他覺得比吃了一頓大魚大肉還要高興。有了這兩本書，彭富春如虎添翼，讀書突飛猛進。到小學畢業時，彭富春已經深刻地意識到讀書對於人生的重大意義。

懷著幫助家鄉走出貧窮和落后的理想，16歲的彭富春考取了武漢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來到珞珈山。那時的彭富春有一個文學夢，夢想著成為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或者一位戲劇家。他熱愛讀書，每年暑假都一個人留校廢寢忘食地閱讀，同時堅持不懈地寫作，就像他的先輩一樣，像一個農夫那樣在田野上耕耘、播種、收獲。沉浸在讀書和寫作中，彭富春就感覺到充實、有意義，否則就會空虛無聊。

隨著閱讀量和文學寫作的增加，到了大學三年級，彭富春的興趣發生了根本的轉移，萌生了對哲學的追求。在一段時間的寫作之后，彭富春發覺沒有哲學意味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研究都是無意義的。他認為對於文學創作而言，如果它沒有對於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深刻思考，那麼它的文字不過是空氣中的泡沫，將隨風飄散﹔對於文學研究而言，如果它不具備哲學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那麼研究將只是流於現象的描述和分類。而哲學，就是去追求智慧。

由此，彭富春立下了一個志願，做一個追求智慧的人，將自己的生命和哲學聯系在一起。他堅持自學哲學系的專業課程，給自己規定了定量的任務，每周必須讀多少頁書，寫多少字的文章，圖書館的哲學著作被他翻了個遍。功夫不負有心人，畢業時彭富春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成為武大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師。

而彭富春並沒有滿足於此，他對哲學的熱愛驅使他繼續前行。1985年，彭富春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澤厚教授的碩士研究生。3年中，他聽從恩師的教誨，堅持做“孤島上的燈塔的守望者”，努力思索、寫作。“李澤厚教授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啟發了我的心靈。”彭富春說。在李澤厚教授的指導下，彭富春更加注重對中國哲學與美學的思考。兩年后，彭富春開始動手寫作第一部闡述自己觀點的書——《生命之詩》，讓人的生存在審美中獲得自身最高的意義。他還翻譯了海德格爾討論詩與藝術的英文版文集《詩·語言·思》，這一譯本曾在十年間多次刊行，產生很大影響。

彭富春在武漢大學

北京學成歸來，彭富春又回到了他無限思念的珞珈山，成為武漢大學一名哲學系教師，追尋哲學智慧的同時成為年輕人學習的引路人。彭富春說，哲學並不遙遠，它不止停留在書本上，還存在於當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它是一種對自身生活的哲思，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在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哲學可以讓人擁有辨別能力，辨別真理與謬誤，掌握一種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方法。

回歸：游走中西　返本開新

學習哲學對個人有什麼影響？彭富春說：“學習哲學能幫助我接近真理，獲得智慧。知道自己是誰，世界是什麼，就能在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行走的人就會找到正確的方向。所以碰到人生交叉口時，我通過哲思，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這一次，彭富春選擇去圓了他的一個夢想。隨著海德格爾引入中國，彭富春為他的哲學著迷。他說：“海德格爾關注人的存在，他提出，現代社會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社會，雖然物質條件很好，但卻沒有家園的感覺。他的思想很獨特，讓我激動。”

1992年，彭富春克服重重困難險阻，成為奧斯納布呂克大學一名正式的哲學博士生，師從哲學名家海德格爾的弟子博德爾教授，這一學，便是7年。

異國求學的經歷異常艱難。彭富春在剛開始的求學生活中，經常盤點哪些是他必須面對的困難，同時考慮如何去克服它們。“第一是語言，雖然我能對付一些簡單的日常對話，能聽能說，但稍微復雜了還是不行。第二是經濟。我是屬於自費生中沒有任何經濟保障的，成為異鄉人中的異鄉人，而且只能等把語言提高了，等待時機才能找到工作。第三是專業。學習德國哲學是非常困難的，許多西方哲學家認為，中國基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更多的隻有西方哲學史的傳播。因此我必須拋棄自身過去在國內接受的哲學教育，完成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除了這些，彭富春說自己還要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困難。從基本的吃飯問題，他要嘗試吃面包加黃油和奶酪，並練習使用刀叉。隻有當其他德國同學不在廚房時，他才能偶爾做一點中餐，並馬上徹底清除中國菜烹飪過程中所特有的油煙味。而一個人在德國，彭富春覺得就如同一個人生活在陌生的世界，最大的心理問題就是孤獨和寂寞。“特別是在周末，樓裡的同學都紛紛外出，與友人共同享受歡樂時光，而樓道裡僅剩下我一個中國人。這樣往往整天沒有人說一句話。由這種孤獨寂寞所引起的對家人的思念，對未來的憂愁往往如同霧霾一樣彌漫在我的心頭。”彭富春說。

為了學習純正的德國哲學，彭富春用頑強的毅力去努力克服困難。“我一定要克服它們，走出一條路來。”深處異國的彭富春去過許多地方打工。曾經在一家食品工廠，彭富春被安排在流水線中間的一個環節，即蛋糕經過烘焙出爐的地方。這裡必須用手工操作，即把傳送帶中傳出來的鐵盒中的蛋糕倒在另外的傳送帶上。出爐口的地方熱氣灼人，彭富春一站在那裡便“嘩嘩”地流汗，雖然帶著厚厚的手套，但那鐵盒在高溫中烘烤得灼熱無比，彭富春的手上燙起了水泡，滿是傷口。

身體的疾病、對異鄉人的歧視、強烈的孤獨感都沒有將他打敗，彭富春始終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海德格爾是20世紀最偉大也是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跟隨他的弟子學習，可以學到原原本本的海德格爾思想。”彭富春說。

1997年5月，彭富春終於將自己的博士論文完稿。他的導師波德爾教授在鑒定上寫道：“該論文不僅顯現了海德格爾的整體，而且也清楚地表達了其主體的變化。”他稱贊彭富春對海德格爾的認識是卓越的。校外的教授在鑒定上寫道，他很少讀到如此令他神往的著作，他認為彭富春具有把握和表達這一艱難問題的頭腦，彭富春的著作取得了非凡性的成就。事實上，彭富春在博士論文答辯上，也收獲了答辯委員會的充分肯定，論文也由歐洲科學出版社出版。

彭富春雖是海德格爾思想研究方面的學者，但他多次強調，自己從海德格爾那裡所學到的更多的是方法，而不一定是內容。“在德國，最觸動我的，是海德格爾非常推崇老子思想。”隨著對海德格爾更為深入的研究，彭富春發現，海德格爾在演講當中，多次引用過《道德經》和《庄子》。彭富春說：“可以看出，海德格爾是非常向往東方智慧的，他的哲學與中國思想是有親緣關系的。”

彭富春曾在論文《學習如何思考》中寫道：“在將近7 年的留德學習之后，我現在回到了中國，亦即回到了漢語的思想天地。我所思考的中心不再是西方哲學史，也不是海德格爾哲學，而是漢語思想的歷史。”

在德國期間，彭富春開過一個《道德經》的研討班，和德國同學一起研讀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道德經》。“當時，我一直在想：回國以后，不能隻當一個海德格爾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者，而要借助西方思想來重新思考中國思想，思考中國思想如何引入當代。”

一次偶然的機會，彭富春與導師李澤厚在荷蘭的萊頓大學相遇，李澤厚建議：一定要回到中國，研究中國思想的本源，研究中國思想如何走向現代化、如何走向世界。這與彭富春的想法不謀而合。

1997年彭富春獲哲學博士學位，成為武漢大學歷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學博士。次年，彭富春回國，擔任武漢大學教授，並兼任國內多所大學教授。回國之后，彭富春實踐著自己的理想。他的研究重心除了美學、海德格爾思想之外，還回到了中國的基本經典。他將自己所學西方哲學整體與局部的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求索：讀書、教書、寫書

彭富春說，做學問沒有什麼秘訣，不需要什麼花招，就是專注而持久地研究一個問題，把這個問題想通想透。擔任大學教授這些年，彭富春說自己一直在做三件事：讀書、教書、寫書。

彭富春是一位博學多產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無之無化——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於1998年由歐洲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專著成為研究海德格爾的經典著作之一。此外，他還著有《漫游者說》《哲學美學導論》《哲學與美學問題》《美學原理》《美學原理》《論海德格爾》等著作。自1998年以來，他已主持完成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多項課題，在國內外學術專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彭富春也是一位被學生們衷心擁戴的好老師。彭富春所授課程的內容，都是源於他自己的著作和論文，都是經過他自己認真思考並認為正確的。

2001年，彭富春在武漢大學推行與世界接軌的哲學教學模式，開辦“中西比較哲學實驗班”，推出“原典教學”：一方面講授西方哲學的經典原著，引導學生閱讀英文或者德文原著﹔另一方面解讀中國思想的名著，鼓勵學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獨具匠心的講課方式不僅吸引了校內外大批學生，引得課堂和講座常常爆滿，彭富春還獲得了國家和學校的肯定，先后被選入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資助計劃，榮獲教育部全國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二等獎、寶鋼全國優秀教師獎，2004年他又被選入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同學們把彭富春當作“精神導師”，他們說：“彭老師的課，使人得到精神的洗禮和思想的升華。”而彭富春希望通過自己的教學，培養學生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他說：“尤其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各種信息高度流通，如何辨別真理與謊言，就需要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彭富春認為，哲學的學習不應只是停留在書本上，要存在於當下，存在於每個人的生活中，“哲學並不遙遠，它就是對我們自身生活的哲思”。

“必須對儒、道、禪著作進行文本解讀，讓新的思想從經典文本中生長出來。”彭富春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主要是立足於對儒道釋原典的文本闡釋，這與他提倡的治學態度有關。他反對那些大而化之、以空對空的做學問的方法，在平時總是教導學生要閱讀經典原著。

而彭富春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厚積薄發。他的“國學經典新讀”系列圖書由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2010年，彭富春著《論中國的智慧》，指出中國智慧的核心是儒、道、禪。彭富春稱，以往國內學者對中國思想研究易套路化，用西式哲學術語、話語方式去闡述中國哲學，而他避免這樣，用生動、通俗、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從存在、思想、語言去解析中國思想，以更“接地氣”，好讀易懂。“讓新的思想從經典文本中生長出來。”2015年，該書修訂更名再版為《論國學》，以全新視角重新闡釋國學，刷新人們對國學的認識。去年至今，彭富春著書《論老子》《論孔子》，更深入詳解道、儒思想。目前，彭富春已完成了該系列第四本著作《論慧能》的寫作。對於彭富春日前出版的《論孔子》一書，學術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黃裕生說，彭富春教授對《論語》的具體解讀中，有許多深度思考的表現。

彭富春說，做學問沒有什麼秘訣，不需要什麼花招，就是專注而持久地研究一個問題，把這個問題想通想透。他就是這樣一直孜孜求索著。

創新：主張“思想性的國學”

無論是潛心著書立作，還是思考社會現實，彭富春的學術之路都離不開一個詞：國學。

在彭富春看來，國學實為“國魂之學”，所謂國魂就是中國的智慧。因此，真正的國學就是中國的智慧之學。中國的智慧是一種自然性的智慧，區別於西方非自然性的智慧，自然是人的存在、思想和語言的根據。

而現實中，漢服秀表演、國學班、現代私塾頻出等國學熱的“亂象”，引發了彭富春的思考。他將國學亂象總結為：商業化國學、政治化國學、宗教性國學。“有些人借國學來謀利辦國學班，有企業把傳統的君臣觀念強化為一種主奴觀念，來控制員工。凸顯國學當中的宗教性的成分，甚至還包括風水、相面等。”

彭富春在批評這些看似熱鬧的“偽國學”的基礎上，提出真正的國學形態應該是思想性的國學，強調要有學術功底、語文學和書學的功底，在此基礎上，研究和探索國學的思想意義。

“我們對國學應有的研究態度可以用 ‘承認、批判、繼承、借鑒、創新’這五個詞來總結。”彭富春經過多年的學術探索和思考，講述了這五個詞具體的意味。“所謂承認，是指對近百年來的國學熱以及對儒道禪的現實存在的雙重承認﹔所謂批判，是康德意義上的批判，即通過區分找到國學的邊界，對國學中的內容做一個追求真理的探究﹔所謂繼承，是指繼承國學中有真理性的內容﹔所謂借鑒，是指對從古希臘、中世紀、近代、現代直到后現代的西方智慧的借鑒﹔所謂創新，是指以儒道禪的智慧應對當下現實的返本開新。”

彭富春特別強調了國學創新。“中國國學的創新，首先要立於中國傳統語言、思想、歷史之中，儒道禪是根。同時要回到中國現實問題，在當下，我們面臨虛無主義、技術主義、享樂主義泛濫，也是所謂精神空虛的時代，我們要讓儒道禪在當下講話。”

如何讓中國智慧在當下講話？彭富春認為，中國的智慧一定要立足於當代，既要從中國看世界，也要從世界看中國。國學必須與時俱進、與世界接軌，才能回答中國和世界的問題，這樣的國學才有魅力。

彭富春舉了一個國學創新的例子，即他發現的“新中國智慧”——“天人共生”。他認為，面對“天人相分”的現實，“天人共生”強調天與人互不為主人或者奴隸，而是伙伴關系，天與人共生共榮﹔由此引申出“人我共生”，即人與人之間雖然有差異，但是都是平等的，也應當拋去主奴的關系，以及提倡人與自我的身心交融。彭富春認為，國學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種資源之一，不是唯一，它的啟示作用不能夸大。國學解決不了中國當代面臨的一切問題，但能提供一種方式，啟發人們思考。

面對當前社會被“成功學”弄得浮躁、焦慮的社會氛圍，彭富春認為：“國學能教我們從嘈雜的現實回到內心，用一顆光明、純淨的心去看自己、看世界。如果人們信奉孔子學說，他就沒有仇人，懂得愛自己愛別人，這個社會也少一些暴戾之氣、‘羨慕嫉妒恨’也會無存﹔如果人們信奉老子學說，就不會破壞生態，做貽害子孫的事﹔如果人們領悟禪宗，他便不會終日煩惱、抑郁，有著豁達超然的心態。”

正因如此，彭富春一直研究、著書、講學，致力於傳播有生命力的中國智慧。但他認為，要想真正讓每個人自得、自適，僅僅傳播還不夠，還需要制度層面的設計，要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來保証公民權利和義務。在這樣的規則下，每個人將學到的智慧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的和諧。通過法律、道德、信念，構建自己的心靈家園。

彭富春對國學的研究和熱愛最根本的原因，源於其內心深處對祖國的深厚情感。從剛踏上德意志土地的那一天，他就開始想念祖國和家鄉。正如他自己所說：“德國環境優美，氣候宜人，經濟發達，文化豐富。但我始終認為，它是德國人的祖國，而不是我這個中國人的祖國。我很喜愛它的美，但我從不覺得它是我的。”

雖然在德國6年，獲得博士學位，並收到了來自導師和其他機構拋來的橄欖枝，許多甚至是名利雙收的職位，但彭富春毅然決然地選擇回國。在他辦理回國手續的過程中，需要一份政審的鑒定，必須要求加蓋當地大使館的紅印。當彭富春撥通柏林大使館的電話時，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大聲喊道：“一個留學生在德這麼多年，還願意回國，本身就是最大的愛國！”一句旁人的話語，印証了這位哲學家對祖國的情愫。

彭富春就這樣一直將中國傳統思想的繼承、發揚和創新作為自己治學的使命。

擔當：用哲學思維參政議政

彭富春不僅是一位學院派的教授，他還關心國家，關注社會。彭富春認為，學者參政議政，一方面推動了我國政治文明的進展，另一方面也豐富了學者自身的視野，提高了自身理論境界。

2001年9月，彭富春加入民革。雖然是教授、博導，但作為一名新黨員，他必須從頭學起。經過系統的學習和實踐，彭富春歷任民革洪山區工委會主委、民革武漢市委會副主委、民革武漢市委會主委、民革湖北省委會副主委等職。

在最初的階段，彭富春接觸了大量的基層黨員，他認為這對他了解基層黨員的工作、生活及內心想法很有幫助。后來，彭富春愈發從全局的高度，強調民革特色，重視組織發展及自身建設。特別是在參政議政方面，彭富春多次強調民革黨員要提高自身素質，與時俱進，號召不同層面的黨員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牢記參政黨使命，恪守職責，嚴格政治紀律，發揮民革優勢，結合區、市、省的情況，提出有影響的提案。在他的帶領下，民革武漢市委會多項參政議政成果獲獎。

彭富春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不斷從哲學的角度來探討社會問題。他積極關注武漢市環境建設，提出建立“大東湖”的概念﹔他關注武漢市現代化建設，認為武漢的現代化首先是武漢市民的現代化。2014年9月24日，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和宜昌市政府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自9月25日起，三峽大壩旅游景點對中國游客（含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實行門票免費，彭富春是最早的提案人。

“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不應隻在講台和書齋做貢獻，還可以走進社會大舞台，讓自己的智慧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彭富春說。作為一名學者，彭富春盡自己所能地繼承儒道禪的智慧，結合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實際，有所創新。他一直在試圖解決中國思想如何在當下存在，國學如何更具有生命力。在他看來，從事思想研究的人，對國家建設大有可為，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彭富春說，自己將哲學思維運用到了參政議政上。

彭富春多次參與民革中央展開的各項調研，並在其中貢獻了許多智慧和力量。2003年，民革中央與民革武漢市委會聯合調研，就武漢市洪山區城鄉一體化建設提出建議。當時，彭富春作為民革武漢市委會主委，緊緊圍繞武漢改革發展大局，提出許多意見建議，認真履行了參政議政職能。

2013年1月30日，隨著彭富春宣布“武漢雙閃志願者車隊”正式成立，200余位車主們奉獻愛心的義舉正式啟程。活動中，彭富春與車主們一起為愛心車輛貼上“武漢雙閃志願者車隊”車標，並寄語愛心車主：“希望通過雙閃車隊的愛心活動，帶動更多的市民加入到微公益的行列中，讓更多的人能在武漢感受到家的溫暖、家的關愛，只要大家齊心協力，武漢雙閃志願者車隊必將成為志願者服務體系中一張閃亮的城市名片。”

事實上，在彭富春的帶領下，從開展修路、義診、法律咨詢等幫扶活動，到實現困難群眾的一個個“微心願”，再到調動每一位民革黨員的積極性投身志願服務，民革武漢市委會在奉獻愛心、溫暖民心這條社會服務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奮力前行。

彭富春在傳達精神、組織動員的講話中，在總結工作、開展活動的報告中，總是發揮哲學家的智慧來講好民革故事，發揮精神和思想的動員力量。在民革湖北省委會理論研究與學習教育委員會暨宣傳工作會上，作為理論研究與學習教育委員會主任的彭富春號召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要深入把握好同心思想的內涵，踐行同心思想的要求，進一步開創參政黨理論研究工作新局面。他作為民革武漢市委會主委，為民革黨員講民革工作，總是受到熱烈歡迎。

作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關懷、關心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彭富春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動探索著。“對於真理的追求和對於人類的熱愛一直是激勵我生命的根本動力。”彭富春說，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除了繼承發揚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德之外，還要擁有時代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要有全球視野﹔二是要有批判意識。

篤志學術、傳道授業、博學多產的同時，彭富春還能關注民生、建言獻策、參加社會活動，在50歲知天命的年齡，彭富春每天的生活被安排得緊湊而充實，卻並不慌亂。這其中的秘訣，彭富春又用了哲學的思維：“人要有規劃，做什麼、不做什麼，都是智慧。”業余生活，彭富春喜歡喝茶、散步、聽音樂、做吐納呼吸等健身。他始終堅信專注而持久，“隻有冷靜細致地思考一個問題，才能把問題想清楚”。

使命：隻有強國文化才能文化強國

2003年，彭富春作為民革黨員提名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5年后，他連任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學校要強化心理教育”、“國學教育和現代公民教育相適應”、“在中小學開設書法課程”……擔任人大代表期間，彭富春每年至少提交兩個議案，許多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反響。

“復旦投毒案”、“南航宿舍命案”等一系列聳人聽聞的事件，讓人們愈發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而早在2004年3月黨的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彭富春就提交了“注重學生心理健康，在學校成立心理咨詢機構”的建議。

多年后，談起當時提交這一建議的靈感，彭富春說是來源於自己的教學工作。在與學生交往時，他敏銳地意識到，有的學生面對人際交往、就業和升學壓力時無法紓解，造成孤僻、抑郁等心理問題，曾經有一個學生一天內給彭富春打了100次電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彭富春就有意識地與學生交流，總結問題，查閱資料，形成后來的建議案。彭富春建議在學校成立心理咨詢機構，開設心理課程，加強人格教育，維持學生情緒的和諧與穩定。

彭富春欣喜地看到，他12年前提的建議如今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入學心理指導、心理門診、心理課程、心理導師等一系列制度在各大、中學正逐步建立和完善。

“從當選人大代表那一天起，我就思考如何擔當這份責任。”彭富春說，他會結合自己的本職工作，揚己之長，關注文化、教育及社會問題。同時，他努力用哲學思維來參政議政，他發現這樣看待問題會更加全面，可以更好地對現象進行思考，看清問題所在、症結所在，並提出具體可操作性的方案。

運用自己的“秘籍”，彭富春提出的許多建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

2009年，彭富春提出“關於在中小學開設書法課程”的議案，這份篇幅不長的議案，在人民網“‘兩會’專題”最維護國體的十大議案提案調查中，以15%的網友支持率排名第三，並激起了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探討。採訪彭富春時，筆者帶了兩本他的著作。彭富春看到后，欣然為筆者簽名。他拒絕了筆者遞給他的中性筆，從自己包裡掏出一支軟頭簽字筆，用毛筆的握筆姿勢寫下一行字跡遒勁的贈語。

彭富春自己就一直堅持練習書法。他說，行筆的輕重緩急能讓人體會到漢字獨特的美。而且練習書法能夠修身養性、陶冶情操，人在書寫過程中會感到內心很安靜，寧靜致遠，靜能生智。

彭富春在練習書法

除了“最維護國體的議案”，用哲學思維來思辨的彭富春，經常觀點鮮明，邏輯清楚，引發眾人思考。他參與的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節目中關於“獸首之爭”的激辯PK，就非常引人關注。

“對於獸首拍賣事件，有人說它違背游戲規則，是程序上的不正義，也有人說它以毒攻毒，是道義上的正義，在我看來，要表達愛國之情，與其用這一億元參加競拍，倒不如去修一千所希望小學來得更加實在。愛國，需要熱情，更需要理性！”

當彭富春在節目中當著觀眾旗幟鮮明地亮出“愛國理性論”時，演播室裡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回憶起那次參加節目，彭富春說原本只是想來聽聽別人的觀點，並沒有上台參加辯論的打算。可當他看到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在拍賣事件、民族情結等問題上展開唇槍舌劍的激辯時，一直靜靜坐在嘉賓席上的他再也按捺不住。

彭富春說：“愛國需要理性，需要體現出一個大國的氣度，避免陷入愛國誤區，否則愛國主義可能會演變成極端民族主義，愛國可能會變成害國。”他的“愛國理性論”獲得許多網友留言支持。

2011年，彭富春去孩子學校看表演，發現孩子們被老師安排穿上“漢服”，齊聲誦讀《弟子規》等，這引發他的思考。彭富春認為，《三字經》和《弟子規》並非儒學的經典，只是通俗的讀物，它裡面除了有孔孟儒學的經典東西，還摻雜了許多陳腐的觀念，比如君臣觀念、主奴意識。這些觀念照搬拿給孩子們，非常不合適，在當下應作為糟粕剔除。擔任人大代表的彭富春據此撰寫建議案，批評“國學熱”亂象，建議一經媒體報道就在網絡上引起很大反響，一個晚上就引來十幾萬人的回復。

這中間當然也不乏反對意見，有人會叫他“彭復古”、“彭古董”，比較極端的時候彭富春還招來謾罵、攻擊甚至恐嚇。但彭富春對這種現象頗為豁達，他認為無論贊成還是反對，傳統文化能夠引發全民討論，這對於其傳承和發展絕對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應該有義務、有擔當，直言敢諫。”

尤其是當下，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影響和重要意義，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彭富春認為，這極其重要，把握了中國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隨著國力的增強，文化的自身建設就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對此，彭富春還有很多思考。“建設文化強國，應發展強國文化。我們需要的強國文化是要有強大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利於國家復興的文化。”彭富春認為，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首先要“摸摸家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中精華的標准應該是合乎科學、民主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一定要足當代，跟當下中國現實結合在一起，同時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借鑒外國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創新。“要使得傳統文化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氣派﹔在當代中國有正能量，在當代世界有生命力。”

彭富春曾在2008年全國“兩會”的小組發言上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時他7歲的孩子認為動畫片都是西方出的，還曾說“沒到迪士尼，就不算去了香港”。從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支撐迪士尼運作的有五大事業部：影視娛樂、媒體網絡、互動媒體、相關消費品、主題樂園，迪士尼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創意產業。彭富春認為，目前我們缺的正是這樣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文化和文化產業。要實現文化繁榮和發展，政府應該鼓勵打造劃時代的文化作品，並借“中國制造”、“中國創造”出海，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魅力”，輸出“中國價值”，強壯“中國國力”，使文化這一“軟實力”，成為中國經濟的“硬支撐”。

“無論是文化事業，還是文化產業，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的主體肯定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是現代的，而不是復古的。一個保持了中國同一性同時又具有現代性的文化，是我期待的當代中國文化。”彭富春說，文化是一個民族心靈的“后花園”，讓中華文化走出國門、融入世界，是大國崛起的必然趨勢，也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們要更進一步地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從而抵達文化強國的彼岸。”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彭富春認為，這既表達了時代對於思想者的召喚，也傳遞出思想者對於時代召喚的積極回應。如何彰顯中國思想的時代特點和時代精神？彭富春認為要立足當代現實，要對話世界思想，要勇於個人探索。

通過自己的人生經歷，彭富春深深感受到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從之前異國求學遭受輕視，到如今國力增強受到尊重，彭富春說：“祖國強大了，我們深感光榮與自豪。個人奮斗非常重要，要通過個人奮斗推進社會發展。而自己奮斗的同時，也要努力推動其他人一起奮斗，共同改變國家和世界。”

筆者在交談中深深感到，彭富春淡然於心、從容於表，看待問題很通透。當問及現代社會彌漫著焦慮與暴戾之氣時，彭富春多次強調中國古典思想、優秀傳統文化的力量。他說，有了這些思想，人就會有精神家園，能教我們從嘈雜的現實回到內心，用一顆光明、純淨的心去看自己、看世界。看著他的眼睛，我仿佛看見了他的光明、純淨的心……（摘自《親歷者贊——民革人物報道集》第六輯）